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璐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效用价值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两者都经过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工厂工作，生活苦不堪言。一些学者们开始反思如何定义商品利润，慢慢地他们发现在商品交换时价格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之间有紧密联系。代表人物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他最早在他的著作《赋税论》中阐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吸收了二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得出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其实质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效用价值论主要以某物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的主观需要来评价其价值，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一般效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两种观点。英国经济学家N·巴本最早提出“无用之物没有价值”；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开创者，他提出了著名的“戈森定律”，指出欲望是递减的，要想获取更多快乐，就要发现新的享乐；随后，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加以一定程度的发展，他们都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主观价值决定。19世纪八九十年代，边际效用学派发展为以门格尔、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和以杰文斯、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心里学派从心理引出边际效用决定商品价值，认为价值取决于物品的稀缺性和主观感受；数理学派用基数和序数来计量边际效用的度量问题。该价值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关于两种价值理论，一般存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对效用价值论持批判态度

在这一派当中，郑志国教授直言：“效用价值论是典型的伪科学。”[1]他认为效用价值论存在内容缺陷：效用不等同于可观测的或可衡量的心理功效或感觉；且效用不同于商品价值，它不具有可转移性。童行健进一步认为“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确定的东西”[2]，不同的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中的评估结果不尽相同。王炜炜从著名的水与钻石悖论出发，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将供给一方尽量简化，而突出需求一方，需求一方的特定需求会影响到价格等客观表现，表现出不确定性[3]。赵磊教授从实例出发，说到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生产衬衣效率提高，按照“效用价值论”逻辑，即造成衬衣成本中价值减少的可能选项有四：A.稀缺性；B.效用；C.自然力；D.资本或要素。之后分别分析了四种选项的缺陷，得出决定价格的理论不是“供求”，而是商品自身的“重力”——价值(劳动)[4]。孙宗伟认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资产阶级为自己辩护的工具，不该把效用归结为价值源泉，因为效用等评价标准是难以统一的[5]。国内著名学者卫兴华不止一次提到效用价值论的缺陷，认为它是没有前景的，其具有难以解释生活中的具体经济实际、无法回答不同质的东西如何比较以及抛弃商品成本谈论价值等明显错误[6]。

二、对劳动价值论持怀疑态度

在这类观点中，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晏志杰教授，他在《劳动价值论：反思与争论》中认为：首先，马克思的分析条件是有限的(条件包括原始实物交换，劳动以外的要素无偿和简单劳动)，因而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结论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其次，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等价关系，无属性区别；再次，“抽象劳动”被不适当地赋予实体范畴的意义，即抽象劳动这种对实际劳动的认识和理解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劳动；最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逻辑和功能都具有缺陷，因为两种不同的商品能够交换中的某种“共同物”只能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抽象效用亦可以成为这种“共同物”，同时劳动价值论和市场价格论存有脱节现象，劳动也绝不是唯一的价值要素[7]。

三、对主流劳动价值论持支持态度

文强、文厚润主张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即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得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经典论断[8]。同时，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居于指导地位。卫兴华教授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且提出对于劳动价值论，一是需要继承与坚持，二是需要发展与创新，一些其他价值论的支持者不应该在价值概念上做文章，而把哲学文化含义上的价值概念同商品经济中的价值概念混淆[9]。

四、主张将两种价值理论融合发展

许有伦教授认为两种价值理论既区别又有联系，既合理又有局限性，应求同存异，发展创新。首先，应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其次，二者对商品使用的价值源泉是相同的，都认可自然资源是价值的源泉；最后，二者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都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所以应将二者统一起来，发展创新，最大程度汲取二者优势[10]。王浩论述了二者不同的适用性，认为它们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下的小生产者为主行业的市场交换，不适用除此以外的状况；而效用价值论在它的假定下是正确的，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11]。何海钊、邹义英通过对二者的比较主张避免对立，认为两者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指导实际工作中，融合两种价值理论，能够将二者有利的一面充分展现出来[12]。刘长旭、汪沅从价值的衡量标准、价值来源认识、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认为我国必须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借鉴效用价值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13]。

五、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发展趋势展望

关于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行为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劳动也被赋予新的内涵。赵春艳在她的博士论文《价值源泉与价值量问题研究》中认为：劳动的深层次含义，又存有广义劳动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论、多元劳动价值论、伴随历史的劳动价值论、整体劳动价值论等多种观点[14]。现阶段，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争议仍比较多，但是相比过去，现在已经比较全面。东北师范大学的张鹏侠博士认为：“劳动是由人的智力、体力以及大脑对事物的认知三要素构成的，而这三要素又构成了劳动生产力，劳动是劳动者生产力使用的产物，只是劳动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可以跨空间、时间与多个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形成与结合，从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超时空特性。”[15]至于效用价值论，大多数国内学者不再一味拒绝否定，开始抱着吸收借鉴的态度看待。张昆仑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存在共通性的。”[16]于新教授认为：“效用价值论注重对人类福利和商品效用关系的研究，就其实用性来说是明显突出的”“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借鉴西方效用价值论中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合理成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17]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是从不同角度来构建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合理的一面，我们需更深层次地思考两种价值理论的优劣，让其接受历史的考验，做到二者兼顾，将两种价值理论积极有效的一面充分展现出来，使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