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雨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清同治七年(1868)四月，吴敏树东游至金陵，与曾国藩及其幕府宾僚交游、览胜、唱和，可谓一时盛会。其时，曾国藩以“簁邰”入韵作《喜吴南屏至》一诗，幕府宾僚皆有和作，大江南北亦多有遥和者，史称“簁邰唱和”。“簁邰唱和”是曾国藩幕府一次重要的唱和活动，是研究晚清文人游幕时期生存境遇和文学活动的绝佳样本。同时它还是晚清文人于动乱平定、“同治中兴”之时的一次“集体发言”，对理解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情感与心理期待有着不可轻视的价值。学者在研究曾国藩与吴敏树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曾吴二人交游与曾国藩幕府文人群体以及晚清“宋诗运动”等课题时，均会提及“簁邰唱和”，足见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但至今仍然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试图结合相关史料梳理“簁邰唱和”的发生过程，评析唱和诗作的文学价值，并从晚清文人个体境遇与群体认同的角度，探究此次唱和活动中展现的文人心态史与文学史意义。

一、吴敏树东游与“簁邰唱和”的发生

吴敏树东游是“簁邰唱和”发生的重要机缘，唱和活动也伴随着其东游的全过程。同治七年二月，吴敏树“送先姊氏之丧甫毕，慨然于顷年儿女伤戚之多故，弗能自胜”[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遂沿江东游以自遣。四月初至金陵，有诗《江宁上曾相国二首》，诗中称扬曾国藩“古来勋业谁争色，近代文章并洗尘”，也表达了“人事悲凉随厄会，风流起发尽奇豪”的感慨。[1]《柈湖诗录》卷四,155曾国藩作《喜吴南屏至》一诗，以“簁邰”入韵，是为“簁邰唱和”之首唱。吴敏树当日即将此诗相示吴汝纶、赵烈文、黎庶昌、张文虎等人，(1)张文虎四月十四日“与端甫至幕府访吴南坪、吴挚甫、赵惠甫、黎莼斋。南坪出诗文稿，诗学苏、黄，文近南丰，……出节相新作赠诗七古一章”(《张文虎日记》，陈大康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后次韵相和《金陵奉和相国曾公见赠原韵》一诗，赵烈文、戴望、周学浚等人也有和作。

四月廿四日，曾国藩赴上海查阅外海水师事宜(2)曾国藩赴沪主要是巡视辖区的公务活动。四月二十六日，至扬州，查运库，闰四月初八，出巡阅李朝斌太湖水师，初十日至上海，查阅轮船洋炮工程，视察机器局，接见洋领事官，十四日离沪返程时又查阅吴淞口、狼山、福山各营。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王定安《曾国藩事略》皆有相同记载。(黎庶昌、王定安等编撰：《曾国藩年谱(附事略 荣哀录)》，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204、322页)，吴敏树随其“历扬州镇江，入丹徒口，过常州苏州，极于上海。中间金焦惠泉灵岩之胜处，虽遭败废，无不造而登览其上”[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曾吴等人途经扬州、苏州、无锡，会同曾国藩幕府散居各地的文人，游览金山、焦山、天平、木渎、穹窿、邓尉诸名胜。途中，赵烈文“制《喜吴南屏至，次节相原韵》诗一首”[2]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167。周学浚复和一首寄呈吴敏树，追送其东游，吴敏树仍韵和之。赵烈文、莫友芝等人作簁韵诗以纪灵岩、天平之游。(3)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九日，第1171页。莫友芝闰四月初八日“夜，南屏以簁韵同人和章及新游诗相示”。十三日“以和中堂赠南屏诗韵纪前日之游待脱稿，辞不能偕”(《莫友芝日记》，张剑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48页)。十一日众人抵达上海，其间至大厂(后改称江南制造局)观机器，至戏楼观剧，至夷场(租界)参加宴饮，又观灯影洋画。十四日曾国藩离沪返程，吴敏树取道南汇往浙江。

曾国藩回到金陵后，张文虎、何栻、黎庶昌等幕中诗人仍有簁韵和作。吴敏树在入浙西舟中有簁韵诗寄给赵烈文，在浙游历嘉兴、杭州、吴兴、无锡等地，又与亲家龚智轩以簁韵往返唱和。七月初四日吴敏树“返金陵，以前后所得诗呈相国。相国复命会客游元武湖，泛青溪秦淮，乃许归”[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二十二日离开金陵，经濡须、湖口，九月还抵武昌。

吴敏树回乡不久即汇刻此次东游所作诗歌为《东游草》，并作《东游草序》记述东游经过与创作经过。因为其中簁韵诗的特殊性质以及曾经发生的唱和盛事，诗集读者中也多有相和者，如罗汝怀《题吴南老东游草即用集中与曾爵相唱和韵》、杨恩寿《呈吴南屏孝廉丈竝题东游草用集中湘乡侯相奉赠原韵》、郭嵩焘《吴南屏见示“簁邰韵”诗册，时湘乡相国薨已逾月矣》，等等。

