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怡

明代温州的官学，在助力学子考取举人、进士方面并无特别突出的成就。但是通过分析官学教员的来历，官学选拔出的贡生的事迹，可以发现明代温州基层教育是有成效的，其培养人才贡献地方的历史成绩应得到肯定。

明代初年，朱元璋建国学后即要求全国各地方设立学校。温州地区有温州府学，下辖的各县有县学如永嘉县学、乐清县学等。这些即为明代温州地方的官学，是当时温州教育的主要力量，温州学子的科考、学习皆通过官学实现。

1 官学的师资队伍

洪武年间规定府学的负责人为教授1人、训导4人，县学则为教谕1人、训导2人。这些教职人员由谁充任？在朱元璋的时代，地方可以举荐元末明初乡间有学问而未仕之人，洪武年间乐清县学的训导赵新、郑涔都属于这种情况。此后教职的选任则有了固定的办法。

洪武八年，“命丞相往国子学，考校老成端正、学博通经者，分教天下，令郡县廪其生徒而立学焉。有命御史台精选以分教北方。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366人“。这是明代第一次选用国子学学生担任教职。此后明宣宗时代又以教官多缺，选用监生380人。其实国子监的学生多数原本即是地方上选送的生员，洪武初年让按察司每年选20岁以上的生员送国子监，后来成为定例，由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名额几经变化，最终定为府学每年2人，州学2年3人，县学每年1人。

最初岁贡人选的标准是厚重端秀，日久简单化为只是挨次而升，即在府州县学里因岁试优秀成为廪膳生（领津贴者），时间久资历深而后就程式化地获得贡生名额。明代早期的制度，这些岁贡生进入国子监后还有很长的学习时间，积累了学分合格后才可以出身，然后又有一年三年不等的实习期才会获得官职。但是岁贡生因为按资历选拔多数已经年长甚至年老，弘治嘉靖年间他们已不再愿意进入国子监再来一段漫长的等待，嘉靖二十七年以“家贫亲老“为要求直接授予教职。可能由于在此之前天下的教官便多是岁贡，朝廷也允准了他们的请求。这些充任教职的岁贡在一些进士出身的朝廷官员眼里是否称职是很有疑问的，他们被认为功名过低，水平有限，”言行文章不足为人师范“。有御史请朝廷选择举人作为地方教官，干脆将岁贡生停选。但是因教官地位卑微，收入有限，并无油水，国子监里举人身份的学生多数都不愿意接受。成化年以后，才渐渐有举人出任教职。

那么主要由岁贡生组成的地方教官队伍是否如上述官员所形容的如此不堪呢？溫州地区的情形就并非如此。府学、县学的教官中涌现出了很多尽职、负责的人物。这些教官有些本身学问优长，如洪武年间的温州府学教授徐兴祖“明易诗书经”，嘉靖年间的温州府学训导王龟年“究极理性学”，崇祯年间的乐清教谕叶幹“儒雅淹通，尤长于诗”。有些教官热心教学且很讲究方式，如洪武年间的乐清训导鲍元宏，学生“执经问难，为从容讲解”务必让学生通晓经书之旨。弘治年间的乐清训导周杰“与诸生讨论终日不倦”，循循善诱。学生犯错误，乐清训导刘子醇“有过不面举“，而是请到私室再批评指正，期望学生能改正。最难得的是很多教官清廉自处，从不接受学生的馈赠。有些教官更用自己的俸禄来周济贫困的学生，如永嘉教谕杨翚，平阳教谕周珉、陈英，乐清教谕刘子醇，训导周于德等。上述这几位教官为嘉靖万历年间人，而此时温州当地的风俗其实较为浮躁，许多花钱捐官的人洋洋得意，盛装奔走，儒生反而被视为地位低下还不如这些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这些教官能够淡泊自守，倾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为流俗所动，操守是非常可敬的。

