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志武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政治抒情诗是一种具有特定所指的诗歌形态，曾引领风潮，一度占据诗坛主流位置，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印记。政治抒情诗主要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诞生了郭小川、贺敬之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批诗人。后来，整个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政治抒情诗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点，但是它作为一种诗体形式一直并未缺席。在当下语境中，政治抒情诗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值得关注。

程光炜曾具体分析了政治抒情诗的特点，“突出而强烈的政治功能”“强调凸显国家、民族和集体主义的感情形态……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往往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成为它最基本的情感风格，艺术结构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而它的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它所追求的宏大叙事的艺术原则，与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庄严性是天衣无缝和合拍的。”[1]这种分析一语中的，清晰地指明了政治抒情诗的内在特质和艺术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表述的政治抒情诗并非是一种特指，所对照的标准也并非完全是郭小川、贺敬之式的政治抒情诗，这里对政治抒情诗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宽泛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与现实“政治”相关联的诗歌，更多指向的是表现祖国、民族、人民、时代相关话题的诗歌，说到底这里言及的政治抒情诗指涉的是一种诗歌题材。

一、新时代语境下政治抒情诗的崛起与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吉狄马加认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2]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当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思维方式、情感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诗歌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说中国进入到了新时代，并非说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会突然地发生改变，而是有着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当我们提出新时代诗歌，并非指诗歌突然焕然一新，而是说当代诗歌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在新时代的文学场域中，围绕着一些政治主题产生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比如，“放歌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喜迎十九大，我与扶贫攻坚同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美中国”等等，这类诗歌在当代诗坛占据重要的位置。要明确的是，当我们关注政治抒情诗的时候，应该看到诗人们并非只写政治抒情诗，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政治抒情诗成为诗坛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总体而言，新时代语境下政治抒情诗表现出一种豪迈、壮阔之气。“寒冷溃退，暖流暗涌/草色又绿大江南北/春风再一次刷新了世界//浓霾消散，新梅绽放/卸下冬眠的包袱轻装出发/所有藏匿的都快快出来吧//马在飞驰，鹰在进击/高铁加速度追赶飞机的步履/一切，都在为春天的欢畅开道//海已开封，航道解冻/让我们解开缆绳扬帆出海/驱驰波涛奔涌万里抵达天边的云霞”（李少君《春风再一次刷新了世界》），整首诗呈现出勃勃生机，最终生发出一种奔涌、澎湃之势，表现出一种豪迈的情怀和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振奋和鼓舞。

新时代语境下的政治抒情诗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抒情主体的位移。1950、19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抒情主体主要是代表了一个阶级、一个集体的情感，因此，抒情主体所抒发的情感往往是非个人化的。新时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抒情主体逐渐发生了位移，由“我们”变成了“我”，这个“我”不再是阶级、集体的代言人，而是成为个体意义上的“我”。在新时代语境下，一些诗歌的抒情主体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个曾经一度被彰显的、个体意义上的“我”开始变得渺小。譬如，“我就是/这浩浩荡荡奔忙的人群中的一员/我得承认 相比他们/我很渺小/渺小得如长江上的一朵浪花”（谢克强《春的序曲》），这个“渺小”的“我”的出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恰恰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同，表现出一种对集体意识重新回归的趋向。

其次，情感的内敛。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离不开“抒情”二字，虽然强调抒情，但是忌讳滥情，因为高亢和虚假的情感容易使政治抒情诗变得失去内在韵律的和谐，这种情感既不能毫无节制，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要掌握好情感抒发的火候，既要丰沛又要有所节制，更为关键是这种情感要源于诗人心底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大雁南飞了/大雁北飞了/有了新名雄安了/雄安规划新区了/只要淀上的芦花秋天白/只要淀上的荷花夏日开/这就是家/小康手指百姓家”（叶延滨《荷花说》），这是一首表现中国大变化、大发展的政治抒情诗，但这首诗并没有那种高亢的节奏，而是很节制、内敛，一种来自心底深沉情感缓缓地呈现出来。

再次，新的抒情意象的介入。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诗歌意象和词语，比如，高铁、扶贫式开发、朋友圈等，这些意象和词语在一些诗歌中有所呈现。拿高铁来说，“飞箭驾驭着春风/轨枕成无声的琴键/车轮上那些飞翔的事物/都从轴心辐射/子弹头用曲线滑翔出/风的速度/行走的低调与平稳/略显底气与城府/穿梭的身影揣着追求/往返于人间与梦境//抵达与出发的心声/与轨道重合/目光始终嵌着/那幅永恒的背景/飞驰的腹腔中窥视到/一个璀璨的星空在延伸/神灵从光影中擦身/古老的巨人/试图穿越那道轮回”（梁尔源《东方意念·从北京乘高铁出发》），这些新的诗歌意象和词语，昭示着新时代诗歌呈现出的新气象。这些新的意象既增加了诗歌的活力，又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