文人群体通过诗文唱和叙旧订交、联络情感，是唱和活动最为显见的作用。吴敏树在金陵及东游途中与曾国藩及其幕府成员时相过从，“簁邰唱和”沟通了以曾国藩幕府文人为主体的交游网络，加强了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曾国藩与吴敏树本为旧识，且多次欲邀吴敏树入幕，四月初二即于赵烈文处与吴敏树相见，又于初七日、十九日两次招饮。(4)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四》，同治七年四月初二日、初七日、十九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35、38页。赵烈文四月初七日“赴涤师招饮，同座吴南屏、陈倬人、黎莼斋、吴挚甫”，十九日“涤师招饮，同座吴南老、李雨亭、李眉生、黎莼斋”(《能静居日记》，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64、1166页)。吴敏树与赵烈文早就相识，在金陵两段时日与其及黎庶昌、吴汝纶交游最深。(5)吴敏树临别作有《述别赠赵惠甫黎莼斋吴挚甫》一文，称：“吾处公之府中，有年甚少于我而乐与之友者，得三君焉：曰阳湖赵惠甫、遵义黎莼斋、桐城吴挚甫。其人也，惠甫前识之，今兹乃益深；莼斋亲我，意似过重之；挚甫不必我亲，顾不以老人貌我。三君之才各异矣，其志意与问学则皆有以信乎我也。”(《柈湖文录》卷三，《吴敏树集》，第341页)赵烈文也有伤感惜别之意，二十日“巳刻入署，送南老行。南老与余情独至，颇有不忍之色，恍为述别一篇留赠，余亦有文以送之，而所作未惬意，未出以示之也”。二十二日有诗《奉教游元武湖归，公子劼刚先有诗，答上兼呈同会。时吴叟南屏行还巴陵》三首。(《能静居日记》，第1192-1193页)吴敏树在《入浙西舟中寄惠甫并呈诸君子，缘和相国韵诗多及鄙人，集述其盛，借自矜幸，仍叠前韵》诗中除了述及与曾国藩、赵烈文、黎庶昌、吴汝纶的情谊外，还言及与张文虎、李善兰、唐仁寿、戴望、曾纪泽、李鸿裔、莫友芝等人的交游。除此之外，唱和诗人还以簁韵诗赠答，加强了分居各处的文人之间的联系，比如，吴汝纶以簁韵诗答谢丁筠卿惠茶墨，李鸿裔(时在苏州)、高心夔(时在济南)有簁韵赠答诗，张文虎作次韵诗送陈乔森孝廉下第归雷州，等等。

“簁邰唱和”的发生与兴盛，得益于吴敏树东游这一偶然性事件，但其中有必然性存焉。其一，战乱平定为唱和活动提供了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其二，文人集聚幕府使幕府成为一时文学重心之所在，这也成为唱和活动开展的绝佳平台。其三，东游途中，联结同道，登高览胜，足以激发创作灵感，特别是战后破败之象更刺激诗人对今昔之别进行咏叹反思。对于此次唱和活动，吴敏树称：“一时和者云属，盛有尖叉之竞。”[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王定安称：“一时和者百数十人。”[3]322学者王澧华说：“大江南北赓和者，竟达三百余人之多。”[4]王澧华《前言》，15①(6)①据笔者所见资料来看，“三百余人”的说法主要来源于王澧华，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王澧华并未指出确切的原始资料来源。笔者推测，王定安为唱和活动的参与者，且在曾国藩、曾国荃幕府多年，后又有《求阙斋弟子记》《湘军记》《曾文正公事略》《曾忠襄公年谱》等著述，其所说“和者百数十人”可信度高。但除了东游赴沪途中“一时和者”，还应该有与曾国藩、吴敏树等人相识的后续相和者，同时也可能存在与曾国藩、吴敏树等人不相识，仅仅因为此次唱和盛事而遥相唱和者。“大江南北赓和者”的具体数目，恐怕已难以查考。吴敏树去世后，曾纪泽所作挽联又提及“簁邰唱和”：“簁邰妙句可赓歌，野服黄冠，九关云雾从先子；慧业文人无几见，洞庭青草，万顷烟波失此翁。”[5]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592可见，这确实是一次令晚清文人群体印象深刻的文学活动。赵烈文《东游唱和集》抄录了吴敏树、周学浚、赵烈文、黎庶昌、曾纪泽、李鸿裔、王定安、张文虎、李善兰、张守恩、吴汝纶、魏耆、朱孔彰、唐仁寿、何栻、戴望等人所作的二十八首和诗。[6]696此钞本并不完全，比较重要的唱和者还有莫友芝、龚智轩、罗汝怀、高心夔、杨恩寿、郭嵩焘等人。曾国藩在唱和进行之时即命金陵书局汇刻簁韵诗集，但此刻本至今未 见。吴敏树刻印自己诗集时又考虑到“相国命集其稿，将并余诸记游诗刻之，余辞谢而别。……其簁韵和卷，实使府之盛事，鄙生多窃声誉其间，此草不具录诸公之作，金陵刻行，当得以揽其全矣”[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322。如此阴差阳错，簁韵诗集现仅存赵烈文手抄本。(7)张徐芳《能静居钞本〈东游唱和集〉考述》一文对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赵烈文《东游唱和集》钞本做了详细评介，载程焕文、沈津、王蕾主编：《2014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如今看来，大江南北赓和者的和诗已难以寻觅，曾国藩幕府宾僚的唱和诗大多得以留存，这也是本文以曾幕文人为中心探讨“簁邰唱和”的重要原因。