2 官学教育的质量

明代考核教官的办法即是看他任内考中举人的人数，府学9人，县学3人为最。如果举人人数过少，即使教官自己考通经合格了也不允许升迁。现在看来这种考核方式并不够科学。因为科举人数的多少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并非单一的因教官的水平导致。王宇的《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里很好地分析了北宋元丰以后至南宋时期，温州的科举突然兴盛的原因。北宋元丰太学改革后，入学名额增多，录取名额增多，温州地区一些家有资财的士子便游学太学，在开封、洛阳接触到了当时学术的潮流程学且回到温州地区将其传播。到南宋临安成为都城，温州升格为次辅郡，与都城的距离接近更容易了解学术、文风的动向。永嘉学派叶适、陈傅良的学问又为当时的考官所崇尚，他们的文章成为当时考生的范文，学习模仿其文的考生每每都能高中。明代的温州地区并不具备这些优势。科举的浙江省名额基本是固定的，贡生入国子监然后得官的途径在朱元璋之后已经不受重视。明代的温州也没有出现叶适、陈傅良这样的学术大师，足以领一时风尚，影响考官偏好某一种文风。明成祖迁都北京，温州与京城的距离不是拉近而是更遥远了。在缺乏地利、学术影响力、名额固定有限的情况下要求教官仅凭自己的教育水平来克服上述这些不利因素，实现科举的繁荣是不够合理的。既然举人的人数不足以完全证明教官的教育水平，笔者认为更应该看重其培养学生的质量，尤其是贡生的质量。因为举人、进士的功名本就会被看作学有所成的证明，而贡生尤其岁贡的地位卑微，如前所述甚至被人轻视。如果地方上培养出的贡生品质优良，则可以认为教官是称职的，地方的教育也是有成效的。

贡生因地位不如举人、进士，得到的官职一般也较为低微，因此在史书中留下的痕迹较少。但是地方志中记载了一些贡生的事迹。如嘉靖年间泰顺的董鹏，选贡授训导职。后来任河南钧州建德王府教授，遇事敢言，不避触讳。景宁王暴虐，他便将其罪状上书。这个王爷因害怕被处置吓得投水而死。当地群众人心大快。董鹏这样的做法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同是温州的进士孙昭，因处理犯事而藩王而藩王自尽，便一直担心其他王爷替死者报仇，遇事特别小心谨慎，最后还是饮酒中了蛊毒而亡。董鹏贡生出身，官卑职小，竟然能不惧打击报复，置自身利害于度外，为当地除了一霸，说明当初将他选为贡生是完全合理公平的。他所受的教育为其坚持原则也奠定了基础。泰顺的曾显担任永定知县时，为了降伏割据一方的大盗朱四，单人匹马地深入虎穴，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劝服了朱四，免于劳师动众，征剿无功。其胆识真可令人叹服。乐清的林远，以拔贡授淮安府同知，修学校筑塘坝，民俗富饶，士风大振，被当地士民刻碑纪念其功德，还进入了当地的名宦祠。乐清的侯敬妻子死后将两个儿子托付给庶母，自己读书七年。贡入国学后祭酒非常看重，认为他是真儒士。其后他的两个儿子在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中下狱，侯敬镇定如常，劝诫家人不要惊恐哭泣，他认定两个儿子的所为不过是为臣尽忠的表现。且他在乡里一直乐善好施，经常照顾亲族和邻里的穷人。侯敬的种种表现说明他从十三岁入学后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养成了高尚的人格，将他选为贡生也是合理的。有意味的是，侯敬的儿子侯廷训虽然高中进士，但是在任地方官的时候却被弹劾贪虐，罢职为民。由此更可见功名的高低并不与人品、能力直接划等号，也不能完全说明教育的成效。有一些贡生和自己的前辈一样从事了教职，也继承了前辈的传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如陈应奎，由岁贡任万安训导，胡访廉倡明理学，即延请他主讲白云馆。如张庆，任松江教授，谆谆教诲士子淳孝悌辨义利。值得注意的还有出身贡生的官员，不同于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往往退休回乡后还很活跃地参与地方事务。他们多半并不眷恋官位，因亲丧或者未到年限就自己主动归田里，游林下，足迹再不到公门，更不会为人请托，收受官府的馈赠，如郑璘，郑理、朱田等。

上述贡生的各种表现说明他们的人品是经得起考验的。府学、县学的教官一方面助力培养了他们的品格，一方面慧眼识英才，公平地将这些人才选为贡生。他们去往各个基层岗位服务，都对当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保持了自己的操守。整个循环的过程说明了明代的举贡制度是在温州地区是行之有效的，培养得力，选才公平，将健康血液输入官场基层，如此才是群众的保障、国家的基石。这比起一地考中了多少举人、进士的成绩毫不逊色。

综上所述，明代温州的官学教育是否有效，可以从教官队伍和生员质量两方面加以考察。明代温州的教官和其他地区一样，大部分由岁贡生充任，但是他们并非传说中一般暮气深重，而是多高尚之士，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明代温州地区的举人、进士数目已不能复制南宋年间的盛况。但是将目光转移到贡生这一角色时，我们能发现他们的人品、功绩比起单纯的高等功名，更能说明官学教育的成果和举贡制度的效用。

（作者单位：温州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