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学院，江苏南京 210012）

1 “潮牌”服饰抵抗的由来

“潮牌”为近年来中国国内所给定的一种概念性名词，从表征意义上来分析，就是一种关于潮流的品牌。从品牌运营的角度来看，“潮牌”与以往的品牌有很大的差异，它的设计强烈展现出一种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特征[1]。因为“潮牌”服饰中的“潮”指的是潮汐，有如海水潮涨潮落，也形象的形容了“潮牌”服饰的风潮，故而国人从这里得到启发用英文定义为“Tide brand（浪潮、潮流品牌）”，这里的Tide 翻译为浪潮、潮汐的意思[2]。

在我国当下社会环境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冲洗中，有一部分边缘人群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反抗，他们从外表的服饰搭配到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开始逐渐的边缘化、抵抗化、娱乐化、颠覆化，这也正是青少年亚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在反抗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来自中学、大学中青少年的反抗。伯明翰学派曾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指向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中的青少年对中产阶级金钱、地位等方面的成功在价值观上有一定的颠覆，社会把这些成功归功于他们顺从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浪潮，而工人阶级的青少年们则以自己的处境来抵抗并戏谑这样的成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对成功的向往。同时，他们另外开辟出新的路径也想极力地体现出这样的成功以及财富[3]。潮流有着极强的个性，并且带有逆反的色彩[4]。中学生、大学生运用购买“潮牌”服饰展现出与众不同以及超出他们消费的程度来对抗社会主流文化所既定的一种规则制度。这种将服饰或外在装饰来作为武器对抗的群体还有诸如战后英国街头逐渐出现的光头党、摩登族、泰迪男孩等。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青少年亚文化可以培养出很多形式的产物，虽然形式多样，但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抵抗。

在抵抗中，抵抗者们认为从小所接受的“父辈文化”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斗争中选择了顺从与妥协。例如：颜色单调的穿衣风格、20世纪女性的服装设计保守、宽松的服装设计体现不了自己的身材、单一工作环境下的工作装。他们在“父辈文化”的基础上添加了例如美国街头张扬个性的Hip hop 风格；颜色亮丽、搭配不和谐的日本原宿风格；童年元素的动漫风格，来对占支配的主流文化例如保守、与自然的和谐、颜色的单一以及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中介机构例如学校、工作单位等进行一种仪式上的抵抗。

2 “潮牌”服饰抵抗的目标与程度

青少年亚文化群体，不可避免的是，当年伯明翰学派在研究的过程中，英国社会的性质受战后一个大的背景影响，而中国当下的社会性质与其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抵抗的性质上也有了不一样的性质，而按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抵抗性质划分来分析：首先，青少年亚文化群体的兴起一定是来源于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以及传播这种文化的中介机构的压迫，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定会有反抗。

传播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中介机构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学校。而在学校中，最为压迫这些青少年们个性的东西有两样，一样是大众化的“校服”，另一样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市静安区还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连云港市灌南县，青少年或多或少对曾经学生时代的校服和单一的生活方式有着抵触心理，并且运用了“潮牌”服饰进行了一部分的抵抗。这样的抵抗按程度划分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抵抗程度较强型。

例如在学校总被要求穿校服，我觉得大家都穿的一样，没什么个性，一眼看下去都差不多，我就特别不想穿，有人检查我就穿，没人检查我就脱掉；在校外就穿一些裤子有红色或者黄色裤标的，有很多口袋的，鞋子我喜欢是大红色或者黄色，上身一般穿帽衫，大多数是森马或者唐狮这样的牌子。

（访谈对象：连云港市灌南县潮库售卖员，访谈时间：2019年8月3日）

我以前放假在家会偷偷修改一下校服，比如裤子上磨点洞，或者夏天穿的时候我会把裤脚卷起来改小脚裤，校服在外面，里面搭配一些亮色一点的T 恤例如：H&M 或者优衣库这样的，或者我会在书包上加一些贴纸这样。