二、“簁邰唱和”中的时事关切和心态表达

“簁邰唱和”诗作涉及赠答、纪游、抒怀等类型，其中既有曾国藩、吴敏树与幕僚、亲友之间的唱和，又有唱和者与各自相识者的赠答唱和，还有诗人作簁韵诗以抒怀，诗题也依诗意而各自命名。不可否认，唱和诗篇有着鲜明的应酬色彩，但正如学者巩本栋所说：“从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看，唱和诗词的成败得失与否，与其他的诗词创作一样，无例外地取决于它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深刻性和独特性的程度如何，而不在于应酬、次韵与否。”[7]100“簁邰唱和”参与者皆采用次韵唱和的形式，次韵，也称步韵，和诗时依首唱诗用韵，且所用各韵字须次序相同，“步韵最困人，如相殴而自絷手足也。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难照顾”[8]吴乔《答万季野诗问》，25。但也因难见巧，于束缚中展现才力性情。若单纯着眼于唱和诗篇的应酬性质与次韵形式，必将遮蔽其中的重要价值内涵。

曾国藩《喜吴南屏至》一诗长达三十八句，有着首唱的先发优势，较少形制的束缚，在唱和诗作中可称独步。诗云：

春霖飒沓天如簁，大麦菸邑小麦摧。愁颜弥月何曾破？故人飞棹从天来。与君握别才几日，已见新火十钻槐。当时洞庭釂别酒，乾坤战伐正喧豗。沅湘义军参差起，十事欲成九事乖。英豪半藏蜀国血，大地遍种秦时灰。即今南纪风尘靖，乱后遗黎多眚灾。荒村有骨饲狐貉，沃土无人辟蒿莱。筋力登危生理窄，斗粟谁肯易婴孩？三里诛求五里税，关市或逢虎与豺。谬领大藩二千里，疮痍不救胡为哉！羡君高卧君山顶，吞吐湖月无愁猜。世味饱谙肱三折，长吟极望天四隤。招邀轩辕弄古乐，湔祓屈氏饯余哀。谈经颇折巨儒角，手携皜日照昏霾。翩然一叶忽东下，相见各怜双鬓皑。宁知沧桑阅百变，复此对持掌中杯。苍天可补河可塞，只有好怀不易开。努力且谋千日醉，高谈巢燧讫有邰。[9]87

起首八句写诗人在忧虑春霖伤麦之时，见故人来访，顿破愁颜。转眼已离别十年，上次相见还是“乾坤战伐”之时。“沅湘义军参差起”四句自然过渡到对战争岁月的追忆，并抒发了“十事九乖”的人生感慨。“即今南纪风尘靖”八句描写了战后民生凋敝、苛捐杂税的困境，表达了自己救济疮痍的使命感。“羡君高卧君山顶”八句对吴敏树专心致力于诗文学问，神交圣贤消解哀愁的生活表示欣羡。“翩然一叶忽东下”转回故友相见场景，“苍天可补河可塞，只有好怀不易开”，开怀不易是因为故友不易重逢，更是因为忧患频仍的社会现实。诗中所表达的济世之志与人生感慨似乎有意对以往十年作了一次总结与反思，诗句中没有了年轻时超迈前贤的豪情，增多了经历岁月沧桑后的慨叹。全诗意蕴丰富、用韵贴切、章法细密、过渡自然，极尽顿挫之妙，可谓七古佳作。

吴敏树称“相国首韵用簁字，结韵邰字，中间韵多非便逐押者”[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但曾国藩用韵“灰”“佳”通押(8)曾国藩诗作存在邻韵通押现象，其所用韵字“摧”“来”“豗”“灰”“灾”“莱”“孩”“哉”“猜”“隤”“哀”“皑”“杯”“开”“邰”属上平声灰韵；“乖”“豺”“霾”属上平声佳韵；“簁”分属支韵与佳韵；“槐”分属佳韵与灰韵。，所属韵部也较宽，相对降低了次韵唱和的难度。吴敏树和诗次其韵、答其意，也是佳篇。诗云：

浮埃宇宙风中簁，飘落何用力与摧。消馀精实仅存几，渣滓到尽清光来。廿年苦遭战斗劫，眼见烈火焚大槐。群鳌力掀海水涸，万雷声震山谷豗。昏明谁侧天机转，胜败难言人事乖。纷纷血肉只狼籍，贵贱一例无然灰。要留几点不化碧，终古持当无妄灾。相公千载论人杰，声华早岁光蓬莱。湖湘一呼子弟出，踊跃妇女连童孩。艰难一身耸天柱，狂啮反走随惊豺。竟扫金陵洗窟穴，清凉山色还佳哉。塞天勋业已何有，旷世襟怀人不猜。文章道学望逾绝，山岳丘陵形甚隤。我生执鞭意诚慕，自顾腐草心弥哀。苦寻章句得微隙，稍觉耳目开昏霾。匆匆未嫌牛马走，皎皎敢矜霜雪皑。亦怜活计等闲尽，剩欲倾倒琉璃杯。妄言凿空骇无似，秘锁忽若天缄开。风诗正变十又五，请评周召终豳邰。(余顷著《诗国风原指》。)[1]《柈湖诗录》卷二《金陵奉和相国曾公见赠原韵》，83

