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蕊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 徐州 221004）

中国传统仕女画是中国人物画中的一科，以其特殊的取材范围而拥有独特的审美意义。仕女画是指中国人物画中以女性形象为描绘对象的绘画，因旧称贵族妇女为“仕女”而得名。仕女画在早期并没有特定的定义，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专指以封建社会中上层士大夫和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中国画，最早使用“仕女”一词的是在唐代，但这一词汇在当时还没有被广泛传播，唐代仕女画在当时被称为“绮罗人物画”，而“绮罗人物画”逐渐成为人物画科中专指描绘上层妇女生活题材的一个分支。到宋代，“仕女”一词才普遍使用。后来仕女画泛指以美丽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中国画，这种观点沿用至今。

历代仕女画的设色都有着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并且在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上都有所不同。通过梳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的内在规律，总结其设色方法，以求吸取经验，发扬优势，借古开今，更好地指导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有利于提升创作水平。本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基本规律

“随类赋彩”是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的重要基本规律之一。而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的另一基本规律是由重彩转向淡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类赋彩

中国画的色彩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它不同于西方绘画的自然色彩观。中国画的色彩强调主观意识的表达，创作主体情感的表达以及画面的装饰效果。中国传统仕女画的画面设色更加注重形式美，主观性和表现力，在其色彩的构成和结构上都表现出独特的主观原则和观念形态。中国传统仕女画用色单纯而简洁，画面自然、淡雅而又韵味十足。绘画中说的色调、色彩、色度、着色、设色、墨色、墨气等等，均指色彩的运用，画论中称为“随类赋彩”。随类赋彩，主张绘画的色彩应按照不同的具体物象而赋予具体的表现。“类”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色；而“赋”则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思想意愿的体现。赋彩即施色，是随类客体性的主体表现。所以“赋彩”是从画者的主观出发，对色彩的进行艺术处理、加工变化，而很少去考虑客观。赋彩多用原色，对比强烈。《六法论》提出“随类赋彩”的原则，即是从形体的基本颜色——固有色出发，去观察和表现颜色。设色多是从主观出发，从形体的固有色出发去观察和表现色彩，而很少考虑到客观因素，这是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设色的基本规律。

正是由于对固有色的强调，才使中国画的色彩单纯而又明亮。但是，重视固有色的表达并不意味着让各种形体的颜色简单叠加，画家会根据画面需要进行主观性的设色表达，以适应其审美要求和画面的意境，从而产生出高出画外的气韵及格调。古人强调用笔要有“笔气”，用墨要有“墨气”，用色要有“色气”，其实“色气”就是指色彩的调子。色彩的调子，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主观世界的表现。首先一幅好的仕女画设色应根据被画对象本身的固有颜色，然后再根据画面的整体需要统一色调，而作局部改变与调整，使色彩灵活调配且富于变化、统一协调。

（二）重彩衰微，淡彩兴起

从中国历代现存的仕女画作品上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传统仕女画设色是由重彩工笔转向淡彩、水墨。

1.以线立形，兼施重彩

最早的仕女画物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帛画——《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2月在湖南省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此图又称《夔凤美女图》，画中人物略施色彩，有一部分用金、白粉彩。《人物龙凤帛画》刚出土时是带有颜色的，因颜色接触空气迅速氧化导致大部分颜色尽脱，就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所以笔者推断《人物龙凤帛画》最早也是一幅重彩画。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是一幅绢本设色画作，画中使用了朱砂、石青、石绿、赭石、石黄、白粉等矿物质颜色（也称作石色），画中色调绚丽丰富、浓烈偏暖，具有工笔重彩画的典型特征。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虽然都是后人摹本，但还是能够看出其人物画设色的特征，两幅图中都运用了浓重的颜色，例如朱砂、赭石、白粉等，使得画面整体色彩沉稳厚实、清丽脱俗。

六朝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和以西域地区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影响逐渐深化，人物画设色技法有所发展，由平涂着色法进入到晕染着色法，这种方法在后世的人物画中被广泛运用和发展。隋唐是我国古代人物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尤其是唐代出现了许多擅画仕女画的杰出画家，如张萱、周昉等。他们的传世作品，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等无一不是中国仕女画的稀世珍品。周昉“创造出‘水月观音’形象，被时人尊其画风为‘周家样’，为历代画家所推崇。”[1]宋以前的仕女画多采用重彩着色，颜色雅正厚实，绚丽丰富。传统仕女画人物面部多采用“凹凸画法”和“三白法”施色。“凹凸画法”是古代画家们对于现实人物的写实性刻画，画家们综合利用“深浅法”和“高光法”，重在渲染人物面部的结构，以表现人物面部的凹凸起伏变化，从而达到人物面部立体、逼真的效果。“三白法”是用胭脂，朱磦和赭石调成的肉色稍加画出结构，然后用蛤粉罩染面部，再用重粉染出“三白”。直到明代的“波臣派”采用了淡墨渲染出面部阴影、凹凸，然后再以颜色反复渲染数遍的肖像画写真法，人物画才开始用墨来渲染面部。

