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颖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是1993年的诺奖得主，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笔者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对《最蓝的眼睛》研究大多集中在女性主义、白人文化、叙事技巧及精神分析等方面，而较少有文献从家庭系统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系统阐释。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家庭系统理论对文学作品解读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基于鲍文家庭系统理论分析造成佩科拉悲惨命运的原因。

家庭系统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被认为是20世纪心理学发展的“第四波”。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的情绪整体，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的语境中方能得到解读[1]。家庭结构与核心家庭焦虑投射对家庭功能正常发挥起到重要作用。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提到，佩科拉这一案例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由此说明佩科拉生活在一个伤残的家庭：佩科拉有不称职的父母，逃避现实的哥哥。佩科拉是家庭系统中的一部分，她的悲剧命运要放在家庭语境中解读。

一、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鲍文认为，家庭结构就是一个家庭的一整套隐性的功能需求，它们组织了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方式，并控制着家庭内的权力、劳动分工和互动模式[2]。在佩科拉家里，家庭成员互动模式异常，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大打出手，导致萨米要么加入混战中，要么离家出走。宝琳甚至认为与乔利争吵“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的内容……争吵缓解了贫困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由此说明，佩科拉家的家庭结构已经扭曲变形，不能给予她健康成长的温馨环境。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在宏观上能够有效地建构安全与和谐的家庭秩序。父亲能极大改善家庭伦理关系，为家庭注入生机活力；同时父亲能够消解家庭矛盾，引导子女进行人生抉择。而在佩科拉家，父亲是一个“不中用的人”。乔利从小被母亲抛弃，父亲又不肯承认他，他变成了没有教养和不遵守秩序的人。“由于不懂得如何抚养孩子，加上从来没有看到父母抚养自己，他根本无法理解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3]不幸的童年让乔利形成了懒散且不负责任的性格，他经常酗酒，去宝琳的雇主家耍酒疯导致宝琳失去了工作；乔利常年不工作，使得贫穷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他们住在“用纤维板隔成两间屋子，而隔板高度又不及天花板”式的简陋房子；教育孩子显得更加奢侈，经常醉酒归家的乔利除了昏迷入睡，便是与妻子吵架，几乎没心思顾及子女，导致萨米不到十四岁就已经离家出走二十七次之多，而对佩科拉来说，乔利不知如何与其沟通，甚至两次强奸她；乔利在白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面对因运输问题而坏损的沙发，他不敢与商家多争辩。乔利未给佩科拉树立坚强与反抗的男子汉形象，可谓“零教育与零爱护”。佩科拉在学校面对老师的轻视和同学的讥笑与欺辱时不敢反抗，不敢直视玛利琴奶糖的白人店主，不敢反抗朱尼尔的戏耍与栽赃……软弱与自卑让佩科拉变成了“透明人”，她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她希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这种天真愚蠢的幻想驱使佩科拉向虚伪的皂头牧师寻求帮助，因为她心知肚明，父母是不关心自己的，甚至还会遭受打骂。

父亲在家庭里本应是刚强的化身，母亲应是一个爱的容器，她能包容糟糕、肮脏的东西。但佩科拉刚出生，宝琳就嫌弃她丑陋的模样，“可我知道她挺丑的。虽然长着一头漂亮的头发，上帝啊，她可真丑”[4]，自然母爱与关怀显得贫乏。佩科拉很小的时候，宝琳便早出晚归工作，当佩科拉月经初潮时，她显得不知所措，并对“怎样才能找个人爱你”问不停；更令人惊讶的是，佩科拉唤宝琳为布德洛夫太太，这一称呼显得母女间很陌生，同时在佩科拉与宝琳之间也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佩科拉打翻浆果盘时，宝琳扯着女儿重重打了几下，赶忙跑去抚慰白人小女孩，却未关心亲生女儿，这让佩科拉更加愤恨自己的黑人身份。佩科拉被乔利强奸后，宝琳对女儿表现得十分冷漠与凶狠，这让本就受伤的佩科拉无处遁形。在故事最后，乔利将自己房子烧毁，一家人露宿街头，宝琳还是选择在雇主家“享受‘你是最理想的女仆’的盛赞”，不顾佩科拉归宿何方。宝琳这个“容器”已经破碎，所有母爱四散而去，乔利两次强奸佩科拉，宝琳质疑与不耐烦的样子使得佩科拉充满绝望，最终她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宝琳“只有与乔利厮打才能忽略贫穷的无聊”，加之其“不能背叛一个黑男人”的观念，她只能与乔利勉强过日子；而乔利则是为打发生活苦闷和满足性欲与宝琳生活。乔利和宝琳的夫妻系统出现严重问题，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致使佩科拉成为替罪羊；佩科拉就好像是一件过了期的消费品，完全失去了她的存在价值。

