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1977年夏，刘心武在密云写《班主任》时，肯定没想到，此举将开启一个新的文学时期——“新时期文学”。尽管他日后著作等身，轰动效应不断，历史记取的，却是这篇昙花一现的“过渡”小说。此中奥妙，值得细细解读。

小说围绕班主任张俊石接受一个小流氓的插班而展开，揭露“四人帮”对祖国花朵的戕害。宋宝琦与谢惠敏，一个是浑浑噩噩的小流氓，一个是品行端正、根红苗正的班干部，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精神的蒙昧上，却是大同小异：前者因“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后者轻信盲从，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黄书”。于是，作者发出惊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的问世一波三折。《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到稿子后，引起内部强烈震荡。副主编刘剑青读完，伏案流泪，情绪失控，对评论组负责人刘锡诚表示：这是一篇“极为感人”的作品，却不知如何处理。据小说散文组组长涂光群回忆：“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定夺。”张光年审阅后，立即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到家里开会，综合大家意见后，指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当场拍板肯定。于是，经作者修改，小说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以头条刊发。

《班主任》发表后，石破天惊，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雪片似飞来。杂志发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财贸系统女青年写来的信，表示“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认为《班主任》“冲破了‘四人帮’千篇一律的文风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缚”，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控诉和鞭挞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为此，《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开设专栏，刊登读者来信。与之同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机关刊物《文学评论》先后两次为《班主任》召开座谈会，一次是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学同学的座谈，一次是文学界人士的研讨；前者对《班主任》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后者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认为《班主任》的问世标志着“被‘四人帮’破坏中断了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恢复”，同时将它与“暴露文学”“问题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划清界限。老作家严文井激动地为《班主任》正名：“如果说《班主任》是‘暴露文学’，那是暴露‘四人帮’的文学；如果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是批判‘四人帮’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是‘问题小说’，那么‘四人帮’留下的问题成堆，《班主任》提出了问题，这仅仅是开始，还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问题小说’出世才好。”1979年春，《班主任》荣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班主任》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实非偶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历史走到新的拐点，极左路线经过几十年的狂奔，到“文革”后期，已成强弩之末。1976年10月，以毛泽东逝世为契机，“四人帮”一举粉碎，普天同庆。国家的意志，民众的愿望，知识分子的希冀，此时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中国终于步入否极泰来的“新时期”。然而，历史的进步不会一蹴而就，思想的解放亦需时日；其时“四人帮”虽倒台，“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的头脑。在这种情势下，迫切需要一种声音率先打破僵局，《班主任》应运而生。

从文学的角度看，《班主任》也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声讨批判之作铺天盖地而来。反讽的是，无论思维方式还是叙述模式，它们与此前揭批“走资派”的作品大同小异，正如评论家冯牧指出的那样：“一个时期内，我们看够了帮风帮气的作品，这真是一种苦难，本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不很长时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掉这些帮风帮气帮文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相当时期内，我们还不得不在批判阴谋文艺之后，又要与一种我把它叫作‘转移文艺’的东西作斗争。”（《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这为《班主任》的登场作了铺垫。

其实，此时的《班主任》尚未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也很明显，但与标准版的“假大空”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这是刘心武决心告别“假门假事”的写作模式，“动真格儿”写出的第一篇小说，正如他自述：“《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与写作套路，谈何容易。从作者这番急切的表白中，亦可感受到这一点。所幸坚冰已破，航道有望开通，《班主任》首次冲决“文革”文学“假大空”的模式，开始面对现实生活，并触及一个严峻的问题——祖国下一代的精神创伤。唯其如此，它一举超越泛滥成灾的“转移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滥觞。

可是，《班主任》在努力摆脱“假大空”的同时，又陷入新的误区——“只反‘四凶’，不反‘文革’”的误区。理解地看，此时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尚有时日，“文革”的错误尚未得到权威结论，主流意识形态还在“两个凡是”的桎梏中。在这种情势下，作者采取了规避风险的叙述策略。但是，从小说对“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的无条件赞许，可以看出其时刘心武对那场浩劫尚缺乏清醒的认识。问题于是有点严重，因为此时，有识之士早已幡然醒悟，痛定思痛；相比之下，刘心武的精神、思想不能不显得庸常。然而，奇妙的是，恰是这种庸常（加上作者特有的机敏与勤奋），使《班主任》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社会心理，一炮走红。