开篇以浮埃飘落、尘埃落定、精实清光喻指光明必将到来，接着以烈火焚槐、群鳌掀海、万雷震谷象征廿年战乱的动荡之势。“昏明谁侧天机转，胜败难言人事乖”既是对天机难测、胜败难言的感慨，也是对曾国藩“十事欲成九事乖”的认同呼应。如果说曾国藩在对战争岁月的追忆中融入了“十事九乖”的感叹以及经世济民的责任感，那么，吴敏树则突出了对曾国藩中兴功业与文章品性的颂扬。“我生执鞭意诚慕”之后回应了曾国藩“羡君高卧君山顶”，表示自己只是“腐草”，虽然“苦寻章句得微隙”，但奔波劳碌中时间已然流逝，内心也是满怀悲哀。吴敏树此行带来《诗国风原旨》等著述，故诗篇以请求评价指教作结。

“游”贯穿“簁邰唱和”始终，但唱和诗作绝少刻画山水、悠游自适的诗句，更多的是表达山河破败、物是人非的感慨，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与人文思虑。吴敏树东游本为排遣多年之抑郁，他自陈为何延迟数年才开始东游，说：“余又以谓游者，所以为乐也。幸脱兵间不死，年又已老，何乐之敢图？且江东残破已甚矣，至其地，将悲哀吊悯之不暇，而又奚乐乎？以此复自迟回者数岁。”他面对曾国藩的首唱之作说：“余深咏叹其文，不敢企 公之大，而师其达故所至，放意为诗，虽所见城郭荒芜之场，与夫亭楼庙寺夷废之址，无不可为伤 心太息者，而余诗犹若美游，然徒以写忧开怀故也。”[1]《柈湖文录》卷三《东游草序》,321吴敏树在东游时确实也创作了一些犹若美游的纪游写景之作，但也只 是“徒以写忧开怀”，故作达观而已。他在其他次韵诗作中也有对劫后余灰、山水破败景象的描 绘。《龚智轩亲家前有惠山望远，用相侯赠余诗韵，此来复有叠韵，仍韵和之》有云：“此邦无锡汉古县，锡则无有仍兵灾。惠山寺门推破瓦，秦氏园屋馀蒿莱。名泉拌供一日厄，买归泥弄娱家孩。方今西北尚坚斗，大帅鞭骑驱群豺。”他还在诗中认可亲家龚智轩治理政务的能力，并对其 提出了建功树勋的期望。“监场已见好官政，忧时望眼从君开。愿君树勋如树穑，勤用相道兴周邰。”[1]《柈湖诗录》卷二，87-88可见，唱和诗作中表现的经世思想与忧民情怀并非纯粹的应酬套语。

闰四月初七日曾、吴等人游苏州灵岩、天平，“是日游者，曾涤生相国，丁雨生中丞，杜小舫方伯，勒少仲、李眉生两廉访，李质堂军门，刘南云方伯，吴南屏孝廉，俞荫甫编修，莫子偲考廉，黎莼斋刺史，曾劼刚、静臣两公子，何小泉中书，许缘仲、潘季玉两观察。各复携其宾从，下迄舆台从兵，凡数千人，游观之盛，盖数百年而一见”[2]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七日，1171。赵烈文《奉陪湘乡相国东游赋呈兼柬同行诸君子，再次前韵》命意谋篇颇具代表性。诗云：

嘉谷年年登砻簁，元赤攘攘忘忧摧。相君功成出游豫，民皆曰公徯后来。郊原兵过昔如薙，到眼喜见新松槐。旌旗卷舒山水丽，童卒走看城闉豗。魁儒硕士逐成队，各奏德艺无偏乖。我公乐此日抚掌，顾厌玺组犹土灰。手携德笙照吴越，湔祓民气除凶灾。忆昨旄头落江介，所向百郡田污莱。千村夜哭绝耕钓，万马尽过空婴孩。群生食践本有素，驱迫到至为虎豺。十年寢馈坐忘味，一洗东南何快哉。每言成败属运定，细事矧尔还疑猜。町畦尽辟外无际，圭壁自严中不隤。因时欣戚责成物，务与遗子同欢哀。长江大湖浩呈秀，旭日晴宇清无霾。纡妍直与至文合，皎洁许共胸怀皑。鲰生无能厕陪列，日弃疏厉叨尊杯。人间适意会有几，况睹隆郅时风开。行看迩俗定移易，远轶秦汉追豳邰。[2]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九日，1171-1172

