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书坊出版，即书坊刻书，就是书商在所设书坊、书肆、书铺、书堂刊刻书籍。书坊出版一般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坊刻范围很广，内容上以民间日用的历书、字书、韵书、佛像、年画、通俗唱本最多；其次就是童蒙读物、医药书、占卜书、还有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类书、制艺（八股文）、试贴诗；也有一些名气较大的书坊刻印正经、正史和子集类书籍。宋代建阳作为当时全国三大出版中心之一，所出版的“建本”“麻沙本”，风格独特，独领风骚。其书籍传之四方，行销海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就目力所及范围内所掌握新材料，对建阳书坊出版业再作探讨。

一、建阳书坊出版盛况及原因

书坊出版是宋代福建图书出版的主流，据资料记载，仅建阳书坊有牌号可考的有余仁仲万卷堂、余彦国励贤堂、崇化书坊陈八郎书铺、虞平斋务本堂、麻沙刘氏书坊等三十多家，甚至出现了一些刻书家族。比如余氏书坊，从北宋就已经达到规模，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余氏刻书为当时推重，宜其流传之书，为收藏家所宝贵矣”。[1]宋代余氏刻书又以余仁仲为代表，余仁仲生平无考，文士，绍熙年间，以“余仁仲万卷堂”“余仁仲家塾”名号刻书甚多。他还刊刻了很多经注本，有《礼记注》《公羊传解诂》《谷梁传集解》等，校勘精良、刻印精美。余氏所刻之书，为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宝，余氏书坊出版也是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清初，仍然一片繁荣。经营六七百年，时间长，刻书多，影响大，实属全国罕见。建阳余氏是古代福建最著名的刻书世家。蔡氏也是建阳刻书世家，代表是蔡琪的一经堂。蔡琪，字纯父，嘉定间刻《汉书集注》一百卷、《后汉书注》九十卷等。

实力雄厚的书坊出版产业已经拥有书版、刻版、印版和装订等工序环节的工匠以及营销人员，还拥有自己的编辑、校对队伍，甚至一些书坊主人还集编、刻、印于一身。实力较弱的书坊经营业务则以翻刻为主。福建书坊还大量接受来自省内外的官、私委托刻书。如咸淳三年（1267），建宁知府吴坚、刘震孙刻印祝穆《方舆胜览》，绍熙四年（1193），桂阳军学教授吴炎刻印《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等。

建阳出版的书籍上自六经，下至训传，坟籍大备，且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供举子课读及场屋夹带用的讲章类书籍，更是百倍于经史，出版书籍数量居全国之首。据方勺《泊宅编》记载，在北宋元符、建中靖国年间（1098-1101），举子就已经知道“建本”，并能以此纠正杭州州学教授在出题时使用版本的错误。可见，北宋时期，建本就已经在全国各地传播。有些建本甚至传至高丽、日本等海外国家。

建阳书坊出版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两地，两地风景优美，景色怡人。南宋刘克庄《崇化麻沙道中》一诗写道：“经行爱此人烟好，面俯青溪背负山。半艇何妨呼渡去，小桥不碍负薪还。远闻清磐来林杪，忽有朱栏出竹间。此处安知无隐者，卜邻容我设柴关。”[2]两地书坊林立，热闹非凡，又称“两坊”“书林”。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3]建阳出版的书籍又被称为“麻沙本”。“历史上，麻沙的声名远在崇化之上。但实际上，被称为‘麻沙本’的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崇化刻印的。由于麻沙、崇化两地相距甚近，刻书家之间交流频繁，故两坊刻本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刻本未署明刻印地点，实不易区分。因此，藏书家往往以‘麻沙本’‘建本’乃至‘闽本’统称之。”[4]

建阳书坊之所以如此繁荣，既与当时建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又与当时的人文环境相关。可以说，宋代建阳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商业性出版的繁荣。

