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颖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 海口 571158）

接受美学，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其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作家史和作品史上，而是加入读者接受这一重要维度，把文学史理解为不同时代的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对话过程；只有在与读者对话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历史意蕴和审美价值才得以真正实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不同读者群体对其进行不同分析和解读。作品之所以会产生多样解读，除了作品本身的多异性和大众舆论引导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品受众存在巨大差异性。笔者现将读者维度划分为主、客观两部分来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差异。

一、按时间划分

不同时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阐释是不一样的，古代与现代、现在与将来的读者显然不会站在同一视角和层面上去理解作品。

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理解是不同的。例如封建社会的读者对于儒家的经史子集可谓是无限崇拜，甚至是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新时代读者则对儒家经典进行批判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同一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正如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一时代读者因所处社会地位不同，会造成文学解读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性。这种情况对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互相碰撞和信息快速更新换代的当今社会更是屡见不鲜。譬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莫言的《红树林》，有人奉为瑰宝，有人弃如敝履，赞扬有之，否定亦有之。

同一时代不同阶段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会随着时代变迁和生存环境转变发生变化。“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说得正是这个道理。同样的人，在不同年龄段或是不同心境下对于文章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国读者对于巴金《寒夜》中汪文宣这一悲剧人物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悄然变化：前期大部分读者认为汪文宣作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动荡、战乱频发是导致其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后期有不少读者站在人性角度上把主人公悲惨命运归于生存压力，开始客观地分析社会根源与现实处境，对人物悲剧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多重情感。

二、按地域来划分

不同地域或国家的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由于自身长期受到所处文化、语言和思维方式的熏染，导致审美偏好及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例如中国读者与希腊读者在面对悲剧时，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中国读者受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影响，自身更容易接受温馨欢乐的喜剧结尾。纵使是悲剧收尾，后面也要追加一个大团圆或是充满希望的尾巴，以期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对于现实慰藉。就好比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哪怕双双殉情，也要变成蝴蝶双宿双飞；长城哪怕再坚固，也会被孟姜女的眼泪哭倒一样。希腊读者受商品经济和小国寡民的影响，比较倾向于以悲剧做结尾，像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以悲剧收场，目的是让读者对剧中人物心生怜悯和对命运变化无常产生恐惧，进而得到心灵上的净化洗涤。这就说明不同地域或国家所形成的审美趣味或取向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程度，让读者更为偏爱某类作品，这也是人之常情。

当然，不同民族的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民族就是居住相对集中的有着共同民俗与生活习惯的群体。纵是生活在同一国度，不同民族的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地域文化影响而有所不同。例如，生活在北方的读者，会对《济南的冬天》产生共鸣，而对于生活在南方的没见过雪的读者，就需要费一番心力了。

三、按阶级划分

一个人所处阶级不同，自然对作品理解也是天壤之别。例如，因为阶级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西方文学史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作品评价迥然不同。资产阶级评论家对托尔斯泰要么过度贬低，要么过度赞美；只有恩格斯和列宁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其进行正确评价，全面客观地分析其作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丝毫不掩饰他本人的缺点和不足。即便是同一阶级的读者在理解文学作品上，也会出现争议。20世纪50年代，我国围绕《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展开争论。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刘备作为汉室宗亲，勤政爱民，一心想要匡扶汉室，乃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就该由他去统一天下；曹操作为宦官之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生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实乃“千古第一奸雄”。还有一部分（以鲁迅为代表）学者，跳出原有评论桎梏，认为三国人物并非尽善尽美：“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可见作者为塑造一位仁君明主的形象，刻意用“仁”的标准去拔高人物原型，用封建伦理去规范刘备的一言一行，结果只得到的一个刻板单调的过度“神化”的人物形象。

四、从自身素养划分

鲁迅曾说：“一个人要阅读文学作品，首先他要识得字。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再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他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从读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对于文本解读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对文章作品分析理解深、广度要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强，受过中等教育的读者又比只受过初等教育的读者强，受过初等教育的读者又比没受过教育的读者强。同时，文学家、文学研究家和文学批评家就文学作品分析理解而言又比一般读者要技高一筹。有时候只有这类人才能欣赏“阳春白雪”，大多数“下里巴人”还是更关注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甚至是“草根文学”和“地摊文学”，就如同过去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听戏，而下层民众根本无法触碰是一样的。因此，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群体中里，用文学作品阅读数量来衡量作品的好坏、优劣是有失公允的，这就是文学常见的“曲高和寡”现象。

综上所述，读者接受差异性可以分为两大层面，一是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域、阶级差异，二是主观因素，指的是读者文学修养差异。这两大因素四个方面并非割裂后单独存在，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体，共同造成读者接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