该诗名为纪游之作，但全诗主要围绕“相君功成出游豫”铺展开来，诗中并未对东游本身有具体的描绘，而是在今昔对比中着力表现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功业与士卒民众对其的爱戴。赵烈文此诗韵字之处几乎皆反曾国藩之意而用之，将其化为乐观心态的表达。莫友芝次韵纪游诗云：

寰中九泽天所簁，纵有浩劫无能摧。具区之薮跨吴越，赤岸远透银河来。灵峰怪石割天秀，余精亦散松柏槐。自从粤发漏湖汉，江国厌闻鼙鼓豗。费财老师几岁月，纵有胜迹从时乖。湘乡相公起衡麓，手挽岷江洗劫灰。东南半壁数行省，未许尺地遗纤灾。大营舟师彰湖泖，细减壤则纡汙莱。使旍所到听欢沸，隘谷空村走白孩。总言此邦匪圣相，残喘早付虎与豺。天人应运乃际会，竟有耕作还初哉。重湖叠巘正无恙，闲蝯野鹤忘惊猜。相公此兴岂易得，尽兴莫教西日隤。幕中诸君豪健才，大句迅扫关山哀。九江亭长更奇逸，操纵风纲穿云霾。莫釐峰畔一回首，笑拥君山雪浪皑。独惭贱子怯腰脚，济胜自甘金谷杯。强将饤饾塞诗负，绵力那任黄间开。唯应手裒群玉列丁部，待续千顷从俞邰。[10]《郘亭诗补》卷三《从湘乡相公出木渎胥口，因为灵岩、天平之游，次相公赠吴南屏敏树韵，兼呈南屏及诸同游》，493

该诗也对灵岩、天平之游一笔带过，重点放在安定局面与中兴气象的出现，以及对曾国藩等湘军将帅挽狂澜于既倒的功业的歌颂。该诗没有了莫友芝前期诗作常见的苦愁酸涩之气，“手挽岷江洗劫灰”“操纵风纲穿云霾”等诗句想象奇特，更多了几分豪迈气息。但诗中频繁使用“纵有”“自从”“总言”“竟有”等连接词，叙述议论色彩较重，不乏蹇直浅薄之弊。郑珍对莫友芝诗歌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就各体论之，律诗胜于古体；而七律之出入黄、陆，又胜五律；五古之骎骤杜、韩，又胜七古；绝句则全是宋派，意所不属故耳。”[10]郑珍《郘亭诗钞题识》，附录一，1135虽然这段评语针对的是莫友芝早年间的诗作，但七古非其长项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文教设施也毁于一旦。张文虎诗称：“那知舐笔校书处，五年前尚蟠狼豺。君来登阁一舒眺，六朝繁华安在哉。……国家威德布吴越，欃枪尽扫无氛霾。荒凉城郭经劫后，草间残骨馀皑皑。”[11]《舒艺室诗存》卷六《前诗成独后诸君复依韵解嘲仍怀南屏浙游》，519曾经的文教渊薮现在只是一片荒凉景象，令人感慨万端。该诗可谓道及文人心声。对于战后民生凋敝，苛政如虎的现况，诗人也都加以关注。张文虎在送呈和诗之后又作簁韵诗以抒怀，诗中表达了对当时梅雨不止、伤及稼禾的深切忧虑。“自春徂夏阬谷满，谁能豫蓄娲皇灰。江南耕种恃梅雨，常例岂敢论(平)祥灾。去年江北大荒歉，两遇旱潦田汙莱。饥鸿遍野苦求食，牵率老弱连乳孩。逢人叩头手指口，一钱难似羞谋豺。正虑今年复如此，天于尔辈何靳哉。人心蟊贼终未去，世事反复吾忍猜。”[11]《舒艺室诗存》卷六《梅雨不止四沓簁字韵》，519罗汝怀亦云：“今年秋雨甚且暴，溃围毁室称奇灾。江湖百怪肆腾跃，馀波尚渍残蒿莱。勘灾吏下数州县，当惜老髦矜童孩。”[12]《绿漪草堂诗集》卷九《题吴南老东游草即用集中与曾爵相唱和韵》，569

“簁邰唱和”诗作中呈现的心态情感更侧重社会性与群体性，这一定程度上缘于群体言志的创作环境与唱和体式的固有限制。曾国藩原唱诗作中既有对往昔兵灾浩劫的回忆，也有对当时涝灾伤禾、苛捐杂税的忧虑。吴敏树等唱和参与者也在诗中对民生疾苦表达了深切悲悯。首唱诗作的“定调效应”，次韵唱和的成规与形制，包括韵字、典故、意象、韵藻、结构的选择与运用等方面，都使唱和诗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易于形成相似的表现角度和心态情感。如唱和诗作中的“灰”“灾”“莱”“豺”“哀”“霾”等韵字，“蒿莱”“污莱”“荒莱”等高频韵藻，多用作对山水破败、生灵涂炭、民生艰难的描绘和渲染。再如“邰”是古国名，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同时亦可代表有邰氏姜嫄，即炎帝之后，后稷之母。诸多和诗将结句“邰”字落在吴敏树《国风原指》一书上，但“邰”所代表的德治爱民观念与《诗经》中风雅精神也是诗人的着眼点。如赵烈文诗云：“行看迩俗定移易，远轶秦汉追豳邰。”[2]《奉陪湘乡相国东游赋呈兼柬同行诸君子，再次前韵》，同治七年闰四月初九日，1172