（访谈对象：上海市静安区服装店员工（Izzue），访谈时间：2019年7月5日）

学校的校服是“父辈文化”下的产物，它的同一性带给了这一类人玩“潮”的导火线，青少年对于学校校服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抵触感。他们的个性没有办法释放，校服无法满足他们对自我独特穿衣方式的标准，他们必须要以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外在修饰同“父辈文化”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这一类人就成了对校服抵抗到底的人也就是抵抗程度较强的人。他们的抵抗方式表现在：如果学校没有人检查，就迅速脱掉，这是最为激进的一种抵抗方法，不在乎校规，只在乎个人的做法。也有人选择了较为保守的方案，比如到校外再穿“潮牌”服饰；在书包上加一些图案或者在校服内部穿着一些颜色鲜艳的“潮牌”服饰；将宽松的校服裤子卷起来变成小脚裤。这些种种的抵抗方式都表明了他们对“父辈文化”中传统保守孕育出的宽松款式的校服、颜色单调的统一着装、规则化的生活方式的厌倦。他们以内搭“潮牌”服饰、随身物品上加上潮流图案、改变校服款式来彰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强调出自己的独特。

第二类为抵抗程度中等型。例如：校服过于统一，凸显不出自己想要的风格、个性以及品味，不过我们学校是县重点，那个时候的校服穿在我们身上，还是很自豪的；我喜欢嘻哈一些的衣服，会去随着颜色搭配。

（访谈对象：连云港灌南县理发店技师，访谈时间：2019年8月3日）

这一类的抵抗，其实和“滑板族”“街头篮球族”很像，他们只是个人喜好加上对刻板模式生活状态下的一种解脱束缚的做法。这一类抵抗者不是与校服这样的抵抗源头抵抗到底的青少年，他们虽然知道校服不能展现出他们的独特、个性，但是他们并不介意，反而对校服具有一种光荣性，因为，穿上重点学校的统一校服就向大众表明了自己是在重点学校就读的学生，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这种主要表现在重点学校的青少年身上，他们也抵抗着校服给他们带来的同一性，但这样的抵抗相比较第一类完全型抵抗的青少年们，力度和精力上要小很多。

第三类是抵抗程度较弱型。例如：校服就是颜色单调了一些，只有一到两种颜色，大家都一样，学校的目的也就是让大家不要攀比吧；校外的话那个时候就跟着别人穿，别人穿的好看的我就会问。

（访谈对象：上海静安区理发店技师，访谈时间：2019年7月5日）

在访谈中，不可否认青少年群体虽然都对曾经学生时代的校服有着抵触心理，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人会赞同学校的做法，他们只对校服有着心理上的抵触。第三类人意识到了“父辈文化”的产物给了这群来自普通家庭一种“躲避现实的理由”。校服可以减轻他们家庭关于消费“潮牌”服饰方面的压力，这一类青少年，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自己所处在的消费层次，他们即使购买了便宜类的“潮牌”服饰，也会找到学校规定统一校服的理由来躲避自己所遇到的尴尬处境，很有效地避免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在消费“潮牌”服饰上与其他同学的攀比型消费竞争。这一类的抵抗在力度和投入精力上是最为虚弱的。按照芝加哥学派的分析，这一类算不上是仪式抵抗，只是拒绝了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于这一类抵抗者或拒绝者来说，校服则是掩盖这类抵抗者们由于家庭的原因而无法及时或只能消费便宜的“潮牌”服饰的附属品。

而在采访的人中，多数为高中或者大专学历，仅有一人为本科学历。所以，经过了在学校的抵抗之后，进入社会中，他们开始运用“潮牌”服饰对“父辈文化”下形成的一种意识进行抵抗。例如：高中时期，老师觉得我很异类，感觉我做什么都是叛逆的，认为我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那我现在还是穿成这样，我也过得很好，也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

（访谈对象：上海静安区理发店技师，访谈时间：2019年7月5日）

之前交的一个女朋友，她家长看到我的穿着，就不让我们两个人交往了。我也是醉了，我穿的不大众一点，我就是坏人吗？我就讨厌那种以外表看本质的人。我也相信我能找到更好的。

（访谈对象：连云港灌南县理发店技师，访谈时间：2019年8月4日）

经过学生时代对“校服”的抵抗之后，进入社会他们所抵抗的是一种“父辈文化”给他们这类人群贴上“叛逆”“坏孩子”“没有前途”标签的意识形态。通过继续穿着“潮牌”服饰来对抗“父辈文化”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与“父辈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划分。当然，不可否认进入社会以后，两个地区都有一些工人阶级青少年只是喜欢“潮牌”服饰带给他们的外在修饰。他们认为“潮牌”服饰能展现个性，带给他们与众不同，并不在意“父辈文化”形成的意识形态以及给他们的标签。