二、历史反思、时代召唤和诗之责任

对于政治抒情诗而言，无论过去对其存有何种质疑和指责，但是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讲，应该承认其合理性。由于读者的口味和喜好不同，对诗歌类型、风格的需求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诗歌的创作风格应表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态的特点，以此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对社会政治最直接的表达，当有其自身的位置，这是政治抒情诗存在的前提。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政治抒情诗写作呈现出勃勃生机。从数量上来说，政治抒情诗明显增多，从质量上来说，一些作品的确表现优秀。面对新时代蒸蒸日上之势，当我们回顾政治抒情诗的发展轨迹，站在时代背景以及诗之责任的视角，或许能梳理出政治抒情诗目前发展态势的些许原因。

政治抒情诗的数量攀升、砝码加大，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说，与诗人对于诗歌的表现及诉求的深入反思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步入到了个人化写作阶段，在一些诗人看来，由于外在条件的限制，诗人只有通过个人化写作才能更加准确地洞察整个社会的“景观”。客观而言，对于一些诗人在1990年代的探索应该给予肯定，个人化写作既触及到了时代和社会，又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歌。但同时一些诗人的创作也开始陷入自我抚慰之中，甚至在诗歌中肆无忌惮地表现个人情绪，结果导致一些诗歌出现“小”而“轻”的局面，一些诗歌的格局、境界、趣味也都显得过于狭隘，不够大气和开阔，缺乏一种更为高远的生命关照和厚重感。21世纪以来，很多诗人在诗歌写作中注入公共性因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开始意识到，诗歌要有效地介入时代，才能使诗歌展现出博大胸襟和蓬勃大气之象，也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尽管我们不能说一些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政治抒情诗，但政治抒情诗的增量出现，确实是对一些诗歌过于“小家子气”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反拨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时代的召唤对政治抒情诗的崛起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催生作用。今日中国正焕发出大国风范，“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等等，都表现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甚一日。这种时代形势召唤着诗人去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时代主题。同时，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轻骑兵”，也的确能够及时迅捷地去回应这种时代的召唤。但是，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我们一旦涉及诗歌对现实政治的观照，一旦涉及国家、民族、人民等“大词”的写作，总会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事实上，这归根结底是由于过去“假、大、空”式的政治抒情诗带给读者不良影响的后遗症。对此，我们应予以正确辨析。政治抒情诗的产生与发展，与这种时代召唤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想见的是，面对着时代狂飙突进的气势、国家锐意进取的精神、人民奋发有为的面貌，只有政治抒情诗才可能更好地表达出那种波澜壮阔的豪迈、汹涌澎湃的浩荡，大开大合的气魄，也只有政治抒情诗才可能更好地唱出诗人发自肺腑的祖国之歌、人民之歌、时代之歌。

应该看到，诗人自身的责任意识也是政治抒情诗备受青睐的原因。在我们强调诗歌的责任意识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如何理解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并不否认对诗歌诸种理解的可能性，从某种角度而言，对诗歌的多元化理解是有道理的。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诗歌具有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面对国家、民族、人民等诗人不可能将这些排除在外，这是诗人的责任。但是，诗人和时代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臧棣说：“诗和时代之间最根本的联系，就是必须想方设法维护语言的尊严。时代之内，往往泥沙俱下，所以，在我看来，捍卫语言的尊严，从而激活我们对时代的省察和反思，是诗的最根本的责任。”[3]诗歌不仅仅要反映时代，更应超越时代。诗人生活在现实中，他对时代和现实的表达是常态，不应受到非议和指责。

在新时代语境下，政治抒情诗的强化使诗坛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雄健、宏大、壮阔之气，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冲击力，使诗歌又重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一定程度上起到提振整个诗坛的作用，尽管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对一些诗歌所表现出的“软骨病”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推动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三、“政治”如何“诗歌”

政治抒情诗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抒情”，对于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感，这种均衡感既包括现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均衡，又涵盖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均衡。只有将这两种均衡处理得当、调适有度，才能使政治抒情诗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从而使其表现出一定的艺术张力。

