毛里求斯的客家华侨与“中国小店”

2020-01-03夏远鸣

客家文博 2020年4期

夏远鸣

除了采矿与种植业之外，经营小杂货店也是海外客家华人重要谋生方式，在东南亚地区，客家人称这种杂货店为“阿弄店”[1]。其实在非洲地区的客家华侨，也多以经营小杂货店为主，这一点在客家华侨集中的毛里求斯体现得非常明显。毛里求斯客家华人开的小店，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小店”。本文通过考察毛里求斯的客家华人经营的小店，来探讨小店与华人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一、毛里求斯华人概况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西南部，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岛国，面积2028平方公里。毛岛面积虽不大，但居战略位置，素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之称。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毛岛首都路易斯港是联系欧、非、亚、澳四洲的海上交通枢纽。毛里求斯原为西南印度洋上的无人居住的荒岛，1598年被荷兰人偶然发现，163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占领了这个岛屿。171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接替荷兰统治该岛；1810年，英国人占领该岛，并于1814年将其列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建国。

这个与中国远隔万里的岛屿，至少从18世纪起，便有华人移居此地。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后，1860年，中法、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新条约规定，公民可以合法移民。另一方面，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政府逐步放宽移民入境的限制。1862年、1865年英国殖民政府两次颁布法令，放宽对外国移民的限制。到了1877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移民法，取消外国移民入境须事先经过批准的规定，并免除移民的保证金，此之谓1877年移民法。[2]在这项法令之下，大量华人开始移入毛里求斯，其中包括福建人、南顺人（南海顺德人）、梅县客家人。其中最早进入的是福建人，然后是南顺人与客家人。在19世纪最后10年间，为客家人移民进入毛里求斯的高峰期。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华人内部族群人数的消长变化，南顺人、福建人比例降低，客家人数量大增，占毛里求斯华人数量的90%，因此毛里求斯成为一个以客家人为主的华人社会，这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一个特色。20世纪80年代，华人数量达到高峰，大约有三万多华人。

二、毛里求斯中国小店发展背景

毛里求斯的客家华人从事零售业，也就是俗称的开店。华人零售业是在19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客家华侨凭借其精明的经商能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将自己的商店渗透到全岛城乡地区，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网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华人移民都属商人阶级。[3]而最初，法国殖民者将华人大规模引入毛里求斯，是希望中国移民能够在种植业方面有所贡献的，但最终华人还是在零售业方面取得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1、自由民的产生与零售业的发展

早期毛里求斯岛上居民，很大一部分是种植园的奴隶与学徒工。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其经济生活也是受到限制。1833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废除奴隶制，当时毛里求斯的6万多名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也获得自由。另外，19世纪上半期，当时社会有三分之一是学徒工也期满获得自由的生活。开始自由生活的黑奴与学徒成为自由民，分居于全岛城乡。由于他们的购买力非常小，所以从事大宗贸易的欧洲商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给华人零售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被称为毛里求斯华人之父的福建人陆才新成立了商业公司，并训练带来的五个同伴，让他们主持分店，这种紧密合作的方式，成为后来华人商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并迅速扩展至全岛。随后的梅县客家人与南顺人延续了这种商业模式。他们把商店渗透到毛里求斯城乡每一个角落。

华人迅速把生意做到这些自由民的社区，他们把日常品带给当地居民。几乎有克里奥人（即当地土著与外来移民的混血儿）居住的地方，就有中国商店的存在。这样，从事零售业的华商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形成一个共生关系。在刚刚解放奴隶时的毛里求斯，一时充斥自由民的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离开国家经济活动的学徒以及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得益于华人的零售业的流通与交换，让这个群体得以固定与稳定下来，弥补了毛里求斯早期自由民社会结构上的不足。

2、糖业社会的形成与华人小店

毛里求斯是一个火山岛，火山灰形成的土壤非常有利于甘蔗的生长。19世纪后半叶，毛里求斯蔗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大量的甘蔗种植园以及从事甘蔗种植的工人，这种产业结构，使得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毛里求斯形成所谓的“糖业社会”。