3 “潮牌”服饰信息获取路径的异同

走过了了解外界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学生抵抗时代。进入社会以后，青少年通过多种媒介相结合的方式来作为获取“潮牌”服饰信息的方式，因为“潮牌”服饰的宣传力度在我国来说并不是很大，又由于其小众性的特征，“潮牌”服饰强调的是大众知道但买不到的效果，这也加大了我国青少年们对“潮牌”服饰挖掘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着多种方式去获取最新的潮牌信息，又运用着多种渠道去购买这些“潮牌”服饰。而经济发达的上海静安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连云港市灌南县的青少年们，他们在获取“潮牌”服饰相关信息的媒介运用上也有着不同的模式。

由于上海是我国经济实力的代表城市，吸引了许多大型企业来到这里进行投资，静安区又作为上海市的经济强区，更是群雄逐鹿的最佳地点，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潮牌”服装业的到来。在静安区的各种购物地点中，小到街边的私人店铺，大到购物中心的“潮牌”专柜都汇聚了国内外很多知名的“潮牌”。而在这里工作的“潮人”也必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最新的“潮牌”服饰信息。通过网络综艺节目、微信公众号、专属“潮牌”服饰的手机APP 及其他软件、“潮人”社群里面的相互推荐、有关“潮牌”论坛的一些推荐等多种媒介来了解信息。而“潮龄”较大、资格较老的青少年在在线中会更直接的运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论坛这些更为新潮的方式，他们在与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斗争中，因为时间跨度较长的关系，已经生成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所以这些青少年所获取的“潮牌”服饰信息多为“最新一期的潮牌服饰有哪些”“最近又有哪些联名潮牌”“哪些潮牌又推出了什么样的衣服”等，对“国潮”与“外潮”品牌甚至什么型号、哪个国家的“潮牌”背后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支撑、哪个工厂生产的、哪里生产的质量比较好等都很了解。“潮龄”在一年左右或者更短时间的“潮人”，他们在获取主要讯息的方式上多为网络综艺节目、“潮人”社群中资格较老的“潮人”推荐搭配。这些“潮牌”资质较年轻的人大部分是因为2017年爱奇艺所推出的一档《中国有嘻哈》的综艺节目。这档节目的推出不仅带动了我国的“嘻哈”风，同时也推动了一些国内外“潮牌”服饰的宣传，这不得不让一些盲目抵抗主流文化的人找到了武装自己的方向。这些资质相对年轻的青少年在获取“潮牌”信息时更注重的是：“最近又有谁穿了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潮牌服饰如何搭配”等。同时也由于网络节目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他们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外潮”品牌，而在社群中又被“国潮”的刻板印象所影响，所以对“外潮”品牌形成了一种依赖。在线下获取信息中，“潮牌”资质较老的青少年和资质较年轻的也是不一样的。资质较老的青少年主要通过专柜或私人店铺的门店来获取最新讯息，他们由于长期的购买经验，了解着上海市每条大街小巷会有哪些“潮牌”店，每个购物广场有哪些“潮牌”，熟知着大部分的“潮牌”私人店铺的老板以及专柜的服务员，这些人的及时推荐给“潮牌”资质较老的青少年们获取信息带来了更大的便捷；而“潮牌”资质较年轻的青少年们，他们主要通过工作中客流量的观察，喜欢的“潮牌”服饰他们会直接问工作中的客人们，或者是漫无目的的在购物中心乱逛，看到心仪的新款“潮牌”服饰来获取讯息。在这样一座大城市中，他们充分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结合城市所带给他们的大量丰富资源，在抵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潮牌”服饰信息渗透程度深，导致了抵抗强度精确化、深入化。

