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博

一、韩非“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夏商西周时期，丰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弘扬与发展，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一统”思想。在这过程中法家思想中的“大一统”理念贡献颇丰，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并加以实践，对后面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韩非又是一个集法家思想大成之人，其重要不言而喻，是故现将韩非思想中的“大一统”观念做一个整理和阐述。

“大一统”这三个字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载：“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其所反映的“大一统”更多的是以一种微言大义的方式来维护礼乐制度和宗法制的正统性，表达了作者尊周制的思想观念。《辞海》载：“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1]由此可见“大一统”的观念和其含义经过不断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一统”。初期“大一统”更多表达的是通过维护礼乐制和宗法制以尊周之统治，后世随着思想政治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大一统”观念更多则是在表述政治、疆域上的一统全国。本文则表述韩非子“大一统”思想中后者之含义。

西周末年，原有制度崩溃，新生制度尚处萌芽，周天子暗弱，诸侯并起之况，连年战争使得天下凋敝，百姓苦不堪言。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2]。天下混乱，世人丧失了原有法则的约束，价值体系崩塌，战争频发，战况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社会变革，人心思定，渴望统一。混乱的同时，各种势力竞相角逐，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各地呈现出了局部统一的状态，整体向大一统的方向迈进，大一统的条件基本已经成熟，于是，结束诸侯并立的局面，确立国家的统一成为当时的思想家和一些君主的中心课题。法家思想更适应时代之需求，韩非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故其思想臻至兴盛。

二、韩非“大一统”思想的内容及特点

韩非从周代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中得到了教训。当初周天子分封诸侯本意是以藩屏周，适时之背景周朝代商，天下初定，民心不稳，天下各地风俗不一，缺少向心力，所以分封制的本质的就是为了巩固统治，以诸侯驻于四方不毛，开疆扩土弘扬王化从而维护统治。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原有制度崩塌，天子之力不足以摄诸侯，诸侯之间攻伐不休，天下大乱。因此韩非主张君主专制，集大权于一身，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都集于君王之手，立志于以“一”而治天下，君主便是“一”，法制便是“一”，所以他讴歌君主专制，推崇建立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以此为人生理想为之奋斗。

首先韩非立足于“天下”强调统一。整部《韩非子》中共有267处使用“天下”一词。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在“天下”前加动词，显积极之意，如“兼天下”“取天下”“制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为天下主”等，以上种种不难看出韩非一统天下的理论建构和其内心的强烈愿望，他将一统天下进而治天下作为思想的核心目标。众所周知，韩非的思想在秦国是备受推崇的，是故秦国早已在建立完善国内“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便把鲸吞天下、一统六国定为战略目标。

其次韩非看重实力，注重实际。韩非认为，只有拥有绝对的实力方能结束战乱，实现一统。以战止战、以刑禁刑的首要条件便是自身拥有强硬的实力，没有实力，一切都是空谈。战国时期，传统价值观已近乎崩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各诸侯国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都不得不陷入残酷的生存竞赛中，整个社会基本上是按照“战争逻辑”而运作的。在毫无规则的战斗中竞争着，面对着一旦失败则国破家亡的压力，只有向功利主义看齐，加之强盛的国力方可立于不败。事实证明，在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追求实际才能寻求发展。“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4]自身实力不够强盛却去寻求外交的胜利，只会招来灭亡，所以只有以法为本发展国力方可存国，进而可窥别国以图一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5]，文明道德听上去很美好，可惜在这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是无法保家存国结束战争的，增强实力才是唯一出路，这就是在“黑暗丛林”中的生存法则。

再次韩非推崇君主专制制度。他承继荀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认为国家的权力应最大限度地集中于君王一人，“独制四海之内”[6]，进而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7]。在其看来，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并实现天下的统一，就要保证君主的统治稳固，所以需要构建一个完全以君王意志为中心而高速运作的国家机构，尽可能地去避免核心意志的分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由君主操纵，贤臣实施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体制。韩非与先秦多数思想家一样，并不认为分化是合理的，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和各国联系的加强，分裂割据必然会成为一种暂时的状态。同时，这种天下的分化势必造成天下资源巨大的消耗和浪费，要避免这一点，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构建一个高度一元化的体制。这正是韩非子推崇君主专制的原因所在。

最后韩非主张思想学术的统一，反对兼听杂学，认为那样会带来祸乱“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8]。战争愈益激烈，统一迫在眉睫，思想学术的整合也提上了日程。于是韩非便将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和君主集权作为衡量思想理论是否有益的主要标准。他在《五蠹》篇中借喻讽刺，把儒家、纵横名辩之士、道家、墨家中尚侠之士以及齐国思想中崇商文化比成对国家有害的五种蠹虫。“五蠹”害国观点的提出，实则是为了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其核心是功利文化。功利文化本就是韩非功利政治和思想结合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上的发展。韩非进而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这一系列政策来掌握话语权，杜绝异派思想，以便更好地统治人民。这一系列政策实质是一种变异的“愚民政策”，用来统治控制人民。富国强兵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根基，稳定的社会秩序则需要“法”作为它的运行准则，而“法”要想最大限度发挥其功效，必须具备稳定性和权威性。是故，为了实现“大一统”，韩非提出了这个以思想“大一统”为出发点而最终落实于功利思想的理论。

三、对韩非“大一统”思想的评价

韩非应时代而出，总结先人之得失，集法家思想于大成，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他在提出“以法为本”的基础上，对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同时结合老子的“道”，形成了“道生法”和功利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善且具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和个人色彩的“大一统”思想。韩非虽然没有真正地去执政以实现自己的“大一统”理想，但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秦王朝，并在秦朝的建立和统治当中得到了实施，成为秦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

秦一统后，秦始皇所实施的“依法治国”毫无疑问最后都失败了，其责任并不能全然都归咎于韩非抑或是法家，根本在于秦始皇没有认清形势和理解韩非所讲的变化之术。韩非把“法”作为富国强兵实现统一的根本所在，然秦国从战国起推行法治，“依法治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当秦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后，社会政治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与战国时的局面已大不相同，而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9]475的历史观讲的就是发展变化，时异而事异。秦朝因重视法家而兴盛，最终也因此而消亡，其根本在于秦人不懂“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9]475的法治原则。

司马迁的“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一语道破了法家的特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韩非，韩非的”大一统“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结合非道德主义立场，从而造成了这种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的“大一统”思想非常适合于春秋战国时的乱世，故而能得势一时，却无法适用于以“治”为主的太平之世。其太切近于现实，从以刑去刑变为小罪重罚，将天下所有人都划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却忘记了真正的稳定需要赏罚并重，刑教并行，夸大法律的作用从而忽略教化和引导是行不通的。

到了汉朝，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为正统学说，韩非的“大一统”思想看似如同秦朝一般只是经历了短暂的绚烂，注定成为秦朝的殉葬品，但实则不然，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表述而已。汉承秦制、儒兼法墨，得以传承的必定是更具有包容性和适用性的，“儒家不断地将其理想进行扬弃、限定，折中其形式和力量，是以能屹立至今”[10]。此时的儒家其内在早已遍布法家之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11]的治理模式开始形成，同时韩非的“大一统”思想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受儒家文化所洗礼的华夏人身上，成为其骨子里一种独特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