根据甘蔗生长的周期，糖业分为“榨季”与“非榨季”。在榨季里，人们收入多，在非榨季，人们收入较少。在19世纪的毛里求斯，经济单一，所需日常品与食品需要进口，中国商人成功的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为了在非榨季维持生意，帮助甘蔗种植者维持生活，华人创造了“赊账制度”。事实上，赊账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非常盛行，并非新创。这是一种基于互信基础上所形成的商品交易方式，中国人其实都不陌生。这种制度非常完美地嵌入到毛里求斯糖业社会。这保证了任何季节里，居民都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商人与顾客之间相互依存度也更大。开在居民区的中国小商店与社区居民融合在一起，赊账制度也更有基础。

根据赊账方式，顾客到店里买东西，先拿走商品，记在账本上，然后到一定时期再来结账。这种基于熟人社会互信的赊账制度，不但在零售业方面，而且在整个贸易系统中都很普遍，这也保证了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把店铺开到全岛。因为拿货可以先赊，这让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原始成本，便可以开一家店。

三、中国小店的经营情况

中国小店能够遍布全岛，与其经营方法也有密切关系，包括开店的地点、商店铺展的方式、经营者的努力等。

1、上山开店与“过埠”

在毛里求斯，华人在乡间开店，称之为到“山上”开店，这是根据开店地点的地貌特征所形成的一称呼。在毛里求斯，所谓山顶，是指地势较高的地方，华人一般称之为山顶。[4]华人在山顶经营的商店绝大多数是杂货店，出售的物品有大米、面粉、面包、植物油、动物油、香烟、火柴、罐头、酒、布匹等。[5]

在山上杂货店，每隔一段时间要去进货，进货通常是去路易港。路易港位于毛里求斯岛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还是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和主要港口。路易港也是商品批发的中心。客家人称到路易港办货为“过埠”。出于认同以及信任等原因，华人喜欢在本族群批发商那里拿货，这也巩固了华人的商业地位。事实上，许多还是本家族的批发商。有的家族形成连锁零售链。以当地华侨林孟超家族为例，他的祖父曾经以小店起家，后儿孙辈出生后，他便坐镇路易港，专门负责批发商品，而子孙们全部分配在“山上”去开店，每个周末大家来路易港办货，并在这里聚会，第二天将货运回到小店里，循环往复。

2、小店经营者的日常生活

经营小店是非常辛苦的。小店一大早便开门营业，到很晚才打烊。一天营业结束后，还要准备第二天营业的商品，如打包商品等；另外还要打扫卫生，结算当天的账目等。到了1957年，毛里求斯经营条例颁布，华人店铺营业时间才被迫缩短。而刚刚开的小店，许多也都非常简陋。客家华侨何梓楠在《毛里求斯罗帝利岛华侨史略》一文中描述了华侨经营小店的情况：

当时他们没有巨额资本，故虽名目上是自建店屋，不用凭店经营，在埠上虽有几间用铁皮铺盖的木屋店，颇堪象样。但在山区和海旁开设的商店，真是简陋不堪。他们竟用木杉入地建成，盖以葵或茅草，这样的商店建造，真是全球少见。故当时有一华人茅店，被祝融侵犯，全部焚毁，但你不要忧心他损失甚巨，因为全店货物，其总值不过三五十盾。观此：可见当时罗岛的华人商店，简直是店不成店，象一茶棚烂推子罢了。但观此乎，乃可惊奇发现，我们华人的刻苦耐劳，不嫌卑鄙，不怕劳辛，艰苦闯进，刚毅不怠的创业毅力精神。这一代老人，他们像龟一样的慢步缓行，蹉跎岁月，劳瘁一生。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到底因为克勤克俭，他们到老终有微小成就，竖立起华侨的经济基础。[6]

……

“二战前，罗岛华人商店，他们主要营业，是以卖面包、饼食、糖制食品为主，其余是兼卖些糖、米、生油、枧等必需品。……故当时各店，多在店后自建一面包炉。店主凌晨二时起床，便走入面包炉茅棚里，做面包、饼食等，直到晨五时做完面包后，又立即走入厨房，做油炸食品。早膳后，留老妻看店，他又要做些糖类食品以应市了。这样的日夜辛劳，胼手胝足，以求两餐清茶淡饭，节衣缩食，以积聚从血汗得来的可怜薄利蝇头。幸凭祖宗遗传下来的传统聪明慧质，善于经营，故今日我们华侨，才有些微小成就。”[7]