一方面，政治抒情诗要强调现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均衡。伟大的现实召唤伟大的诗人。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在表现现实的时候要具有清醒的意识，现实的呈现必须是以艺术性的方式来表达。在关涉到国家、民族、人民等主题时，诗歌对于现实的表达，既可以通过重大题材来反映出现实那种波澜壮阔的时代声音，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一个切口来表现出现实那种细密的内在复杂性，但必须是鲜活的现实。显然，诗人仅仅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是不可能走入读者的内心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种空喊口号的、不走心的写作，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警惕，由于对现实的过分强调和倚重，从而导致一些诗歌出现“失重”的情况。现实没有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而直接入诗，只能导致诗歌缺少诗味，味同嚼蜡。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诗歌对现实不能准确地拿捏，从而导致出现一种“错位”：重大题材在诗歌表现领域中被“遗漏”，而被书写的现实又表现得非常孱弱，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没得到全面深刻的呈现。一些诗人所关涉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根本未能触及到精深而复杂的当代生活，这样的诗歌也不能被接纳和认可。现实必须要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这种艺术化处理主要是细节的打磨要得当，虚实的调配要有度，意象的选择要准确。什么可以入诗，什么不可以入诗，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于政治抒情诗而言更是如此，一些未经艺术化处理的“现实”大量入诗，容易使政治抒情诗陷入“口号诗”的泥淖。总之，只有现实性和艺术性之间均衡发展，才能创作出“更高”“更强”“更美”的政治抒情诗。

另一方面，政治抒情诗要重视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均衡。对于政治抒情诗而言，在迫近现实的时候要做到思想性的烛照。作为一种文体形态，政治抒情诗对表现对象具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那些能够运用思想性进行升华的对象，才能成为政治抒情诗的表现对象。思想性是政治抒情诗的起点，但诗人要通过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处理，才能实现思想性的启发，这样表现出来的思想才不至于悬浮于词语的表面，也就是说，艺术性是政治抒情诗呈现思想内涵的必要途径，只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彼此融会，这样的政治抒情诗才能富有魅力。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单纯地强调诗歌的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是有历史教训的。“十七年”时期，很多政治抒情诗往往专注于政治理念的传达，忽视了诗歌内在肌理的营构，从而导致诗歌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只有一些空洞的口号或乏味的政论充斥其中。陈晓明在评价这段时期诗歌时曾指出，“如何超越历史的困厄，在概念化的历史与自我的真实体验之间，找到一种表意策略，是这个时期的诗人面临的难题，能穿越这一难题，则有能力在历史给定的情境中透示出个人的诗情，如果不能，则使诗的歌唱流于空洞的概念。”[4]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创作政治抒情诗既要将思想艺术化，又要将艺术思想化。

就新时代语境下的政治抒情诗而言，应该打磨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品格和气度，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人民的新形象，建构具有“史诗”气魄的大诗，表现出人民构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政治抒情诗的立足点是思想性，要传播正能量，但是这种思想的载体必须和艺术性密切结合在一起。诗歌与现实之间，必须要通过思想的凝聚作为桥梁。没有思想烛照的现实，只能是死气沉沉的现实，没有魂魄，没有筋骨。不仅如此，诗歌对于现实的指涉，必须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5]政治抒情诗先得是“诗”，如果不在意象的营构、情感的抒发、细节的描摹等方面下功夫，政治抒情诗是没有出路的。说到底，政治抒情诗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在现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者之间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

政治抒情诗在对现实进行艺术化的过程中重点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虚实之间的关系。政治抒情诗往往从实处写起，在进行升华的过程中要写“虚”，只有虚写才能使诗歌呈现出大气象、大境界，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虚实相间、虚实得当，如果虚而无当则容易出现“跑空”的情况。既要把“实”放到“虚”中来统摄，又要将“虚”放在“实”的基础上来升华，这样才能做到虚实有度。其次，抒情要有所节制。过于夸张、放纵的抒情，容易凌空蹈虚，不可能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所以抒情中适当吸收叙事文类的一些手法，如细节、对话、场景、动作等因素，能让抒情获得质感，从而“表达出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再次，艺术手法的使用要多样化。新时代语境下的政治抒情诗，在继续使用传统艺术手法的过程中，要注重渗入其它艺术手法，甚至可以借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技巧，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要在更复杂的语境中大有所为，就更需要在“深入当代”中兼容并包，从而展现出新时代的风范和气象。

总之，对于一首政治抒情诗而言，其创作的好与坏，归根到底的核心要素是诗人，诗人既不能撇开“诗”来谈论政治，更不能扔掉政治来谈论诗歌。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要处理好“政治”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治抒情诗焕发出更加靓丽的光彩。

注 释

[1]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2]吉狄马加：《抒发中国情感，凝聚中国精神，努力创造中国诗歌新的辉煌》，《诗歌月刊》2019年第2期。

[3]臧棣：《诗是一个生命事件》，《诗刊》2018年下半月刊第5期。

[4]陈晓明：《壮怀激烈: 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