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仪式空间中的长安记忆

2020-01-02◎聂宁

文化产业 2020年36期

◎聂宁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古代日本对长安空间的关注，在奈良、平安时代“几乎都集中于城郭之内。更具体地说，唐皇帝所居住及理朝的皇城、宫城，尤其是接待遣唐使的礼仪空间被高度重视，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意义，而对王权之外的市井、民间景观则鲜有关注”[1]。因此，日本对长安空间的继承，也多体现在都城之中。论及日本对长安空间的受容，在都城地理位置选择方面、里坊设计方面、都城整体布局方面、罗城配备方面、街道和绿化方面、里坊区划方面、市场安排方面、寺院建筑方面、园林设计方面、宫城位置方面、大学寮安排方面皆有论著[2]。

一、作为“记忆场”的仪式空间

文化记忆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的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概念[3]。记忆的唤起需要媒介，文化记忆的媒介能够在集体层面将当下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4]，而仪式空间正是这样一种媒介，是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空间正是表现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各种结构之一”[5]，具体的仪式需要具体的仪式空间，空间场所的存在是仪式举行的基础。当仪式举行之时，其对应的仪式空间也随之出现。在一个仪式空间中，仪式作为人类行为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空间也因为仪式的举行拥有着不同于其他空间的含义。

仪式空间的记忆元素包含着两个方面，即行为活动、活动空间。在行为活动中，尤以被形式化、固定化的“仪式”更加具备稳定的文化传承性，即更贴近文化核心。在活动空间中，空间是活动发生的具体场所，是与活动相关的记忆的具象化载体。空间的记忆媒介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空间内典型活动的进行而唤起的对空间的记忆；二是对空间本身的建筑结构的记忆延续。本文探讨的重点正是仪式空间本身的空间记忆元素。

二、仪式空间中的长安元素

（一）中和院与长安

一个都城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宫城，而宫城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中枢区域。在以长安为原型而建构的平安宫中，中和院正是位于宫城的中枢区域，准确地说是位于宫城正中央。中和院是日本天皇举行“亲祭”仪式之新尝祭、神今食的场所，又称“祭社稷神所”[6]。所谓“社稷神”，实际涵盖了日本的“天神地祗”，新尝祭于每年11月的下卯日（或中卯日）及辰日举行。以天皇于神嘉殿与“神”共食当年“新稻”所制的新膳、新酒为仪式的核心内容。神今食与新尝祭内容一致，不同之处在于神今食所用的是“旧谷”而非“新稻”。

中和院于宫城中的位置其实与长安并不相同，但它延续了长安于中轴线之上设立重大典礼仪式举行场所的传统。同时，中和院对长安的记忆延续更多地体现在院内建筑结构的设置上采用了含元殿的模式这一点上。中和院由主殿“神嘉殿”，以及“东舍”“西舍”“殿后屋”组成。东舍位于神嘉殿东南侧，西舍位于神嘉殿西南侧。神嘉殿与东舍、西舍之间皆有回廊相连，形成了一个类似“凹”字形的建筑结构，与平安时代朝廷正殿之大极殿的空间构造相似[7]，而这一建筑结构的原型是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即是说，在平安宫中，天皇的祭政空间的核心建筑结构皆采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建筑形式。这是以长安模式来强调天皇祭政空间的具体表现。

时至现代，新尝祭仍然每年举行。在皇居之中，神嘉殿作为中和院的“留存”仍然存在，位于宫中三殿（神殿、贤所、皇灵殿）之内侧。天皇于每年的11月23日于神嘉殿举行新尝祭。而在日本民间，11月23日以“勤劳感谢日”的形式被延续着。现今的神嘉殿并没有复制原本的凹字形空间设计，但神嘉殿的存在本身就已然使得源自长安的祭祀仪式空间作为一种“过去”而被记忆。随着每年新尝祭仪式的举行，对于这一“过去”的记忆仍然被唤醒和强调。

（二）朝堂院与长安

在古代日本，“天皇御大极殿受朝”[6]。以大极殿为核心建筑的朝觐仪空间中，有着长安的“三阶”元素、“太极”“殿阁”元素、“龙尾道”元素、朝门的“门楼”元素。对于这些记忆元素，笔者以另一稿详述。在此，将对以朝堂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朝堂院中的长安元素进行讨论。朝堂院为“诸司告朔所”，亦是“行大尝事”的场所[6]，设置于宫城主殿大极殿前，是在“模仿了隋唐长安城宫城和皇城的制度”[2]的基础上建造的。按文献所记载，长安太极宫承天门前设有朝堂，在大明宫含元殿左右两侧“翔鸾阁”和“栖凤阁”之前设有朝堂。并且据考古发掘证实，大明宫含元殿前的朝堂分设于左右两侧，“不仅位置对称，面积相同，而且还置有‘肺石’和‘登闻鼓’”[2]。此种殿前设朝堂的形制，于日本多个宫城可见。在难波宫，于宫城中已然可以见到朝堂院的存在，“朝堂院的规模为南北263.2米，东西233.4米，朝堂院的内部东西各分列7堂，合计14个朝堂；朝堂院的南侧东西各有一个南北达50米以上的建筑物，其南是宫城的南门”[8]。此后的大津宫、飞鸟净御原宫、藤原宫、平城宫、长冈宫、平安宫，同样在宫城主殿南侧设立朝堂院[8]。尤其是“日本平城京大极殿前的朝堂，不仅名称沿用了中国朝堂的名称，更重要的是还模拟了唐长安城中所设立的省、寺、台、监等政务机构”[2]。而“至平安宫，朝堂于朝堂院中仍保持着左右对称的分布形式，分列在中轴线的两侧”[8]。这种以长安为原型的政务仪式空间的布局设计，对当下日本政治空间构成仍有着影响。

