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轶

诗人：把自我投向世界

写作深入下去，必要遇上艰难和孤独。世间有千百种娱乐和消遣。人在尘世，本有许多选择，但一个人不惧艰难和孤独，矢志爱诗和写诗，矢志要做诗人，这真是只有自己才能决定的事情。有人认为诗歌与绘画、音乐等同属于艺术，也有人勉强孩子学习绘画、舞蹈和弹琴，但人们很少强迫孩子写诗。这既说明诗比音乐、绘画更具个性，也说明写诗是诗人自觉的选择，是诗人天赋、直觉、本能和意志的表现。伊萨柯夫斯基说：“只有诗人自己，并且在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写诗的秘密。”

中国古代诗人会在宴会上比赛吟诗，三国时候的曹植被迫要在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赎回自己性命的诗，但这都是传奇和佳话的有机部分。真正的诗人，尤其是当代诗人，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演写诗。最初激发诗人的那些元素：隐秘的情感，独特的经验，突然的灵感，瑰丽的想象甚至深刻的思想，都不适合公开和表演。因此诗人在无人注意的时刻和地方，在暧昧不明中写诗，写出那些奇特的句子。如同在空气里收集到水珠，诗人从缥缈的想象里凝练出诗句并把它写出来，这显然是神奇的事情。

世上有没有诗歌写作指南？即使有，诗人也不会按照指南写诗。或许对于写《浮士德》的歌德，写《四个四重奏》的艾略特，写诗成为可驾驭的创作，但在更多写短诗的抒情诗人来看，写诗的过程完全是不可预料和无法控制的。法国诗人儒夫说过：“诗歌是一门最有独立性和最捉摸不透的艺术。”我写过几百首诗，不知道能不能算作诗人。假设我也是诗人，我就认为短诗的产生简直是灵光乍现。太阳的光芒突然从云眼里透出，照亮了沉闷的大地，尔后又隐入云层。事隔多年之后，重读曾经写过的诗歌，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惊奇自己当时是如何想到那一切的。

诗歌理论家或许各有判断和论述，但关于诗人和诗歌的产生、成长还有诸多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答案，可思考这些问题，至少会发现诗歌出自独特的心灵，更具精神性，更需要先天的禀赋和强大的个性。要通过教育培养屈原、李白、苏东坡、海子这样自由的灵魂，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可以说，诗人是自己成为诗人的。但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写出了诗，放在自己的抽屉或者电脑里，最后他死了，他生前的诗稿被付之一炬，他的硬盘被格式化，他的诗为人所不知，他就不是诗人。正如“工人”“农民”一样，“诗人”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称呼。人们只有见过一个人的作品之后，才能把这个人称之为“诗人”，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默默写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不是自己成为诗人的。

勒韦尔迪的比喻非常形象：“在诗人写作过程中的诗仿佛是创作的底片，然而它的正片却在读者身上。”作品发表是写诗的人走向诗人的转折。诗歌作品只有发表——无论发表在权威的《诗刊》还是《星星》抑或是草根的互联网，只有被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人看到，产生认同、共鸣并被感动，诗人的个体创作才能成为公共财产，如果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并喜欢，诗歌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财产。像音乐一样，诗歌也是世界语言，轻而易举就能跨越了国界和民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在汉族人心中扎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篇在青海湖激起了波浪。

石子投向水面，必然要激起涟漪。写诗的人，把自我投向世界，才能成其为诗人。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发表的第一步被称为“投稿”。把代表自我的作品投向公众的海洋。一个人写的那些长短句，被抛投出去以后，他就无法控制，无所作为，只有等待了。等待那些文字和句子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回响。虽然那些文字曾经完全属于自己，而投出去之后归属多元了，既属于自己，也属于编辑。假如能够发表和传播，它将引起的反响和评价，更是无法预料。因为它既属于作者，也属于读者；既属于今天的读者，也属于将来的读者。

所以个性色彩极浓的诗歌，如何赢得更多人的共鸣，这是有雄心的诗人须要思考的问题。专业人士或许会在一首诗里寻找与众不同的元素，而广大读者却在一首诗里寻找他熟悉的元素。熟悉情感、经验和想象让他亲切和感动。中国先秦屈原的诗里，有清洁的情操，有爱国的精神，有为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精神。读者中许多人的灵魂里也有这些情愫的种子。屈原的诗就像浩淼的春风和春雨，催发了人们心里埋着的种子，读诗的人在诗里发现屈原的同时发现了自我。因此，诗歌帮助写诗的人成为诗人的秘密在于它有打动人心、震撼灵魂的力量。

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巨变之中。生活和观念的多元允许个性彰显。互联网提供的方便使发表更加容易。从表面看，鼠标一点，个体创作的诗歌就能成为公共产品，默默写诗的人转眼成为诗人。但实际上，成为大诗人的道路更漫长。在我们的时代，优秀的诗人多了，优秀的读者同样多了。大部分发表的诗歌并未被人们记住。大浪淘沙，时过境迁之后，堪称伟大的诗人和诗歌屈指可数。中国宋代的诗人文天祥说：“留取丹心照汗青”。能否青史留名，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颗丹心。有一些真理如此绝对，千年之后还是真理。