引文中的描述，是毛里求斯华人小店的真实写照，具有代表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华侨经营小店的艰辛。

中国商店的组织分工明确，且具有家庭式特征。男人负责管理账目，与批发商交易，员工招聘、客户关系以及与其他华人社团联系；女人则主要服务客人，料理家务以及其它的店内杂务，照顾小孩。甚至在怀孕期间，仍然会在店里工作，直到分娩。在接生婆的帮助下，老板娘在商店后方狭小的私密空间诞生下婴儿。中国女人不知疲倦，在柜台后，在家庭中，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和劳动。有的妇女将晚上和孩子睡觉的小屋改造成一个简单的裁缝铺，每天从凌晨开始加工旗袍。1950年前后，加工12件旗袍也只能赚到1.25卢比，这便是她们每天唯一的收入。[8]

年轻的移民初到，一般都是先当伙计，扫地、整理、打包；与顾客接触是不多的，他们要学习当地的克里奥语（法语与土著语的混合语言），夜里就在柜台上睡觉。后来到店堂里干活，学习买卖，应酬顾客。当不卖东西的时候就备货，如把谷子装进袋里，做糕点，切肉、量朗姆酒等。

如果学徒期满，就去经营他老板的店堂。三年伙计结束后，开始独立开店，自己成为店主，这时他又雇佣家人，就这样循环往复。一家一家商店开起来，移民也一代一代得以在异乡立足。新开店时，也需要朋友的帮忙。他们常常以“做会”的方式筹集资本。通常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每人出一份钱。看谁的利息出得最高，最高者取走全部的集资款。这种方法在华人圈内非常盛行，这其实是原乡华人一种常见融资模式。这种融资模式完美地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3、行商——流动的零售业者

华侨的零售业除了开店的“坐贾”以外，还有“行商”，即走村窜户贩卖商品的华人。19世纪法国文学大仲马著有长篇小说《乔治》，这是以毛里求斯为背景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多处提到华侨与中国。对于中国人，大仲马这样描写到：

中国人个子小，胸部扁平而肩膀宽阔，脑袋光秃，胡子下垂。他们讲的土话谁也听不懂，然而人人又都用它打交道，因为中国人什么货物都卖，什么手艺都会，什么职业都从事；因为中国人就是这个殖民地的犹太人。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客家华侨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从而实现商品交易。据毛里求斯著名客家华人朱梅粦的女儿朱志筠回忆，他的爷爷初到毛里求斯，便是这样一位流动的商贩。她回忆到道：

每天，爷爷背着货物，随师傅到甘蔗种植园，或到遥远的农村和移民聚居区去做生意，只要欧洲商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们都去。背篓里装着米、布匹、火柴，有时候换来钱，有时换来各种货物。他们与当地人语言不通，就准备一个手杖，用来指示货物，怀揣着几枚固定的硬币，用作讲价的数字。爷爷的生意看上去很小，小至一根香烟，一杯咖啡，薄利多销，诚实守信，爷爷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而爷爷却常常在拨算盘的时候发愣，爷爷又想到梅县的家了。[9]

通过这段回忆文字，我们感受到客家华人在商品交易时的艰辛，同时也对交易的技巧感到吃惊与好奇。这些行商，是零售业的另一种形式，与固定开店的零售业相得益彰。

4、“前店后屋”——店屋合一的模式

华人小店之所以能够迅速遍布全岛，与店面的布局方式也有关。商店外观差不多，多为木质板房，门面朝街，楼上或门店后面是住所，也兼作仓库，货架上主要出售各类商品。这种前店后屋的模式，是华人小店重要性的另一个方面。这种结构将营生与居住空间结合在一起，同时解决了居与业的问题。

这种结构下，前店是经营区，是谋取生计的生产区；后屋是他们居住的地区。这种小店的结构，将生产与生活区合而为一。这同时给华侨移民提供了安居乐业的场所——既安居，也乐业。