在明治以后，天皇迁都东京，改变了在平安宫时期将官僚政务仪式空间建立于宫城内的传统[9]，皇居作为“内里”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政务仪式空间的开放性变得突出。此后的日本政务仪式空间，以皇居、国会议事堂为端点，“文部省、大藏省、厚生省、法务省、外务省等日本政府的各大部门依次排开”[9]，在日本东京市内的霞关一带形成了“官厅街”。

（三）丰乐院与长安

《大内里图考证》引《西宫记》有载：“丰乐院，天子宴会所”，又引《拾芥抄》有载：“丰乐院，八省西，天子宴会所”[6]。在平安时期，宫城之中设立了国家宴会之仪举行的专属空间——丰乐院，其主殿为丰乐殿。丰乐院位于朝堂院之西，与朝堂院比邻，是新尝祭、大尝祭等祭祀仪式举行之后的“会”的举行地，亦是正月庆贺等重要节日时大宴举办场所。

按《旧唐书》所记，贞观八年（634年）唐高祖宴请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宴请吐蕃使者于麟德殿；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同样宴请日本使者于麟德殿。两仪殿在太极宫，位于主殿太极殿之后；麟德殿在大明宫中，位于三大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之西北方。两仪殿、麟德殿皆非宫城主殿。即是说，日本使者于长安之时，所接触到的正是朝政空间与宴会空间分开的状态。

同时，丰乐院主殿丰乐殿的空间建造形式，有日本学者将其归纳为“变形式的大极殿构造”，是在凹字型的大极殿与神嘉殿的建筑形式的基础上以I字型建造的主殿及“楼阁附属建筑”[7]。作为天皇宴会仪式空间主殿的丰乐殿，与宫城主殿大极殿、祭祀仪式空间中和院主殿神嘉殿一样，皆采用正阶设置左中右“三阶”的形式，且按《大内里图考证》所引之《弘仁内程式》元会条所记：“皇帝，受群臣贺，讫还御丰殿，饗宴侍臣，其仪，南向铺御座”[6]，于丰乐殿中所设之天皇朝位与大极殿相同。朝位本身沿袭的是长安大朝之后“置酒”的设置方式。

（四）郊祀坛与长安

在古代，君主祭祀为“国之大事”，然而，属神道皇统祭祀体系的天皇，与中国祭祀归属本是不同的，但据史料记载，在桓武天皇在位的延历四年（785年）与延历六年（787年），以及文德天皇在位的齐衡三年（856年）于都城南郊设郊祀坛举行郊祀。《续日本纪》延历4年（785年）11月10日条与延历六年（787年）11月5日条皆有记：“祀天神于交野”[10]。《日本文德天皇实录》齐衡三年（856年）11月25日条有记：“有事圆丘”[11]。此三次郊祀仪式，实是证明了“当时日本的仪礼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仿自中国唐王朝”[12]。曾于大明宫麟德殿接受宴请的日本使臣粟田真人，亦经历了长安二年（702年）十一月冬日在长安城南郊的祭祀。按王仲殊先生所考，日本使臣虽未必真正列席郊祀仪式，但对长安郊祀本身当有着清楚地认知[12]。这也是此后日本采用长安郊祀规制的源头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中国传统国家祭祀的郊祀与日本天皇皇统祭祀体系是不同的，故而，时至今日，天皇虽仍有祭祀活动，但与长安郊祀确然不同，但长安郊祀仍然成为了一个记忆符号被“记忆”着，其原因正是在古代日本天皇以模仿长安郊祀来强调自身皇统身份这一点。桓武天皇以长安郊祀为模板建立日本郊祀体制，正是因其遭遇叛乱，皇统地位稳固受到影响。而桓武天皇采用的方式，就是以长安模式强调地位。这是通过具象空间来突出抽象身份的体现。而这一体现恰恰反映了在当时的日本，长安在其认知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仪式空间对长安记忆的唤起与重构

在奈良与平安交替之时，长安仪式空间之制度大量融入日本仪式空间中。祭祀仪式空间中的主殿结构、朝政仪式空间中的主殿结构与朝堂布局、政务与宴会仪式空间的分离布局、宴会仪式空间中的主殿结构、郊祀空间的设置本身，无一不是对长安的承继。其中中和院神嘉殿、宫城主殿大极殿、丰乐院丰乐殿的建筑形式的类同，可以看到天皇的祭、政、宴仪式空间的建筑形式都有着对长安的记忆体现。可以说，长安以空间制度的形式对日本仪式空间产生着直接影响。

仪式空间与其他记忆媒介有所不同，根据仪式内容的不同其空间设置本身也会存在区别。当仪式的行为主体在仪式空间中进行着相关仪式活动时，与该仪式相关联的记忆内容则被唤醒。这是仪式作为记忆媒介所产生的作用。而具体的仪式空间则通过客观存在着的具体的场所使得记忆的唤醒保持着活跃性。这是仪式空间所普遍具有的记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