何栻诗称：“阳春妪物不责报，阴德自合封于邰。”[13]《悔馀菴诗稿》卷一二《戊辰五月湘乡师自江巡海回，谒见后，读所赠吴君南屏诗，因次原韵》，110李鸿裔诗中化用传统的美人香草意象，称：“美人若佐商周业，方驾有娀追有邰。”[14]《苏邻遗诗》卷上《高碧湄心夔同年春间谒选入都取道阊门流连旬日盛称铜柈吴叜敏树之为人心向往之，道远莫致。乃不浃月而余已与吴叜见于金陵碧湄邮书坚余引退之约，亦适由济南遞至赋此答之，并呈铜柈即用湘乡相侯赠吴叜诗原韵》，333

唱和诗作普遍表现出了能够克服危机、重整山河、国泰民安的“中兴心态”，这是历劫后对现实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开始转折、仍将繁盛的自信。何栻说：“如臂使指自联络，以心置腹何嫌猜。截海能令蠡舟断，支天不忧鼇柱隤。运筹兼采鹿毛寿，恤士更旌羊角哀。腕力千钧荡群碎，心光四照蠲纤霾。”[13]《悔馀菴诗稿》卷十二《戊辰五月湘乡师自江巡海回，谒见后，读所赠吴君南屏诗，因次原韵》，110赵烈文称：“方今氛雾廓南纪，侧目江汉无蒿莱。地川流通国既活，民气长养圣所孩。行看归昌下灵鸟，岂复磨吮虞长豺。”[2]《喜吴南屏先生至，自辛酉冬别，盖八年矣。次相国师奉赠原韵》，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168张文虎在表示对梅雨不止的忧虑之后，直接反转，“请呼长风自天下，一扫万里消沈霾。并逐闲愁出天外，勿使人间元发皑。红云一朵□初日，酌酒劝以流霞杯。想见江南新雨足，绿蓑青笠□畴开。闲闲十亩乐莫乐，肇祀丰年歌有邰”[11]《舒艺室诗存》卷六《梅雨不止四沓簁字韵》，519。可以看出诗人坚信能够克服困难的乐观心态。我们还应该看到，唱和诗作中并无开阔豪迈的盛世气象，诗中的乐观态度是在不回避社会矛盾与时代危机，正视困境基础上的一种心理期待。

三、“簁邰唱和”的“幕府特色”与群体认同

游幕文人与幕主原本就存在着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他们所作唱和诗也都要呈示幕主曾国藩。所以，在幕府场域，唱和诗歌中“群体言志”与“个人抒怀”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如果说关注时局民生体现了“簁邰唱和”的时代特色，那么，唱和诗作中的颂扬基调则体现了一种“幕府特色”。唱和诗人对曾国藩等人的颂扬主要着眼于其平定战乱、倡导文教的中兴功业。诗人多以伊尹、莱朱、谢安、郭子仪、李光弼等历史名臣比附曾国藩。张文虎诗称：“即今东南渐舒困，虽有旱潦仍免灾。中兴戡乱首郭李，名世重望专伊莱。保障岩疆众所母，包罗贤俊公皆孩。大施文教剔鼠蠹，豫养蒙孺消蜂豺。”[11]《舒艺室诗存》卷六《奉次湘乡相侯韵赠巴陵老儒吴南屏敏树即题所著国风原指后》，518何栻诗称：“归来踪迹寄淮海，坐看勋业归伊莱。三千丈发瘁此老，五百道乳降诸孩。德水功山两渟峙，水无蛟鳄山无豺。绿野优游未容尔，黄魔窥伺胡为哉。”[13]《悔馀菴诗稿》卷一二《戊辰五月湘乡师，自江巡海回谒见后，读所赠吴君南屏诗，因次原韵》，110更多的诗作以比喻手法，表现出曾国藩起衰振弊的恢弘气势，如黎庶昌称：“相公起试活国手，洗涤浩劫沙虫灰。遗民来归土渐闢，虽有旱潦不为灾。山川精神要湔祓，凭藉文字辉蓁莱。”[15]《黎庶昌诗文辑逸》《吴南屏先生自岳阳泛舟金陵，兼有苏浙之游，次湘乡曾相国韵，奉简》，5437游幕文人选择入幕佐政正是看重曾国藩平乱卫道、经世淑民的态度，他们在幕府中从事平定战乱与复兴文教事业的过程中也在实现自己的经世之志，在唱和诗作中强调事功、歌颂名臣，也是其经世心态的合理表达。