这种结构的中国小店为新移民提供了生计、工作、住处，并获得廉价食品，让新华人移民得以在毛里求斯立足。毛里求斯华侨的商店，也成为接待新到的移民的第一站。新移民在这里熟悉当地的生活方式，同时这里他们也获得第一份工作。新到的人，最初的工作是做饭和在店里干杂活。这是一个熟悉的过程。这些人的工作，通常是由那些在毛岛已经站稳脚根的人负责。

有的店里还安放有祖先神位。这样也将信仰空间置于同一空间之下。1886年7月20日，英国殖民波普·亨尼西总督为华人辩护的一次讲话中，说到：

走进城内华人经营的小店铺，你会看到些什么呢？在店铺的一端，在晚上你会看到一盏燃着的小油灯——你只有在晚间才会注意到这盏灯，其实他整天都摆在那里，摆在祭坛面前，这是他们自己宗教形式。[10]

因此，华人的一间商店，其实已经是一个复合体，其功能不单单是谋生之所，还是一个华人家庭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也是一个移民接续点，通过这个点，得以让新移民不断地前来。

四、商店与华人社会结构

华人零售业杂货店多数是没有雇佣店员的，有些侨胞自己一个人单独经营一间杂货店，多数是夫妇合力经营一间杂货店，所以非常忙。另外还有一些侨胞还要抽空亲自造糕饼，制糖果，所以不少侨胞还扶病工作。由于工作忙，所以交际少，每年只有仅有的几天节假日，所以平时很少走动互访。

这种分散的居住模式，也影响了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结构。因为小店都在郊区乃至乡村，而又相距甚远，所以极为分散，所以侨胞团叙比较困难。唯一他们活动的交集，便是他们办货的路易港。在乡村的华人店主，需要定期前往路易港办货，客家人称其为“过埠”。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在埠上过夜以及存放货物，所以需要一个场所。这种情况下，各个姓氏便修建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旅馆。这些旅馆既可以为族人提供住处，也可为族人存放货物。后来渐渐发展成类似传统宗祠的机构，在这里供奉祖先神位，每年定期举行春秋大祭，一起聚餐，交流感情与信息。

在毛里求斯，几乎每一个姓氏都在路易斯港口建立有旅馆。在路易斯港唐人街上，有各姓的旅馆，随处可见，如林氏旅馆，张氏旅馆等。有的家族的老者，坐镇路易港旅馆，指挥家族商业网络，如祖籍梅县白宫阁公岭的林氏家族便是这样。林氏家族建有“林家馆”，又称“林氏集义会”，属于较早来到毛里求斯的姓氏之一，也是人数比较多的姓氏。林氏家族在唐人街购买白人的房屋，开办“林家馆”。据仁和会馆的会长林孟超介绍，他祖父曾坐镇林家馆，然后派其儿孙到山上或乡村里去开店。每个周末，各地林姓家族的人来到埠上办货，然后在林家馆歇脚休息。林家馆里有专人做饭，也有睡觉的地方。饭后，前来办货的人在这里休息或打麻将。后来，这种因为商业需要而形成的各种旅馆，又变成了小孩子读书寄宿的场所。一些在乡间店主的小孩要在路易斯港读书，他们便寄宿在自己姓氏的旅馆里。再后来，这些旅馆也渐渐发展成一个祭祀的场所。每年在固定的日子，一起到这里祭祀先祖，然后一起参加宴会。

有的宗亲组织是各地同姓宗亲联合起来的，类似传统联宗合族的模式。这一点以李姓“陇西堂”表现最为典型。毛里求斯的李姓，来自多个祖籍地，分别为白宫龙岗、梅南罗田、长沙镇小密村。这些不同地方的李姓原来有自己的宗亲组织。如龙岗李姓族人成立了“龙岗自治会”与“龙岗公所”，罗田的李姓创办了“罗田自治会”（又名“李家馆”）。1900年，三地李姓宗亲联合起来，购置馆所，申请注册，成立了陇西堂。[11]陇西堂会所也是每星期从山区来路易港办货的宗亲歇脚地。据华侨回忆，在山区开店的同宗，每星期一到路易港补货，当天回店，如有事则住陇西堂一两天。[12]同时也接待往返南非、留尼旺等地同乡。会员常常会来此询问有无祖国来的家信，或凑份结婚贺礼，或打场麻将进行消遣，然后随货车返回山区商店。