诗歌：亦应以世界的变迁作故乡

公元759年秋天，杜甫带着家人，辗转进入距离我出生地不远的甘肃天水。诗人在此地写了《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凉风飕飕从天边刮起，不知此时你心境怎样？鸿雁捎带的消息何时到达？只恐江湖秋水风多浪急。”杜甫在远离京城的荒凉之地，在无比艰辛的旅途上，分外思念老朋友，而他在西北，李白流放南方，山河遥迢，他们绝无会面的希望，甚至连互通音信都很渺茫。诗里的两个问句表明，一切都无法把握，他只能对着天边的凉风，对着江湖秋水倾诉衷肠和绝望，然后把思念和感怀写进诗里。但是，如果放在今天，杜甫这首著名的诗篇有可能不会产生，因为他只要想念老朋友李白，就会打开手机微信的视频功能，与李白对谈：“嘿，哥们，你心情咋样啊？”

朋友圈里分享《没有手机的童年，我们是这样过的》。是的，仅这个题目就很有意味。没有手机的童年，我们有春夏秋冬，有刮风下雨下雪天，有坐在车窗边漫长的旅途，我们有来自远方的传闻和传说……所有这些，风花雪月，离愁别绪，都是传统诗歌生长的沃土。而现在，互联网和高速铁路消灭了距离，人们很少受困于时空，很少被思念所苦，丧失了深深的乡愁；科学技术改变了自然生态。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即使在寒冬腊月，到處都能看到人工培育的鲜花，人们不会为花开花谢悲喜交集。曾经触发过杜甫、李白的那些情景，已经不能触发我们了。伟大的诗篇和他们所产生的背景定格成发黄的图片。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同于昨天的世界。“我以世界的变迁作我的故乡”，这是奈莉·萨克斯的著名诗句；中国画界也有“笔墨当随时代”的名言，诗应该，而且必须以世界的变迁作故乡。

当然我仍然承认，诗还是抒情的艺术。但肯定不是过去的那种抒情。世界变了，从中折射出的人类感情亦将改变。包括诗人在内的艺术家，其任务就是找到或者创造艺术的新内容和新形式。“我经常在写信/我经常在幸福地奉献/我把春天的花朵/分给邻居、朋友和陌生人”。这是我《四月将至》的第一节。30年前，写信曾经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今天我已经不写信了，即使一封短信也不写了。我也不经常使用“幸福”这个词。随着年龄渐增，深感活着就是一切，哪有“幸福”可言？与其夸夸其谈，不如默默体会。春天是有花朵，但不一定属于我。即使属于我，我也不会分给陌生人。不是我小气，而是陌生人不会接受。谁知道送花是不是一个骗局？我们的生活里骗局和陷阱已经太多。总之从今而后，我不再这样写了。我认为诗应该真实描述当下的生活和精神，即使生活和精神已经陷入困境。

“‘找一根筷子/从它的屁股里插进去/把它的消化系统/五脏六腑/乃至小确幸的灵魂/一揽子捅出嘴巴/然后或蒸/或煮/或炒/或焖/全由我们了/这是一群人/围观一只龙虾时/他发表的观感”。现在我就这样写诗。这首年初的作品，白描了一个日常生活片段。人类的发展早已威胁到其他物种的生存。人们聚在一起，花费过多时间谈论吃过的东西。高原的石羊被吃掉了，水里的鱼被吃掉了，草里的蛇被吃掉了，树上的猴子被吃掉了……野生动物都被吃绝，人们开始饲养海参、蝎子和蟑螂。人们不满足于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还讲究各种各样的吃法。当他们围着一只龙虾沾沾自喜、夸夸其談时，他们的野蛮、残忍和贪婪暴露无遗。如果说诗有其现代性，那么揭露当代人的“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就是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如今我离开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道路，而遵从了波德莱尔《恶之花》开创的传统。

有的诗人终生不变，不变成就了自我的风格；有的诗人始终在变，虽然变起来并不容易。我宁愿是后者。我从传统转向现代，转向当下。我由钦慕长诗转向短诗。我由捉摸不定的意象转向现场的记录。我努力拒绝绕得太远、水分过大的形容词。我由名词的堆砌和定语的修饰，转向活生生赤裸裸的动词。中国古代诗人马致远纯用名词写了一首词，我则希望纯用动词写一首诗。这首诗必将充满活力、能量和欲望。我不再玩弄词藻了，那没有任何意义。当代人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心情，安静地翻开诗集，注视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幽怨的姑娘，撑着油纸伞，慢慢走过长长的雨巷。人们只是在地铁上，在公交站，在红灯对面时，从手机上滑出一首诗。如果这首诗在瞬间无法抓住他的心，那注定就是失败之作。诗亦应以世界的变迁作故乡，无限贴近和收容那些价值无着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