矛盾于是出现：《班主任》在主题内容上冲破了“假大空”的束缚，艺术形式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比如张老师的形象，依然是“高大全”的翻版，外表虽“实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却是一个全知全能、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化身；在小说不算短的篇幅里，作者没给这位三十来岁的壮年男子留下任何私人生活空间。再比如，《班主任》的叙事方式基本沿袭“文革文学”路线斗争的模式——张老师处理小流氓插班，排兵布阵，运筹帷幄，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斗，最后以我方胜利在望而告终。这种公式化的叙述套路，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救救孩子”的沉痛感。

时过境迁，《班主任》几乎褪尽颜色，唯独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例外——岂止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具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著名文论家刘再复如此评价：“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更深层的悲哀了。刘心武无意之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时，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们深沉的共鸣、激动、反省。”（《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1985年第9期）评论家许子东认为，《班主任》对宋宝琦和石红的描写，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学”模式，唯独对谢惠敏的描写第一次划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界限；在初期的“伤痕文学”中，没有哪个人物形象具有谢惠敏那样的艺术深度。他这样分析“谢惠敏性格”的实质：“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帮”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万岁’背景下或出现在六十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烈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立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帮’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

有心栽花，无意插柳，刘心武写《班主任》，本意是塑造张俊石这个“抓纲治国”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前提下揭露“四人帮”给祖国下一代造成的“内伤”，导出宋、谢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据刘心武自述，宋在读者中产生共鸣，他有预估，谢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共鸣，则完全出乎他意料，“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5期）这说明，刘心武是在对谢惠敏形象缺乏充分的认识，对其中隐含的深刻本质缺乏洞察的情形下，将她写进了小说。

在1976年底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上，刘心武发言指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里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班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也不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宋、谢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他两次查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刘心武依傍“最高指示”，居高临下、事不关己地将宋、谢精神畸形儿归咎为“四人帮”的毒害而不及其余，与刘再复对同一问题的反思形成鲜明对比。关于谢惠敏，刘再复说过一句沉痛的自剖之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这是何等深刻的反思！令人想起鲁迅“抉心自食”式的自我忏悔。相比之下，刘心武的“救救孩子”的呼唤不能不显得简单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典型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众人合力推出的，正如评论家曾镇南所言：“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刘心武写作一向以灵敏快捷、善于出新著称，取得轰动效应的同时，每每引起争议。他有一篇题为《绕》的创作谈，这样介绍自己的写作特点：“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正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再次证明，刘心武千辛万苦“绕”出来的这一“典型形象”，与其说出自深邃的理性思考，不如说是艺术“创新”的念头驱使的结果，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收获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这说明，一个作家在精神主体尚未获得自由的条件下，即使殚精竭虑，也难以写出品位纯正的杰作。无怪刘再复在肯定刘心武“与时代共同的脉搏”时，对他的“不经意”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不经意的写作，使他未能在谢惠敏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

《班主任》的误区同样表现在，对谢惠敏的愚昧无知与褊狭的阶级斗争观念之关系缺乏起码的识察。张俊石（也就是刘心武）痛心于谢的愚昧无知，又无条件肯定她的“阶级觉悟”和超常的敌情观念（来自于庸俗的“斗争哲学”）。从这一点看，张俊石与谢惠敏其实大同小异，差别仅在于：一个是不知的无知，一个是自以为知的无知，都是值得“救救”的对象。其实，在那个愚昧狂热的时代，受伤害的远不止是宋、谢那样的少年精神畸形儿，成年人的刘心武何尝不是其中之一？君不见，就在一年前，刘心武还在写《睁开你的眼睛》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主人公方棋，不啻谢惠敏的前身。其中有一个细节：方棋偶然得到郑可意遗忘的笔记本，随便一翻，便“像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重要炮位似地皱起两道眉毛，激奋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本手抄的黑小说！’”当场予以没收，这与谢惠敏宣布《牛虻》是本“黄书”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只是，前者是作者颂扬的无产阶级小英雄，后者是作者惊呼的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

——在没有完成自我清算，对自身的精神迷思尚未去魅的情形下，刘心武奋勇追潮出新，留下破绽是必然的。尽管如此，《班主任》不经意之中触动的生活真实和灵魂之痛，震动了大梦初醒的中国人，促使有识之士深刻反思“文革”的本质及其根源。仅凭这一点，历史也将记取这篇小说。

2020年2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