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龙 金身佳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孙偓墓志铭》全称为《唐丞相梁司空致仕赠司徒乐安孙公墓志铭并序》，出土于河南洛阳，著录于《洛阳新获墓志二0一五》[1]P368。拓片长70厘米，宽99厘米。志文50行，行34字。

《孙偓墓志铭》录文

凤翔四面行营都统、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盐铁诸道转运等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讳偓，字龙光，魏郡武水人也。故属乐安，盖齐大夫书之后，至晋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顗五世孙，魏光禄大夫惠蔚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陨其业。光禄玄孙之孙嘉之，开元年宋州司马致仕，有子四人，逖、遹、遘、造。府君即遘之曾孙也，皇任左补阙，赠工部侍郎；祖起，皇任滑州白马县令，赠右仆射；父景商，皇任天平军节度使，谥曰康。府君乃第五之嫡子也。统冠擢第，释褐丞相府。僖宗□□□□公辟户部巡官，首状监察、太常博士。朱紱自工部员外，出牧集郡，历比勋二员外、刑户司封三正郎。太师崔公节镇许滑，兼领租庸，署为判官，奏御史中丞。时博野、奉天久积嫌舋，密□□行在，动繋安危。僖宗召以谏议大夫，将命和解。振儒服而冒白刃，同列皆相为战慄。曾未浃旬，竟排其难。又以初平襄邸，将还旧都。两蜀交锋，贡输不入。始下大臣张渎自左绵告疾而迴，中外佥论非府君不可。皇帝临轩慰勉，面赐金紫。奔一车之命，践不测之地。夙驾载燧，复安二境。济大行山陵之用，昭宗郊天之费，皆府君之力也。终为同人所谮，左迁黜至。居二年，拜祕少、太常少卿，再授大谏，宣抚南方数镇。时刘建锋宛陵败剑之后，日陷长沙。府君自衡永奔程，躬往慰劳，建锋遵命，遂绝他图。通五岭之贡输，安一军之危骇。厥后以□情所属，付之於列校。楚王马殷尊奖之道，朝廷至今赖焉。复命拜给事中。每一上疏，□引国朝故事。及黄寇犯阙，蔡人跋扈、十五年乱之根本，繇是宸衷注意，竟用为相。明年，自户部侍郎转中书侍郎，兼判户部。府君大拜之后，自冬及春，京畿微旱，每对敭便殿，口轸圣虑。府君引周文掩枯骨之义，请雪故宰臣李磎。及归葬之日，其夕大雪，是岁丰稔。当右辅非命，大驾东巡，一夕初幸渭桥，苍卒莫知所诣。及决驻跸之地，乃自府君首谋，旋即三贡封章，陈乞请罪。批答不允，曰：街亭之败，罪由马谡。丞相引过，朕乃愧焉。寻又独谏亲征，请为统帅，乃署夏州节使李思谏为副，领蕃汉步骑十数万众，已压敌境，几成大功。时有朱朴者，自毛诗博士状委重任。近年以李丞相之大用，刘紫微之抱麻，贬黜屡行，雷霆未息。三署虽极，侧目逾岁，不敢措词，得以结构。宦阉密连磐石，既侵正道，将固深根。府君率首座徐公同署论奏，议不比肩。上旨未迴，徐公一状而退，府君坚执三表，终罢剧权，凡所力定中外，再安兆人。不顾一时危亡，以全社稷大计，复为邪佞所嫉，竟窜遐荒。皇帝明年谒庙，霈泽移归州刺史。东迁三岁，复资大仪，其秋转太常卿。梁朝禅位，七诏急徵，初以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转右仆射，坚卧不行，卒全素志。府君忠孝之道，两不亏焉。咸通以都尉叔舅秉权，府君首率诸第兄，扶侍板舆，东避洛汭。及于公南迁，瓜葛无有免者，独府君昆仲不挂纤毫，时论喧然，莫不称誉。亲兄储，咸通十五年及第，七任丞郎尚书，三移重镇，是以季仲同时将相，朱紫相映，登朝籍者七人，鲜矣。自国初盛词科之后，手足迭昇五牓者，又鲜矣。繇是棣萼之盛，友爱之分，首出士族。府君爰立之日，仲兄方任礼部尚书。三表雄让，恩诏不许。府君初丁先夫人之忧，居丧刺血，写佛经苫庐前，乃产芝草，志祕其事。府君自丁巳之后，二十年间，栖心云水，约钱朗少卿为诗酒之友，约王屋僧遁凞为琴松之友，或衣短褐，或泛扁舟。自匡庐远抵罗浮，出桂岭，再之衡岳五老峰下。创无昇之居，仙洞禅庵无不游历，皆有题纪。丞相登绝顶者，自元和中李泌先生，府君继焉。府君亦称方广居士，方广寺者，罗汉旧居，车辙原至，今存焉。府君顷受道籙於杜先生，尤精释氏，少探玄理，有诗集一千馀首。故丞相仆射崔公为序，每一言一詠，未尝不歌颂唐德。超悟了达，多与南方善知识语□，或形于问答，深尽性宗。丁丑岁，自南岳拜司空致仕。明年，沿汉北归，遇蒲华之难，退於邓州西界，寝疾逾月，贞明五年岁在乙卯三月七日薨於淅水院避地，春秋七十有六。家人出其遗书，乃去年六月十二日真迹，曰：久住劳人，吾欲□去。府君自筮仕至悬车，杨历三十九任，而乃葆光用晦，体道安贞。直以全诚，未尝忤物。勇於为善，不好立名。天祐之后，大臣全名节寿终者，一人而已。前娶姑臧李氏，再郑氏，薨於长沙，汉衡护丧先归。长子溥，进士及第；次汉衡，娶郑氏。长孙璨、次孙翊，娶老舅女。汉衡其月十六日与璨扶护东归，四月廿四日合祔燕国夫人，礼也。文公撰五代祖墓志云。北据岗阜，南瞻城阙。今卜真宅，永从先茔。小子号奉遗命，泣血而书。临难致君，□□□□。避贵养亲，昭彰孝节。辞荣乐道，冲口英哲。销磨奸邪，见事明澈。远客全身，始终无缺。谷变陵迁，令问不灭。