曾国藩幕府中有些诗人在战乱中离乡丧亲，甚至无栖身之处，只能在幕府中安身。如莫友芝中年经历故乡战乱、亲友离丧，正是由于曾国藩的庇护资助，他才能在游幕江南时期潜心治学。唐仁寿藏书在战乱时毁坏殆尽，自己也流离失所，后寄身金陵书局校雠群籍。黎庶昌两次应试不第，在京“饥不得餐，垢不得浴。赤手流离，万里难归。孑然一身，无地因依”[15]黎汝谦《祭莼斋叔父文》，附录一，5474，虽因直言上疏得以县令用，但生活仍难以为继，入幕后受曾国藩器重，得两次密荐。戴望也是在战乱时经历辗转避难之后进入曾国藩幕府的，其《赠巴陵吴处士诗次曾相国韵即效其体》一诗开篇与结尾均落在吴敏树东游上，但全诗主体是对曾国藩等人的歌颂。“十年戎马暗南国，诗书几欲成秦灰。东山谢傅为时出，一麾麈尾消沴灾。衣冠群集盛桃李，湘湖吴越连青莱。方今中外颂圣相，司马名字悬婴孩。会见郊薮集麐凤，岂虑林壑藏狐豺。”[16]《谪麐堂遗集·诗二》《赠巴陵吴处士诗次曾相国韵即效其体》，808忧患时局促成了文人集聚曾国藩幕府，唱和诗作中展现的心态情感，包括对曾国藩的颂扬与崇敬，也是基于诗人自身的境遇与体验，皆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体现了群体言志与个人抒怀的统一。

“簁邰唱和”是晚清文人特别是游幕文人心态情感的集体表达，显示了共同的记忆、关切与期待，增强了晚清文人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严迪昌论述清中叶诗坛时说：“达官大僚以权势、才学、名望、财力等诸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优势广揽人才，‘结佩’相交，并非只是一种纯文学的风雅韵事。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务期于正’的旨归得以贯彻于实践，从而净化着高层人才圈的氛围。”[17]657晚清时期更是如此。晚清文士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动乱后，在政治思想层面形成了一种基于改变国困民乏局面、追求国家富强的向心力。如果说曾国藩幕府集聚大量文士是“同治中兴”的人才基础，那么如上所述晚清文人在政治与文化层面的群体认同可以称为“同治中兴”的士心基础。

曾国藩幕府聚集了如罗汝怀、周学浚、莫友芝、何栻、高心夔、李鸿裔、赵烈文等众多优秀诗人，时常进行诗酒唱和、切磋诗艺的活动，“独曾文正公在江南时，大乱新定，往往招携宾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间，登眺钟阜、石头，流连景物，饮酒赋诗，以相娱娭”[18]卷二《姚公谈艺图记》,113。诸多诗人有着持续性的创作兴趣与创作准备。“簁邰唱和”诸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不同于即席雅集之作，创作者有较多的时间与机会进行打磨修饰，创作态度更是没有娱乐化和游戏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簁邰唱和”的整体艺术水平。曾国藩原唱诗作以四日苦思而成(9)曾国藩四月初十日“拟作一诗酬吴南屏，久索未得”。十一日“二更后拟作诗而久未就”。十二日“夜作诗二十余句，未毕”。十三日“夜作诗十余句，《喜吴南屏至》七古一首作毕”。十四日“早饭后……将昨日〈诗〉录写送南屏处”。(《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四》，第36-37页)，“其他和诗莫不苦心经营，字斟句酌。对照各诗不同版本，斟酌锻炼痕迹明显”[6]701。诗人在唱和过程中相互品评，切劘探讨，也存在着明显的竞争意识，“群公衮衮竞倡和，杰句欲挽江河颓”[16]《谪麐堂遗集·诗二》《赠巴陵吴处士诗次曾相国韵即效其体》，808，“东游傅海托麾盖，每赏杰韵齐倾杯”[1]《柈湖诗录》卷二《入浙西舟中寄惠甫并呈诸君子，缘和相国韵诗多及鄙人，集述其盛，借自矜幸，仍叠前韵》，85-86。张文虎评说周学浚和诗“叶韵自然，诗亦超旷，似胜南老”[19]同治七年四月廿三日，134。曾国藩对曾纪泽所作二首次簁字韵诗也有所品评，“韵稳而脉清，吐属亦当名贵，将来或亦为诗人，殊以为慰”[20]同治七年闰四月初十日，46。在同行诸人游观夷场还饮于一勺园时，莫友芝“以和中堂赠南屏诗韵纪前日之游待脱稿，辞不能偕”[21]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三日，248。张文虎创作和诗独后于他人，只得再次韵相和聊以解嘲。(10)张文虎四月十四日得见曾国藩原唱诗作，廿三日见吴敏树与周学浚的和诗，迟至闰四月廿九日方有和诗《奉次湘乡相侯韵赠巴陵老儒吴南屏敏树即题所著国风原指后》。因其诗作独后于诸君，故复和一首以解嘲，五月初三日“写《簁字韵诗》二首送呈节署”。张文虎意犹未尽，还以簁韵诗赠答、抒怀。(《张文虎日记》，第133-134、139、141页)曾国藩幕府中的文学环境是较为宽容的，唱和者诗学观念与创作倾向并不完全一致，唱和诗作也显示了不同的审美倾向，表现出了诗人的各自性情与诗艺特色。张文虎《梅雨不止四沓簁字韵》一诗既写出了诗人的忧虑之思，又展现了李善兰(“李侯”)的独特性情。陈乔森第三次会试不第，张文虎以簁韵作送别诗《送陈乔森孝廉下第归雷州三沓簁字韵》，对其怀抱经世之志却无济世之途的境遇深表同情，但也只能劝慰其悠游山水、寄情诗文、倚庐事亲。[11]《舒艺室诗存》卷六《送陈乔森孝廉下第归雷州三沓簁字韵》，519虽故作洒脱，悲愤之情与无奈之感却满溢诗篇。何栻《戊辰五月湘乡师自江巡海回，谒见后，读所赠吴君南屏诗，因次原韵》一诗句句用对，也有一种整饰典丽之美。

