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经济，还会动摇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空间，为摆脱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依赖创造了条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规避中美贸易正面冲突具有可行性。因此，中国需要利用好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中欧班列三个平台，强化中国商品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市场对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给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替代

从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6年来，中国与其周边沿线国家贸易额不断上升。在中美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如何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继续保持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的现有成果，来规避中美贸易之间的正面冲突，为中美双方提供一个缓冲的空间，这是当下减缓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替代方式。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美國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伤害最大的是中美双方经济，同时还会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会加重美国消费者经济负担。中美贸易摩擦在最初阶段是聚焦于传统制造业，美国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制造业输美商品实施关税保护来解决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空心化问题，进而达到增加就业的目的。但此举的效果不甚明显，主要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外流时间较长，振兴或吸引制造业回流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效果是难以彰显的。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8年下半年，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收到美国日用品的大宗订单在增多，这说明美国传统制造业回流及恢复较慢，产能严重不足，限制中国传统制造业商品进口并未解决其中低端产业空心化及缓解就业压力等问题，只不过是将原来直接进口中国商品改成委托其他国家代为生产而已。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只有遵循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才能降低美国进口成本，减轻普通消费者负担。如果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而贸然将新增进口成本转移到国内消费者身上，只是徒增消费者负担。事实也是如此，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导致美国的大宗订单无法完成。重要的是，中国输美商品当中有40%的商品属于中间品，美国对中间品加征关税，无疑会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最终这些成本还是会增加到消费者身上。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扩大就业收效不大且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在保持高科技优势的同时也会动摇其自身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而言，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美两国某些行业的关税保护效果，但通过价值链的传递，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相同行业关税保护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自由贸易。美国如今通过单边主义模式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试图建立“更加公平”的贸易秩序，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高标准”，这大大冲击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其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全球股市萎靡不振，会进一步加重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空间。一方面，美国忽视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中的产业均衡问题，导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聚焦全球价值链顶端的高科技产业，而将传统的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到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中低端产业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技术进步，中国输美商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严重威胁美国的高科技霸权，一定程度上消弱了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的地位。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化学化工、金属制品、机械制造、大型设备制造、生物生命技术、光电信息技术、通信科技等产业发展迅猛，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上述行业输美产品的附加值日渐提升。从2013-2018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逆差始终徘徊在1200-1400亿美元不等，高科技产品的逆差在中美贸易逆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就表明，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对来自于中国的高新技术设备、原料及中间品还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为意识形态原因，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崛起，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依赖度在增强，对美国是个巨大的刺激，被视为是威胁其全球经济和科技主导地位的因素。

从目前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制裁情况看，中国高科技企业没有了美国产品和技术支持，会极大影响自身发展。同时也让中国政府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在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等领域与美国有切实的差距。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于应用创新，应用创新实际上就是模仿创新，而基础创新极为薄弱。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节点，如果将产业升级的力量不放在基础创新上，就无法提升原始创新的动力，必然会受制于美国。因此，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提升中国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基础。

二、依托“一带一路”规避中美贸易正面冲突的可行性

“一带一路”是一个大型经济圈，有大量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对中国去产能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的中高端技术优势也能够发挥。中国将贸易格局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经过6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以全球化为基调的，对遏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构国际经济秩序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迅猛

无法否认，不管是按照美国的统计还是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中美国的逆差确有扩大趋势。即使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此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贸易失衡局面还是存在的。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的谈判上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摩擦的趋势还会继续。然而，中国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产能，如果不能有效去掉这些产能，不仅会影响国内市场，还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情况下，中国要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就必须要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将传统贸易格局从欧美日发达国家市场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此提供了契机。在过去6年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金融服务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的合作成果，依托“一带一路”经济圈可以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个替代的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与沿线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增长明显。在2013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为1030亿美元，到2018年上升到1284亿美元，贸易额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左右。由此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与中国的产能供给之间有一定的契合点。再从贸易国数量看，在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6个国家保持了贸易持续增长态势，到2017年上升到19个国家，到2018年与28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保持增长态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保持增长的态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给中国贸易出口困局打开一扇“窗户”。

资金融通是促进贸易发展的支撑条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截至到2019年7月，亚投行成员数量已经增加到100个，其中半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企业依托于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了大型项目25个，投资金额超过了40亿美元。截至到2019年7月，丝路基金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合作项目27个，承诺投资金额75亿美元，支持合作项目投资额达到1000亿美元。截至到2019年7月，已有8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80多家分支机构，中国银联卡已经覆盖到沿线50个国家，超过500万商户和50多万台ATM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提供了各类海外保险服务。无疑，金融合作强化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为中国贸易格局优化创造了条件。