璨书

一、志主的世系考证

关于墓主的身份，《新唐书·孙偓传》载“孫偓，字龍光，父景商”[2]P5386这与墓志“父景商，皇任天平军节度使，谥曰康。府君乃第五之嫡子也”的记载相吻合。《孙景商墓志》载“父讳起，有才不展，终滑州白马县令”[3]P205与《孙偓墓志》“祖起，皇任滑州白马县令”相对照，故孙偓即为孙景商之子。此外，对于孙偓兄弟有三种记载，其一在孙偓之父《孙景商墓志》中载“有子七人：曰备、曰侑、曰伉、曰倰、曰伾，皆于之出也；小男曰俨、曰攸，并专谨力学。”[3]205其二在孙偓之兄《孙备墓志》中记载为“君之弟曰储、澥、伉、倚、铎、埴。”[3]207其三为《新唐书·宰相列表》中记载孙景商有七子“备、储、伾、俭、偓、伉、侑。”以上史料关于孙偓兄弟的记载均不一致，此墓志的出土对于考证孙偓诸位兄弟成年之后的姓名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孙景商墓志》载“年六十四，以大中十年八月廿二日薨于镇……即以其年十月廿七日附先茔，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3]P205，即孙景商死于唐大中十年（856）。《孙偓墓志》载“贞明五年岁在乙卯三月七日薨於淅水院避地，春秋七十有六”，其卒年为后梁贞明五年（919），根据其薨逝时春秋七十有六，即孙偓生年为唐会昌四年（844），《新唐书·孙偓传》中，未记载孙偓的生卒年，墓志中此内容可补正史之缺。也就是说孙景商死时，孙偓年仅十二岁尚未成年，其下两位兄弟，肯定也未成年。景商之嫡长子，为孙备。孙备在新旧唐书均无传，其墓志也并不能直接显示其生卒年，但是据前人鲁才全对孙备墓镌立年考辨可以得到孙备的葬年应为懿宗咸通十一年，[4]870《孙备墓志》中载“卒年三十九”，即孙备的生年为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孙景商去世之时孙备为二十五岁，即第一子与第五子之间相差十三年，那么第二子、第三子、第四子是否成年，并不清楚，但孙偓及第六子、第七子均未成年，故改名的可能性较大，因而《孙景商墓志》所载七子的名字可能为乳名或成年之前的姓名。其次，孙备葬于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志中记载其六个兄弟“皆修词立诚，能自强以进”，又经由其家族兄弟孙瑝所作，因而可信度更高。最后是《新唐书·宰相列表》中所记载的七兄弟姓名与孙景商、孙备的墓志中所载有重合，但又不尽相同。三个史料中均记载孙备为景商之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再结合本墓志所载 “亲兄储，咸通十五年及第”，可以得到孙偓的前三个兄长中，孙储也为其中之一，孙偓去世之时，其兄必已成年，故孙储为成年之后的名字。最后根据孙偓所书《唐乐安孙氏女子墓志铭并序》中所载“季叔偓述，父澥”[5]P1193可知孙澥也为孙偓之兄。孙澥应为其女在世之时的姓名。在现存孙景商、孙备墓志和《新唐书宰相列表》三份史料中的记载均有的为孙伉，孙伉也可能为孙偓兄弟之一。