战乱初定的时代背景，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学者型诗人的广泛参与以及普遍持有的性情与学问兼顾的诗学理念，都使“簁邰唱和”诗作显示出一种宋诗特色。唱和诗作所采取的七言古体，体量大，容纳力强，起承转合间能够表现深厚的情感意蕴，其章法结构的内在要求也促使诗人更多地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唱和形式以及相互品评的创作氛围也刺激了诗人更偏向以才学为诗，这与宋诗的美学倾向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澧华认为，曾国藩所主导的“会合联吟”与“簁邰唱和”“客观上激发了人们的学宋兴趣”，“确实体现出曾国藩对‘宋诗运动’的大力提倡”。[4]王澧华《前言》，13、15从现有资料来看，曾国藩并未有意通过此次唱和大力提倡“宋诗运动”，“簁邰唱和”本身对“宋诗运动”的影响或许没有这么大，但其中折射出的文学生态与文人心态却不容忽视。

“簁邰唱和”能够在晚清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关键在于曾国藩的政治地位与唱和盛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与从众效应。同治年间，曾国藩是中兴名臣，国之柱石，功业声望达到鼎峰，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围绕其周边形成的文人群体对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足以转移一代风气。曾国藩道光年间自称：“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22]《致温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58同治初年又称：“五古拟专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23]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272他创作首唱诗时，正在校阅白居易七古诗和黄庭坚诗集。(11)曾国藩四月初八日“午刻校白香山七古，中饭后粗毕”。初九日“阅校黄山谷诗七古七律二种”。初十日“午刻阅黄山谷七古、七律，指点仅及三叶。……拟作一诗酬吴南屏，久索未得”。十二日“批校山谷诗，中饭后又校二叶。……夜作诗二十余句，未毕”。十三日“批校山谷诗甫一叶许。……夜作诗十余句，《喜吴南屏至》七古一首作毕”。(《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四》，第36-37页)曾国藩幕府文人多持宗宋学宋或兼采唐宋的诗学观念，也曾举行纪念黄庭坚、依《山谷集》中诗韵和诗的活动。(12)比如，此年六月十二日，张文虎、周学浚、赵彦修、唐仁寿、李善兰等人同祝黄庭坚生日，聚竟日，并以《山谷集》角鹰诗韵作诗唱和。(《张文虎日记》，第143页)吴敏树是经师硕儒，文坛领袖，他与曾国藩及其幕府文人的唱和，自然引起了广泛响应。众多文人躬逢其盛，愿意或者刻意去了解、认同并接受唱和主将的诗学观念与创作倾向，客观上引发了更多边缘诗人对宋调诗的认同与模仿。从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角度而论，“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24]64。总的来看，幕府场域、时代环境以及诗人个体境遇影响了“簁邰唱和”的发生发展与诗作特色，也是促进“清诗一大转变”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簁邰唱和”是同治年间在平定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曾国藩、吴敏树以及曾国藩幕府宾僚为主体的文学盛事。众多优秀诗人的参与、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相互品评彼此竞争的创作氛围都有力地提升了唱和诗作的艺术水平和文学价值，唱和者对时事的关切与经世的态度也使诗歌言之有物，摆脱空疏浮华之弊。幕府场域为唱和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影响了诗人在唱和诗作中的心态表达。诗文唱和是文人进行文学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交换情感”“共享情感”的重要途径。群体发声是否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形成压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咸同之际，文人或为经世淑民之抱负，或因谋生避乱的考虑，纷纷进入幕府。唱和诗人在对相似的经历体验与集体记忆的抒写中展现了对往昔的相似感慨，强化了对未来的共同期许。他们深切忧虑国家的内忧外患，歌颂平定内乱、复兴文教、倡导洋务的中兴将帅，同时还相信危机已经度过，国家正在走向转折，满怀着“中兴”期待。曾国藩、吴敏树二人的声望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唱和活动的发展，诗坛盟主与文学盛事所引发的群体效应也促进了唱和诗作的传播与应和。“簁邰唱和”不仅增强了晚清文人特别是曾国藩幕府文人在政治立场与思想情感方面的群体认同，而且提供了切磋并提高诗艺的契机，强化了文人群体对诗学观念与诗歌风格的内部趋同与外缘吸引，对晚清“宋诗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