因为这些姓氏虽然同姓，但在空间上并不是像在老家的村子里一样，聚族而居的，他们多是分散居于山区开店。所以这些宗亲会会馆非常重要。除了实用性的堆货、居住之外，这是一个信息交流的空间，也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空间。

五、中国商店对毛里求斯社会影响

中国人的商店遍布全岛每一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平原，形成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毛里求斯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小店为毛里求斯零售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通过多元化的经营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1、中国商店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便利

毛里求斯华人内部共享人脉关系、财物资源，将商店开到甘蔗田、偏远乡村，为工人、手工业者、渔民提供基本生活品。中国商店很快成为岛上居民生活的“神经中枢”。

最初起源于唐人街的赊账销售制度迅速在农村普及，这种完全基于信任的借贷模式也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尽管生活拮据，但通过借贷或赊账，当地的人们终于可以吃饱饭。有时人们还会以货易货，用蔬菜、禽蛋来交换食用油、面粉、大米以及灯油等生活必需品。经营小店的华人一般在农闲季节赊账，待甘蔗丰收，拿到工资后再来偿还，一个“滚动”的支付模式就此形成。几十年间，全岛除路易港外，中国商店是毛岛民众采购的唯一去处。

2、中国商店的社会作用

中国小店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除了出售商品外，中国人的商店还是人们聚会休息的场所。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商店迅速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有的在商店门口喝饮料解渴，有的在这里喝酒，或在这里乘凉，以消除一天的疲劳。[13]早期的毛里求斯，由于其社会基层组织尚未完整形成，一个社区没有官方的公共场所，中国小店便充当了这种功能，所以小店常常成为村民议事的地方，商店甚至扮演着村委会的角色。

另外，商战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帮助，解决了居民的一些突发性需求。如借款、使用电话，为穷人赊购商品等。2005年，一篇赞扬中国商店的文章写到：“如果没有中国商店提供赊账服务，一桩婚事就无法操办。即使店主知道很多新婚夫妇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也无力还债，却依然有求必应。”[14]这充分说明中国小店对于当地聚落的积极意义。1886年7月20日，毛里求斯的英国总督波普·亨尼西在一次讲话中说到：

事实上，中国侨民不但远不是一种危险，而且大大有利于全体人民，正如总检察长说，尤其是有利于穷人。我们都知道，在这岛国的几乎所有的十字路口，人们可以看到造得很好的石结构的住宅和店铺。这些住宅和店铺都是华人在过去几年内建造的。毫无疑问，这些中国侨民曾设法向社会中较穷阶层的人们出售令其喜欢的廉价、简单的货物。……他们是帮助分配人们所需食物的一个阶级。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投票赞成任何类似支持这一限制政策或给华人带来不便的政策的动议。[15]

这位英国总督的话，代表了对华人商店的高度肯定。

六、华人商店的变迁

1950年以后，毛里求斯华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以零售业为主，但开始受到其它新的零售业的冲击。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由于职业多元化，而转向其它的谋生方式，华人商店开始走向衰微。毛里求斯独立以后，毛里求斯试图改变原来单一的糖业经济结构，开始实施自由出口贸易区政策，促进了华人经济向更高级的层面发展。

1、超级市场对于华人小店的冲击

1980年代，华人零售业开始受超市这种新型零售业的冲击，零售业开始衰落。1980年3月9日，毛里求斯的《镜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荷精一家超级市场不久建立，一般小型商店将受普遍影响》的文章，显示了新的零售业模式对传统华人零售业的冲击。文章写道：

超级市场在本岛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几年前在鸠必区先后建立了两家超级市场，一家外资，一家华资。两家的营业规模相当大。

据悉，另一超级市场，将在荷精市建立，市场地点在该市原火车亭侧面兴建中。……据商界人士说，如果超级市场继续在各地建立的话，小型商店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超级市场以小型商店所不会有的优点，如冷气设备，较廉价的罐头食品，别具心思的陈列，有奖竞赛和特价优待等商场手段来招徕顾客的。超级市场如普遍建立起来，那么小型商店的处境是难堪设想了。[16]