（二）“一带一路”经济圈庞大市场为减缓中国经贸对美国市场依赖创造了机遇

“一带一路”经济圈不仅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而且其市场需求与中国产能供给有较高的切合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80多个，经济圈内的人口占到了全球人口的60%，GDP综合占到了全球的30%，商品贸易量占到了全球的40%，且这些国家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市场增长潜力要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较好地承接中国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经济圈进口需求针对性在不断增强，对中国供给侧改革有重大意义。比如中蒙俄经济走廊，俄罗斯、蒙古对中国机电商品和矿产品有较大的需求;东盟经济圈对中国的工业中间品、服装纺织品有巨大需求;欧洲经济圈对中国机电、轻工产品、矿物燃料、机械设施有较大的需求。可见，“一带一路”能够为中国商品出口开辟新的市场，在中国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减少中国经贸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有助于改善全球贸易治理模式

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是南南合作的新平台。通过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不仅可以输出中国技术还可以输出中国标准，这对改善当前全球贸易治理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而言，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与国际贸易秉承的“自由、平等、开放”宗旨是相契合的，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不仅在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从2013年至今，累计投资存量达到了2000亿美元，同时在投资贸易过程中也带动了中国技术和标准的全要素输出，能够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标准。如中国的5G技术已经拿下了全球30%的市场，标志着中国主导的5G技术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有望成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新标准。第二，“一带一路”理念与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理念是契合的。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而“一带一路”中秉承的開放性强、包容性高的经贸精神符合WTO改革方向，进而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努力构建一个扁平化的贸易治理模式来制约美国的贸易霸权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

三、依托“一带一路”规避中美贸易正面冲突的具体路径

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与其正面对抗，还不如另辟蹊径。通过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来降低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坚持贸易自主的原则，积极培育新的贸易伙伴;调整中国贸易出口结构来减缓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具体而言：

第一，强化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地位，以项目合作形式来加大中国产品供给和蒙俄市场需求的对接。过去6年来，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价值日渐重要，区域性多边经贸往来极为频繁。按照商务部的统计，从贸易总量看，蒙古在2013年与中国贸易额占到其总贸易额的56%，2018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68%;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在2013年占其总贸易额的11.6%，2018年该比例已经上市到21.39%。从贸易产品种类看，中国向蒙古、俄罗斯出口主要是机电、生活消费品和矿产品，这两个的市场需求与我国这些产业的供给较为对接。此外，中国的汽车、钢铁、建材等在蒙古、俄罗斯也大有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强化国内供给和俄蒙市场需求的结合，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依托，借助于亚投行的金融服务来打通贸易、投资的资金流障碍，在蒙古、俄罗斯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带动中国商品、技术、服务与蒙古、俄罗斯的互联互通。在国内，可以依托东北、内蒙古等老工业基地，以产业园区发展为支撑点，加大汽车制造、电网建设等合作项目，在达到改善蒙古、俄罗斯基础设施的同时来不断按照市场需求提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如此，就可以将我国传统技术贸易渠道——从美国获取技术和服务——转移成为按照中国企业投资过程中对方市场需求来自主创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对美国技术和服务的依赖。

第二，发挥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作用，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以来，在推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囊括了11个国家有着19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每年双方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占到了全球贸易额的13%。但如此庞大的贸易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跨国企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为基础，而且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这一价值链还会进一步调整和重组，这为扩大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中国企业在东盟各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000亿美元，设立5700家企业，雇佣当地员工超过36.9万人。但当前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的企业并未完成本土化进程，与东道国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缺乏纵向联系，亟待改变这种单纯的资本、技术和商品输出路径，引导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完善生产链和供应链。我国企业在电子、交通、建筑、建材、化学化工、机械制造、纺织等领域相较于东盟各国具有明显优势，应该加大这些行业在东盟的直接投资力度，力促中国投资的企业本土化，构建区域性的生产网络。另外，还要积极完善中国企业在东盟各国投资的工业园区，加速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本土化延伸。截至到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8国（除新加坡、菲律宾之外）一共建立了33个工业园区，吸引了近千家中外企业入驻，累计投资额超过150亿美元。但是，中国企业投资建立的工业园区，吸引的企业大多数是中资企业，当地企业入驻比例不高。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要调整在东盟各国的工业园区发展目标，吸引当地企业入驻，鼓励中国企业延伸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平台。

第三，激发中欧班列的传递功能，进一步激发中欧贸易潜力。按照国铁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9年7月，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经达到了65条，开行班列近8000列，可以直达欧洲的30多个城市。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受到了班列沿线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高度关注。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推动中欧贸易新的增长点。从贸易额上看，中国与欧洲国家紧密关系从高至低，分别是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和俄罗斯。从贸易种类上看，中国的机电产品是出口欧洲的主要产品，其次是服饰鞋帽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而航空器、机械设备等是中国从欧洲进口最多的产品。以此而言，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中欧班列的运作模式，创新班列贸易机制，以班列为载体，降低双方经贸往来的成本。可以通过班列，将中国的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轻纺产品运往欧洲，同时将欧洲的航空器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用班列运回。另外，通过升级班列运行的信息服务业，构建中欧信息服务综合平台，不断提升班列信息化与贸易集约化之间的对接，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产品供给与欧洲市场需求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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