二、慢性焦虑与隐性投射

《最蓝的眼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佩科拉一直追寻一双蓝色的眼睛，其深层含义就是黑人文化被白人文化浸染，蓝眼睛、白皮肤才是大众的审美标准。佩科拉喜欢端着印着秀兰·邓波儿的杯子喝牛奶，喜欢买玛利琴糖……她甚至认为要是自己拥有蓝眼睛，父母便不会大打出手，街上的行人也会对自己微笑，学校的老师会主动让她回答问题，同学们也不会戏弄自己。为什么佩科拉会如此否定自我？追根溯源，乔利与宝琳在潜意识里便否定黑人身份，在白人社会挣扎生存中产生慢性焦虑，这种焦虑潜移默化地投射到佩科拉身上。

鲍文认为，父母间的焦虑投射至孩子，所有家庭焦虑都被心理受损伤的孩子吸收，倘若处理不当，孩子的行为会不断受损，造成终生功能低下[5]。乔利早年与少女在野外寻欢作乐，被白人发现并欺辱他“黑鬼，赶紧干完”，这件事让乔利遭受了白人的歧视，心灵受到沉重打击而发生扭曲，导致他压迫弱小惧怕白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和心理压力较大的焦虑感一直伴随着他，就算已长成男子汉，因运输问题沙发损坏，他也不敢与白人店主争论，“乔利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了起来”[6]。他只能依靠酗酒麻痹自己，殴打妻子也成为他释放自我的方式之一。莫里森在小说中提到：“他们并非丑陋得可怖和不可救药。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源自绝望、放荡、惹是生非、向弱小者施暴)是行为上的……”[7]乔利的家庭地位受到威胁，当萨米用力捶打他脑袋时，乔利的家庭掌权者形象已不再，继而产生不可名状的焦虑感。乔利为了转移焦虑，他喝完酒，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将佩科拉误认成宝琳，不顾超我的道德约束，遵循“快乐至上”原则，实施兽性强奸，使得佩科拉这颗僵硬的“金盏花”永远不开花。乔利的人格分裂彻底碾碎了弱小无助的佩科拉，她迈向无尽的深渊。乔利的懒散与不务正业的性格折射在佩科拉身上便是自暴自弃。被黑人小男孩讥笑时，佩科拉缩在墙角哭泣，放弃与他们厮打来挽回尊严；对于莫丽恩试探性的提问，她哑口无言，任凭其羞辱与欺凌；而当父母互殴对方时，她则想着让自己马上消失……佩科拉是一面镜子，既折射出自身是个“孤儿”的焦虑感，也表现出父亲对子女的情感影响与行为熏陶。

宝琳自幼形成的孤独性格使她渴望被认可，但生活的环境满足不了她的渴望。每当与社区的黑人妇女们聊天时，她们嘲笑她拉不直的头发，又塌又大的鼻子，她的丑陋披在身上。她感觉自从搬到新房子后，白人无时无刻不想压着她。生活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与男权社会，她承受着双重压力，这种焦虑似乎总是写在宝琳脸上。鲍文指出，配偶一方的功能失调还可能表现为过度或不足的循环交替的形式，即家庭中会有一方过度负责任，而另一方能力过低，无法负责，由此出现互惠缺失的状况[8]。由于乔利不管不顾，宝琳不得不承担起家庭与社会方面的责任，然而，宝林也是充满焦虑的人。佩科拉未出生时，宝琳发誓要爱护她，但现实是宝琳一直嫌弃佩科拉，似乎要和这个“丑球”撇清关系，和黑人撇清关系，因为她尝试梳起电影中白人演员的发型，却又因发质问题而放弃打扮自己。宝琳“开始经常看电影，在黑暗中她的记忆又鲜活起来，又陷入了昔日的憧憬。除了浪漫的爱情，她又产生了另外一份幻想——美丽的外貌……她把外貌美和道德美等同起来，剥离自己的思想，将其束缚，然后成堆地收集自我轻贱。”[9]宝琳选择在黑暗中寻找自我存在与自我满足感，而这都在佩科拉身上上演，佩科拉经常照镜子，渴望自己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最后向皂头牧师寻求帮助，佩科拉陷入“拥有最蓝的眼睛”的癫狂。佩科拉认为样貌可以改变她的处境，同时能带来自信，黑人身份让她受到全世界的压迫与伤害，佩科拉成为学校的众矢之的，“要捉弄哪个男孩，他们都会说XXX喜欢佩科拉”，就连黑人同胞也会合起伙欺负佩科拉。功能失调的父母将焦虑投射到佩科拉身上，造成她发展畸形，最终几乎变成了失语者。家庭与社会内外发挥作用，彻底压垮了可怜的佩科拉。

三、结语

鲍文的家庭系统理论为我们解读《最蓝的眼睛》提供了微观视角，将佩科拉的悲剧命运放在家庭语境，更能激起读者的共情。不称职的父亲与冷漠的母亲使得家庭结构释放更多失调的功能，这些功能不能激起佩科拉的斗志，反将其击垮；父母的慢性焦虑投射到佩科拉身上，进而转化为自卑与自我否定，佩科拉不能诚实地面对现实，只能选择深陷于蓝眼睛的疯癫中。《最蓝的眼睛》引起我们的反思，原生家庭是万能庇佑伞，也是痛苦深渊。我们要正确对待，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用爱填满它，努力克服消极因素，营造和谐氛围，形成良性的家庭互动模式。而原生家庭的受害者应该努力了解、解构与超越它，最大努力走出伤害给自己带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