其一，宋代建阳自然环境优越。建阳地处闽北，地理位置优越，是北上江西、浙江，南下闽南、广东的必经之地。同时，刻书所需物质条件完全具备。建阳地处江南丘陵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群山包围，山高林密，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松、柏、杨、柳、樟、枫、楠、梨、枣、竹等，其中樟、梨、枣是雕版所用优质材料，竹类品种繁多，可为印书提供丰富的造纸原料。建阳历来就是福建竹纸生产的中心，用于印书的竹纸，名“建阳扣”，当地人称“书纸”。松又是制作印墨的优良材料。书籍生产需要的竹木原材料能够就地取材，据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为图书出版提供优越的条件。

其二，宋代建阳人文环境浓厚。随着北方中原文化南移，地处闽北的建阳文风鼎盛。诞生和聚集了一大批本土和外地理学家与文人学士，如游酢、胡安国，胡宪、胡寅、胡宁、胡宏、李侗、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蔡格、蔡模、蔡权等。这些理学家和文人学士的到来，带动了闽北地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刺激了建阳书籍出版。宋代科举事业不断改革，考试更加公平，平民子弟有了上升的通道，建阳士子读书之风逐渐兴起，使得书籍市场繁荣。特别是一些应付科考的参考书，销量极大。事实证明，宋代建阳考中进士的人数在福建名列前茅。这与建阳书坊书籍出版活动密不可分。再加上北方战事频繁，建阳相对比较安全，为建阳图书出版提供了安全保障。

二、建阳书坊出版类型

建阳书坊商业出版者编辑与出版的图书主要有理学类书籍，学校教材，科举考试用书、时文范本等。这些书籍对于理学知识的普及和理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参加举业的举子应付科举考试提供了帮助。

其一，建阳书坊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刊刻和传播理学书籍。比如“二程”著作就在如此：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锓板三山学宫，《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乙未之火，与他书俱毁不存。诸书虽未能复，是书胡可缓？师耕承乏此来，亟将故本易以大字，与文集为一体，刻之后圃明教堂。赖吾同志相与校订，视旧加密，二先生之书，于是乎全。时淳祐丙午，古汴赵师耕书。[5]

赵师耕淳祐间知泉州，提举福建常平司（庾司）时，看见过三山学宫本《二程文集》和庾司本《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遗书》《二程外书》因为火灾和其他书籍一起焚毁。赵师耕认为，其他书籍可以不再刊刻，但是，二程书籍刊刻与出版刻不容缓。于是，把《文集》《遗书》《外书》合三为一，重新编辑、出版。从标题“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后序”和“刻之后圃明教堂”来看，此书是在麻沙书坊雕印。

出版这些书籍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重科举，研读这类书籍是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是因为闽北作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这类书籍拥有大量读者。同时，也是为了适应闽北书院发展的需要。书院文化、图书出版与理学传播关系紧密。据统计，两宋时期福建书院有85所，其中闽北44所，占全闽书院52%。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朱熹及其后学所建，各地朱子门人先后汇聚这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学术发展为图书出版与传播提供动力，而图书传播与普及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许多当地文人，如袁枢、宋慈、叶廷珪、魏庆之、黄善夫、祝穆等，也参与到图书传播事业中来，他们都从事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有的本人就是书坊主。文人和书坊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推动了建阳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书院师生是书籍出版业稳定的读者群，书坊出版书籍也是教学用书的主要来源。当时书院的办学水准较高，一般属于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内容也多为儒家经典和理学。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其门人所注的《五经》，以及周、程、邵、张等理学先贤的著作都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用书。

其二，书院师生自己的书稿、著作往往选择就近原则，在建阳书坊出版。如朱熹就曾经看到了书坊出版业的方便与快捷，他在《答黄商伯》中说：“《洪韵》当已抄毕，幸早示，乃此间付之书坊镂板，甚不费力。”[6]在《答巩仲至》中，又说：“此间匠者工于剪贴，若只就此订正，将来便可上板，不需再写，又生一重脱误，亦省事也。”[6]1764他们因此而形成了书坊出版业的作者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院师生既是书坊出版业的读者群，又是书坊出版业的作者群。书坊为传播闽学人物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出版的便利，也为闽学人物彼此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书籍媒介。理学思想通过书籍媒介得到传播，书籍媒介的广泛传播又扩大了理学思想的影响。