不过，文章也认为，虽然在面对商场手段的竞争下，小型商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小型的商店依然有着超级市场所不持有的便利条件，这些小店的优点在于：

（1）地利。小型商店多处于住宅区，不像超级市场多在商业区。在购买临时和零散应用的货品，多数人会选择小型商店，不用花费汽油或车费，时间与精神。

（2）人和。小型商店的顾客多是左邻右舍，范围不大，顾客上门多次就自然与店主相识，日久之下基于感情亦会经常上门交易，超级市场是以自助服务的形式经营，加上顾客范围极广，未能有此优点。

（3）营业时间较长。小型商店的营业时间多是从早上七点至晚上七点，因为店主是居住在同一间店屋，能向顾客提供较长的营业间。

（4）较佳的服务。由于小型商店多是店主本身经营，所以服务较佳，多数的店主都会为顾客代为免费运送所购买小数额货品，超级市场只代顾客发送礼篮而已。

（5）欠账。对于老顾客来说，小型商店是可以提供欠账的服务，可信任的顾客在购买货物时可暂时无需付款。只须每月底付还结单之数目，不似超级市场的现钱交易。

（6）更换货品。顾客可以在小型商店更换所不适应或已购买的商品，超级市场有货物出门，概不退回的规定。[17]

事实上也证明，正是小店的这些优点，新兴的超级市场并没有完全把华人小店击垮，并且有所调整。根据毛里求斯归侨刘新粦回忆，他于1986年第一次回毛里求斯时，华人经营小店的情况还是没有变，只不过店面发生了变化。以前商店是前面售货，后面堆货与住人，条件艰苦，到了80年代，华人开始另建住宅楼居住，或者在商店楼上再盖一层作为住房。另外，经营的时间也有变化。以前常年无休，每天从天亮干到晚上九点，长达十四五个小时，80年代时，中午休息，星期天休息，每天开门营业时间为8小时。[ 刘新粦.雪泥鸿爪[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74.]这反映了华人商店的发展，特别是人店分离的模式，是对传统商店的一大革新。

2、新一代华人就业方式的改变与华人商店的式微

虽然超级市场对于传统零售业产生了冲击，但华人的小型商店充分利用本身所持有的优点，仍然在维持，并没有因此而式微。真正让华人小店退出历史舞台的，并不是超市的竞争，而是新一代华人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改变。

由于经营商店非常艰辛，所以新一代年轻的华人都不愿意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特别是随着新一代华人加入国籍以后，成为毛里求斯国民，享受更高等的教育。从学校毕业之后，他们更多地选择医生、律师、会计等自由职业，这些职业既自由又轻松，还比较体面。这样老一代华人的商店无人继承，导致华人传统零售业式微。

3、华人新的商业模式发展

虽然由于年轻一代择业方式改变而导致华人商店的式微，但有些华商经过发展，开始从小店发展成大型的批发商，渐渐做大。经过发展，那些生意最好的零售商开始成为半批发性质的商店，然后渐渐发展成为批发商店。有的华人商店也发展成超市。特别是毛里求斯独立以后，华人的商业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们的商业领域与项目的扩大。如粮食进出口批发、洋行等，这些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华人后来都可以进入。华人经济地位的改善，表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18]

1970年代，华人林满登推动毛里求斯建了免税出口加工区（EPZ），此举在毛里求斯经济带来奇迹。后来经过不断的推动，吸引了大量东南亚、台湾、香港的华商前来投资，取得良好的效果。林满登也被称为“毛岛出口加工区之父”。这些都代表了毛里求斯华人商业的新变化。

随着华人谋生方式的改变，原来基于小店而产生的一些华人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变化。如，原来为方便来路易港办货而成立的一些各姓旅馆，其功能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它们渐渐成为各个姓氏的宗亲会组织成年节活动的场所。有的甚至已经破败，如曾经辉煌一时的“林家馆”老馆已经因废弃而另立新馆舍。新的馆舍出租给人进行商业营业；而陇西堂馆大楼则用来开展文体活动，设立中文补习班等。这些都是因为华人谋生方式改变而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