传统仕女画中除了用墨染发髻、眉眼之外很少用墨渲染人物的面部，基本上都是以颜色来渲染面部。在人物服饰、器具、背景等的设色上则会根据需要用不同深浅的墨色进行分染，从而突出人物、丰富画面，使画面整体更加立体丰满，这时的墨更像是起到了颜色的作用。绘画中的设色，可以弥补笔墨的不足，丰富形象美，更赋予生趣与感染力。好的仕女画可以使用色彩来增强物象的魅力，当然色彩的使用必须协调、合理、整洁和恰当，否则将会是弄巧成拙，从而影响画面的效果。一幅优秀仕女画作品的色彩应该是丰富、生动和明丽的，给人以新鲜、愉悦、明快和优雅的感觉。

2.以墨为主，以色为辅

唐代人物画出现了两种风格的绘画样貌，与丰肥浓丽、热烈放姿的“周家样”相对的是水墨轻成、淡然飘逸的“吴家样”。此时，人物画设色也有了重彩与淡彩之分。由吴道子所创的“吴家样”，“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他的画施淡墨，设色也仅用淡赭着色，开创了中国淡彩人物画。“唐宋以后的工笔画，受‘以墨为主’‘以色为辅’观念的影响，通过把墨的干、湿、浓、淡、焦与色彩的变化联系起来，以达到色与墨的完美结合”[2]这说明了自唐始，画家们开始着眼于墨色，并将其作为绘画的一种表现手法，“以墨当色”的审美意识开始确立，并经后世继承、发展至精微。

宋元时期，山水画与文人画兴起，人物画逐渐衰落。由于宋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文人画的兴起，宋代人物画表现技法呈多元并存之势，重彩、淡彩、白描、水墨兼而有之。但是与唐、五代时期的人物画相比宋代人物画设色整体偏向了精细工整、清丽淡雅。“宋代也是中国设色工笔画‘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之世。”[3]宋代仕女画的表现对象也由“宫廷贵妇”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这一时期的仕女画人物造型写实，形体比例得当，神韵自然生动，线条精微细致，设色匀净雅洁。元代作为外族统治的时期，汉人身份卑微的社会现状令画家们内心愁苦，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对于仕女题材的创作也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由此导致了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至明清，“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的设色观已成为主流，在此影响下的仕女画设色以淡彩为主，或者水墨轻成，不施色彩。明代仕女画在人物造型上有所发展，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实，在仕女画的表现手法和技法上也更为丰富多彩，除了工笔以外还出现了兼工带写和水墨的形式。

以水墨形式出现的仕女画在元代时便初见端倪，在明清时期发展壮大。清代仕女画的风格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般的“病态”美感，造型强调姿态优美，风格崇尚淡雅飘逸，仕女画设色在承接前代传统之外，由于西法的逐渐传入，将西方绘画的优点融入到了仕女画的表现技法上来，在设色技法上有了更多的发展。例如表现人物面部结构，如镜取影，形体有了一定的高低变化，面部设色更具体积感，面部结构高低起伏更加明朗。这也给当今工笔人物画的革新开辟了道路。中国当代人物画设色均会采用墨色来“打底色”，面部也会采用，以体现人物面部的体积感，提升画面深入刻画的细致程度，增加艺术美感。

二、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方法

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强调以水色为主，兼施石色的多种技法并用。画面常常运用淡色进行分染和多次罩染，以淡色的“层层递进”达到厚重色彩的效果，这里的重色并不是“死色”“板色”，而是厚重的“活色”，正所谓“薄中见厚”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仕女画重视“三矾九染”的制作工序，对画面通过局部分染、层层渲染和整体罩染等工序进行反复制作而成，使人物、服饰及背景等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而在色彩上追求薄、厚、透的效果，设色生动艳丽。中国传统仕女画多运用勾线平涂的方法，这种大面积的平涂处理使画面效果单纯而强烈，让人一目了然；而且传统仕女画善于运用对比色和互补色，这样便使中国传统仕女画的色彩具有艳而不俗、明丽轻快的整体风貌。

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方法，历代因其社会背景、审美取向等的不同，对仕女画的表现方法也不相同，历代仕女画设色方法当然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分染法、罩色法、平涂法、勾填法、反衬法、撞色法等等。由于着色方法不同，画面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各有差异。在传统仕女画中有如此之多的设色方法，我们应根据画面需要而灵活掌握。当代许多画家在传统设色方法的基础上又对设色技法有所创新和拓展，例如虚染法、脱落法、水洗法、肌理法等。

三、结语

在梳理中国传统仕女画设色规律时，笔者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总结出了历代仕女画设色规律是重视固有色，并且在设色上由重彩转向了淡彩。仕女画在表现技法上也由最早的单一工笔形式发展至工笔、白描、兼工带写、水墨写意等多种形式并存。中国传统仕女画在设色技法上兼容并包、不断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画发展的必然。以女性形象为绘画主题的中国人物画，必将在这丰厚的“文化遗产”滋养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