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莹

《诗经》中集中讨论“周公东征”一事的篇目有《鸱鸮》《东山》《破斧》《伐柯》和《九罭》五篇。从毛传、郑笺及其后注疏中，可见毛公、郑玄及孔颖达对东征所涉“周公摄政”“周公居东”等事的看法。本文将从《毛诗注疏》文本出发，厘清毛亨、郑玄对“周公东征”系列事件的叙述方式和观点。

一、周公摄政

通观上文提及的五个篇目，大致可以将毛亨、郑玄二人思路归纳如下：毛亨以为，五篇诗所涉及的事件发生顺序为，管叔、蔡叔传流言于国，周公为稳固周室基业，遂一人东征讨伐，此时成王惑于管、蔡流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鸱鸮》《东山》《破斧》)；周公东征事毕，成王仍不信周公，不以礼迎接(《伐柯》《九罭》)。从中可见毛传无周公避居之事，符合如今所见《毛诗》的篇章排列顺序。郑玄以为，周公将欲摄政(即未摄政之时)，管叔、蔡叔流言于国，周公于是出居东都(《鸱鸮》)。周公避居之时，成王有感于雷风之变，欲以礼迎周公，群臣质疑(《伐柯》《九罭》)。既得金縢之书，群臣无疑，周公返而摄政，然后征讨四国(《破斧》《东山》)。郑笺周公东征和居东二事泾渭分明。可见毛亨、郑玄二人对五篇诗文顺序和史事的诠释皆不相同。

虽然毛传、郑笺史事发生顺序不同，但都认为东征之时“周公摄政”确有其事。依孔颖达疏对《鸱鸮》至《九罭》毛传的疏解可知，毛亨以为，成王俱不知周公之志。纵观毛传，此点之证，应在《九罭》诗“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二句下。毛传言：“无与公归之道。”上文言王有衮衣，当是有见周公之服，此处却无迎公归之礼，当是成王仍疑周公，惑于流言。此外，《鸱鸮》诗序言：“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若依孔颖达之意，《诗序》为子夏、毛亨合作，此处诗序所言，自可补足毛传注解省略之处。依此，则周公必一人往征。《礼记·王制》言：“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1]周公若未摄政，不得于王未信己之时往征伐。故此时周公必已摄政。郑玄于《鸱鸮》诗序下明言“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意为“未知其欲摄政之意”，而《破斧》诗“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句下，郑笺云：“周公既反，摄政，东伐此四国。”此已明言周公有摄政之事。孔颖达疏存郑玄《尚书》注文，其言：

郑于《书序》注凡此伐诸叛国，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事毕则归，后至时复行。然郑意以为，伐时成王在焉，故称成王。(《破斧》)[2]751

即郑玄以为，周公东征之时，成王与之俱往。《破斧》主美周公而不言成王，可见周公于时实摄政。不然，当如《六月》之例，即《六月》言宣王北伐之事，诗文专美吉甫，孔颖达疏言：

若将帅之从王而行，则君统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专归美于下？若王自亲征，饮至大赏，则从军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独多受祉？故郑以此篇为王不亲行也。[2]904

仿此，则王若亲征，则当美王，以君统臣功。郑笺既以东征之事，成王俱往，则诗应主美成王而统周公之事。王国维认为，周公与成王的关系类似古代希腊、罗马的“两头政长”制度。周初还在奴隶社会阶段，周公东征之时在军事上是将军职，可以独断专行；政治上是祭司职，可以称天而治[3]。笔者认为，王国维此论，在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四国叛乱威胁国家根基时，是成立的。周公辅佐成王既久，摄政有效地集中了成王初期可运用的力量。因而《破斧》诗以“周公东征”为诗文内容，体现了当时周公摄政主事的状况。即单就《毛诗》诠释体系而言，“周公摄政”于东征之时，确有发生。

二、周公居东

除“周公摄政”外，“周公东征”涉及的另一史事是“周公居东”一事。郑玄在解这五篇诗时，依据的是《古文尚书·金縢》的内容。可以明确的是，郑玄处“周公居东”和“周公东征”完全是两回事。《金縢》言：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4]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郑玄对“我之弗辟”之“辟”和“罪人”的解释。郑注以“避”解“辟”，“罪人”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5]。即“周公避居”以敌流言为单独一事，而“罪人斯得”为成王处置周公属党。《鸱鸮》因被注解为，周公劝谏成王，若诛杀众人，毋绝世家子弟爵位，毋夺其土地。

历代很多学者主张“东居”和“东征”为一事。单从郑玄注解内部逻辑而言，郑玄以为“周公东居”和“周公东征”为两件事，是逻辑自洽的。《东山》序下郑玄笺：“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伐之。”[2]739结合上文提到的郑注《书序》，东征之时，成王俱往。若“东征”与“居东”为一事，那么成王在未信周公之时，即亲助征讨管、蔡，战后仍信二人流言，对周公持疑，周公此时才作《鸱鸮》明二人当诛之意。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所以，应为郑注所言，成王得雷雨大风之变后，即信周公，启《金縢》之书后，群臣释疑。此后成王迎周公从东都还，周公摄政，主谋东征，成王、召公予以支持(1)有关成王亲自参加征伐这一点，可以今文材料证明。《禽簋》铭文云：“王伐奄侯，周公谋。”(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清华简《系年》亦云：“成王伐商盖，杀飞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此外，关于金文材料和《诗经》中罕见周公之名一事，夏含夷认为，当是周公还政后为避险隐退，政治影响力式微，故罕为人提及。(《周公东居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至于毛公无避居之事一点，孔颖达于《破斧》疏中已直言。综观毛传，毛传中无提避居处，从《鸱鸮》至《九罭》的编次，即依东征事件从“明诛二子之意”到“成王不以礼迎周公战毕返还”的过程。毛传不破经文之字，则《破斧》中“周公东征”应为周公一人东征，不涉及成王亲往征伐，支持之意。上文已言及周公东征之时必已摄政，罪人既诛，政事未完，自无避居之理。且若《诗序》为子夏、毛公所作，《东山》诗序明言“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无再避居停留之事。则《九罭》中“公归无所”“公归不复”“无以我公归”等句，当言周公东征在东，不得归返迎接之礼仪。郑玄此处认为有“避居”之事，与毛公不合，当因郑玄注《诗》，采三家《诗》，且遵《古文尚书》，故改毛传之意。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时郑玄与《诗序》字面观点相悖，但由于郑玄认为《诗序》乃孔子所作，因而选择以笺另解词义的方式转换《诗序》之意。如上文所及《鸱鸮》诗序言“成王未解周公之志”，郑笺即以“周公之志”为“未知其欲摄政之意”；《伐柯》《九罭》“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郑玄将“朝廷”解为“朝廷群臣”，而非“成王”。以此来诠释自己的史实认定。

三、结语

毛亨、郑玄对于“周公东征”及其相关之事的看法大相径庭。尽管二者都承认“周公摄政”一事存在，但毛亨认为武王去世后，周公直接摄政，无避居之事，并且在成王听信管叔、蔡叔流言之时，即往讨伐叛乱四国，直至遭雷雨大风之变，启金縢之书，成王才以礼迎接战毕的周公。此点可由《九罭》毛传和《诗序》佐证。且非天子不得专征伐，周公不摄政，又不见信于王，不当往伐四国。朱熹有关事实的观点，基本从毛说，但着重强调圣人无私，笃厚大公的思想。郑玄认为周公摄政当在避居之后，东征之前，周公东征之时，成王亲往。郑玄注解五篇诗俱与《尚书·金縢》文本内容相联系，将“东征”和“居东”定为二事，且此番事件顺序设定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