而连云港市灌南县属于“鱼米之乡”，由于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县中心具有的“潮牌”服装店也是大众潮牌。灌南县地区的青少年们在接受关于“潮牌”的讯息结构上也并没有那么完善。和上海市静安区的青少年相比，他们一部分采用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潮牌”的有关信息，另一部分则不屑于采用线下的方式。另一方面，在在线获取信息中，“潮龄”大一些的青少年们虽然与上海市静安区的大“潮龄”青少年们一样，对“外潮”与“国潮”都很了解，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灌南县“潮龄”大一些的青少年们只知道有哪些牌子，更深入一些的细节，他们并不是很了解。他们靠着传统媒体例如工作单位的杂志、书刊等加上单一的新媒体网络综艺节目等电视类的节目来获取关于“潮牌”的信息来作为武器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而“潮龄”小一些的则和上海市静安区的小“潮龄”青少年很像，他们都是因为某一档网络综艺节目才突然狂热起来去关注“潮牌”。不同于上海静安区的是他们狂热以后做得事情并不是去了解节目中人物穿的“潮牌”，而是在淘宝等购物网站中搜寻相同款式的“潮牌”服饰来了解相关信息。在线下获取方式上，在灌南县的大“潮龄”青少年身上，他们认为自己本身就已经是这个县城的稀有品了。换句话说，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已经是这个县城中最有抵抗能力的人了，所以他们不屑于在线下在这座县城中寻找能让自己变“潮”的讯息，转而向大型城市例如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潮龄”小一些的青少年们由于灌南县占地面积并不大，他们会在线下向“潮龄”较大的青少年们讨教一些“潮牌”信息和搭配方式，也会在客人和县城实体店等当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和上海市静安区不同，灌南县的青少年们在获取“潮牌”信息的渠道上结构单一且简单，即使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这座城市所带给他们的资源实在匮乏。在抵抗中“潮龄”大的青少年是中流砥柱，但即使这样，他们由于获得信息方式和城市资源匮乏的问题，抵抗能力也远不如上海市静安区的青少年们。

不管是上海市静安区还是连云港市灌南县都出现了一类属于品牌的“死忠粉”的抵抗者。这一类多来自“潮龄”小的抵抗者，他们只获取单个“潮牌”服饰的讯息。从抵抗的程度来看，上海市静安区的“死忠粉”抵抗是最强烈的。例如强烈的“AJ”粉，他们在“潮牌”社区中收集的信息更倾向于“最近出了哪几双新鞋”“这些新鞋哪几家店首批发售”。由于他们的所属消费层次不高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打听这样的首批发售信息，因为一旦错过了首批发售，那只能通过私人店铺来购买，私人店铺的“黄牛”会漫天要价，以他们的薪资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高价。他们在寻找到这些信息以后会提前在首批发售的专柜前排队，有时排上一个晚上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在抵抗中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但又很渴望获得自己死忠的“潮牌”来对社会主流文化进行抵抗，所以只能在收集信息时准确无误的了解关于他们死忠的单一“潮牌”的信息。而连云港市灌南县的这一类小“潮龄”抵抗者们，他们只采取单一的线下门店式收集信息，例如“唐狮”这种大众“潮牌”，他们会抽取自己的空闲时光去单一地逛这样的店面，或者本身自己就是这样的店铺售卖员，然后在游逛中通过实物和售卖员的介绍或者自己在店里工作时供货方给出的款式来了解“唐狮”最新一季的“潮牌”服饰讯息。

4 结语

亚文化下不同地区的青少年们在学生时代的对抗呈现的是对学校统一着装的校服和单一的生活方式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普遍存在的，但在抵抗程度上也是有一定区别的。而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则性质上又变为了一种对顺从“社会主流文化”下“父辈文化”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抵抗。本质来说，这还是对“父辈文化”中对他们的个性的不理解、不赞成以及在他们眼里“父辈文化”归顺了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抵抗。他们强调着自己是弱势群体，所面临着严峻的社会身份问题，这包含着他们的收入、消费水平以及社会中的贡献度。另一方面，进入社会后，都会出现了只是对“潮牌”服饰感兴趣的人群，认为“潮牌”服饰对他们的外表进行了修饰。而这一类人群又将青少年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抵抗呈现出一种毫无意义性的特征。

在青少年寻找关于“潮牌”信息的渠道来看，无论是上海市静安区，还是连云港市灌南县，大众媒体是他们了解武器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都或多或少的通过大众媒体来了解着自己所需要的“潮牌”信息。而线下的实体店面游逛则是一种辅助型渠道，并不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对于一些“死忠粉”和“潮龄”较大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不可忽略的渠道。另一方面，城市所带给这些抵抗者们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同，在线下“潮牌”信息的获取方式中，上海市静安区更多种多样，形式结构上也更完整；而连云港市灌南县则形式单一，且种类稀缺，无法提供给抵抗者们像上海市静安区那样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