其三，建阳书坊还大量出版科举考试书和范文选本。如状元策、翰林馆课、八股时文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一些供夹带抄袭用的巾箱本，其内容专门是为了应付科考，这是建阳书坊出版的专利，官府和私家绝对不会这样来做。宋代注重教育，官学、私学并重。又大兴科举，以诗赋、经义取士。为了迎合广大学子求学、应试的需求，麻沙书坊还雕印了许多名人的范本投放市场，并对其诗文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名曰“类编增广……”。如北宋刊刻的《类编增广老苏先生（苏洵）大全文集》八卷，南宋乾道年间刘仲吉宅刊刻的《类编增广黄先生（黄庭坚）大全文集》五十卷。这些文集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颇受市场欢迎。

当时全国好多地方还没有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等书籍，而民间书坊就已事先刊行，在民间传播。这一方面表明书坊主敏锐的市场眼光，敢为人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也表明书坊编校成员对科举考试命题方向有所把握和研究，完全有能力编辑出版此类书籍。李淑在《应考试进士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奏（景祐五年正月）》中记载：

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臣以为朝廷崇学取士，本欲兴崇风教，反使后进习尚异端，非所谓化成之义也。况考校进士，但观词艺优劣，不必嫌避正书。至如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考试之时，不须一一回避。其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庠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司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如允所请，兼乞编入贡举条贯施行。[7]

李淑的上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科举参考书的巨大经济价值，连官方都还没有意识到，而书坊主就已经嗅出了其广阔前景，提前刊刻，在知识分子当中广泛流传，既方便了举子应付科考，又为书坊主带来了利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作为当时出版中心的建阳书坊，更是如此。

官方对于民间流行的科举考试复习参考用书也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评价进士，只需要考察他们的“词艺优劣”即可，“不必嫌避正书”。《国语》《荀子》《文中子》等儒学所宗书籍，先朝以来经常围绕此类书籍出题，而国家学校竟然没有印本。于是，上奏请求国子监雕印颁行。

三、建阳书坊出版风格

建阳书坊出版业从诞生之初，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浙本”“蜀本”不同，具有鲜明的闽北地域特色，带有闽学家思想的印记。其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字体多为颜体和柳体，正文横轻竖重，小注横竖一样，多为细笔。如黄善夫刊刻的《史记》、《后汉书》等，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棱峻峭，瘦劲有力。当然，除了颜体和柳体外，还有其它字体。如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就是仿褚遂良体，建本《周易注》《晋书》仿宋徽宗瘦金体。

二是刻有牌记。牌记又称书牌、刊记、木记，多出现在书名页、序文、卷末或目录之后，主要记录刻书时间、地点、书坊主姓名和堂号等。牌记有各种形状，如长方形、碑形、香炉形、钟形、炉形、亚字形等，或者没有边框随行书写。牌记既是一种版权保护手段，又是一种广告宣传形式。同时，也装帧了图书、美化了版面。

三是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建本多为正文配置插图，以图补文，图文并茂。这种形式可以让读者赏心悦目。历书最早将儒家经典配上插图的做法，就是在建阳书坊。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插图本《周礼》，就是南宋时期建阳刻本，有图三十六幅。其中有一幅《天子玉路图》，描绘的是周天子乘“玉路”出行，前呼后拥的情形，线条流畅，生动形象，充分体现了宋代版画艺术的进步和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曾经见过此书，他曾说过：“书坊印得《六经》，前有纂图子，也略可观。如车图虽不甚详，然大概也是。”[8]再比如现存最早日用百科全书插图本《事林广记》，此书也是配有多幅插图，构图适合，其中《夫子杏坛之图》，表现了孔子率门下弟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动情景。

四是具备“封面”意识。朱熹淳熙十四年（1187）在武夷精舍编纂《小学》时，写信给刊刻此书的蔡元定道：“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简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别有意指也。试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阳多阴少，则终为阳者少；在少者阴多阳少，则定为阳者亦少。乃阳贵阴贱，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学》误字再纳去数纸，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可也。”[9]可见，朱熹已经开始使用“封面”一词，“封面”意识萌芽。

宋代建阳书坊出版，主要以理学类书，教材和科考书为主，一般是比较通俗和畅销的书，也是能赚钱的书。“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10]建阳书坊出版在推进图书事业发展，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