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权力配置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权力配置德性作为政治治理的价值判断旨在为执政提供正确的思想道德基础。德治价值的善的社会诉求凝聚着人们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心愿和期待。政治视阈中的德治主要研究国家政府、执政党执政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合道德和合伦理等几个既区别又有联系、重叠和交叉的关系问题，即善政，它规定了国家政府、执政党应该凭借什么并以何种方式去安排和执行治理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任。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趋势，追求善治是世界各国政府的理想目标。普遍的政治要求已经从多统治、少治理变为了少统治、多治理。在全球政治模式由善政转变为善治的过程中，以德治为价值形态的治理模式被中西方思潮各大流派所共同关注。

在古代中国，先哲学家认为善政即是给人民好处或造福于民的政治，《书大禹谟》中最早提到“善政”一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敬德保民”的主张，继而儒家的传统善政思想主张以“德治”为核心，以德治国，以道德价值为标准重王道轻霸道。从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而来的善政是相对于暴政而言的一种宽民养民的政治，孟子延续并发展了这种观点，主张执政者要“为政以德”，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对人民行善政、行仁政，实行仁德的王道，提倡统治者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同时也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而并不是一味地对民用法。西汉哲学家董仲舒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实行仁政。善政体现在以政治文明为诉求的德治价值层面。德治对善政的诉求不仅反映出人们寻求良好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心愿，而且也反映着民众对良好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就狭义概念上的善政而言，指的是政治活动关系中存在的政治正义性问题。“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政治是否应该具有某种伦理价值的问题。”广义概念上的善政则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一定的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政府职能的正当性问题、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等等。这种广义的善政“指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是调整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相互的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善政必然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领域;涉及公民和政府、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合作关系。李兰芬认为：“德治视域下的善政则旨在诠释德治的产生过程、存在与发展、基础和前提;德治的行为标准和评价尺度;一切德治现象和过程的社会本原、普遍本质，并在价值来源和逻辑方法上完成对德治本体的证成。”善政凭借德治的合法化地位获得法律效力，同时又以德治为操作机理和指导理念。善政所要处理的核心矛盾或前提性的话题是政治与伦理的非均衡性——即在性质的共同性、存在的共时性、手段的互补性、过程的动态性与历史时期的对应性等方面既互为依存又相互摩擦的关系。

善治的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兴起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善治的概念比善政的概念适用范围更大，原因在于相较于善政而言，善治不受政府范围的限制，随着社会对新型公共权威和社会秩序的需求，善治的理念应运而生，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逐渐返还于公民社会，政府与公民相互合作，这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后果。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即是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是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人类政治发展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是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為价值追求的理想的治理模式，善治包含着传统善政和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已经成为人类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善治需要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德治是人们依据道德去约束、规范、维护和评价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现实活动。在德治的视域下理解善治，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善治相互对抗，更不存在任何弱化善治的治理权威的意味，而是要更好地凸显现代治理的多元化以及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民族地域、政治国家的强大与否，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一单轨的治理主体或治理组织，而是取决于多元治理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执政党、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通力合作和综合治理，从现代治理的高度来审视德治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德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也会相应地体现在善治上，善治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及治理中出现的内部及外部矛盾，同样也会指导和启发德治的内在特征与外部联系。

德治的内容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寻求执政合法性，通过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力、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引导和推动社会治理朝着一定的方向前进。历史证明执政合法性主要取决于两大向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行为，包括国家政府为强化其执政能力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力量等实践方式;另一方面是国家政府赢得人民群众最大程度的认同、信任、忠诚和服从以提高执政党的执政公信力和业绩。第二，德治要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论语·宪问》提出“修己以安百姓”，意思是对于老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社会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为政者的表率，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如果忽视德治，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那么将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的个体道德而无外在的约束和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因此， “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化不能概括德治的全部内涵，德治的精神实质在于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和美德的诉求。

政治取向的德治是一种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诉求，主张政治国家必须以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或参照获取其治理的合法正当性以达到善治的目的。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了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体系，西方思想家们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体系、穆勒的功利论体系和康德的义务论体系。尽管这些道德体系有着本质差异，但从社会转型的动态发展过程看，实现善治不可或缺的治理因素在于构建一定的社会道德体系。如果说社会的控制性治理力量外化为法治，那么引导性的治理职责则体现为德治。《孟子·离娄上》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由此可见，德治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论语·为政》中关于德治的著名论点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的“政”指政令、政策。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变动的，它一方面在追求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的过程中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多元性，而仅仅在事实上将德治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儒家学者从人性可塑的角度出发，提出逐步完善人的德性的重要性以及完善方法。除了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之外，孟子还主张对君主也进行道德教育，提倡统治者效法尧舜，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德服人，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他们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君主的道德品格和行为特征直接影响着民众的道德追求和行为方向。《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自天子至平民，都应当先以修身为本。管理者要实现善治，就要从提升道德素养和自我修身做起，按照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途径与顺序层层递进，才能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善治目标。

就治理层面而言，善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道德支撑为路径的治理理念。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在治理方式上出现了善治的发展趋势，强调传统资源、道德价值观念等人文动力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价值与作用。保守主义强调传统资源包括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社群主义强调群体道德的社会凝聚力价值，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正义、平等的价值理念。雷恩在《治理思想的演变》中提到：“我们对人、治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应该是一种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善并非在于全体公民之外，而是在每个公民自身之中。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指出：“真正的政治若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曾指出：“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关于体制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因而对正义体制内容的规定必须先于个人要求的规定。”由此可见，近代欧洲的治理模式是以民主、平等、自由、平等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体系为支撑的。法理有云：“恶法亦法”。而法律只是道德在人间最低级的体现。当恶法与道德产生冲突时，道德审判将高于法理审判，从而对公众的善产生深远与积极的影响。

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它反映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的最佳状态。德治是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善治是在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中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价值追求及实践形态，实质上是政治文明的德治追求。因此，在要求国家和政府文明执政的同时，还要培育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文明的中国公民和中国社会。

（作者单位：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