综上所述，孙景商七个儿子中孙备、孙储、孙澥、孙偓、孙伉是其成年之后的姓名，剩余二子成年后的姓名据目前史料无法得出，且孙备是孙景商长子，孙偓为第五子。

二、志主的仕宦经历

僖宗时，孙偓于乾符五年（878）经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统冠擢第，释褐丞相府。僖宗□□□□公辟户部巡官，首状监察、太常博士”，这一时期孙偓在仕途上未有太大作为。志文载：“时博野、奉天久积嫌舋，密□□行在，动繋安危。僖宗召以谏议大夫，将命和解。振儒服而冒白刃，同列皆相为战慄。曾未浃旬，竟排其难。又以初平襄邸，将还旧都。”此处记载的为僖宗时期“朱玫之乱”。朱玫之乱乃是朱玫趁僖宗被田令孜胁迫前往凤翔之时另立新帝的事件，所立之人即为唐朝宗室襄王李煴，朱玫后被部下王行瑜所杀。襄王被王崇荣所杀，僖宗回朝后，葬之以庶人礼。志文载：“两蜀交锋，贡输不入。始下大臣张渎自左绵告疾而迴，中外佥论非府君不可。皇帝临轩慰勉，面赐金紫。奔一车之命，践不测之地。夙驾载燧，复安二境。”张渎应为“张读”之误[6]。《张读墓志》载：“公以敬煊、令孜反状明具，非三寸舌可说，轺车至止，蜀道不通，朝廷罪公以逗挽，改睦王傅，廷议多言公屈者。”[6]与孙偓墓志两蜀交锋，贡输不入相印证，张读死之年为龙纪元年（889）年，《孙偓墓志》载：“始下大臣张渎自左绵告疾而迴”，《旧唐书·列传七十九下》“昭帝即位，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隔绝贡举 ”[7]4653，昭帝于文德元年（888）年即位，陈敬瑄为僖宗时权宦田令孜的兄长，僖宗第二次被迫离开都城乃是田令孜的缘故。昭宗即位后，陈敬瑄于成都起兵造反。王建当时为阆州刺史，参与了对陈敬瑄的围剿。在此时，两蜀地区贡输之路因战乱被阻断。昭宗对志主孙偓下旨，进行此事的调停，孙偓尽心尽力，最终使得两地转危为安。

志文称：“及黄寇犯阙，蔡人跋扈、十五年乱之根本，繇是宸衷注意，竟用为相。”乃是描写了黄巢起义及蔡州之地的割据势力。黄巢起义指的是乾符五年(878年)至中和四年(884年)由黄巢领导的农民反抗势力，蔡州割据势力依仗自身实力对朝廷怀有不轨之心。志主孙偓历经十五年的乱事，应当是对事件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才得到了昭宗的注意，被委任为宰相。证明志主孙偓对政治事件的解决具有相当大的能力。

志称“府君大拜之后，自冬及春，京畿微旱，每对敭便殿，口轸圣虑。府君引周文掩枯骨之义，请雪故宰臣李磎。及归葬之日，其夕大雪，是岁丰稔。”即孙偓担任丞相之后，京畿地区发生旱情，每次孙偓与昭宗在偏殿对答之时，轸怀皇帝思虑之事。孙偓引用“周文王掩枯骨”之事，请旨为宰相李磎平反冤情。当李磎归葬这一天，天降大雪，这一年得到了丰收。李磎在孙偓之前担任宰相，“乾宁二年五月，三镇入京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7]4651即李磎被王行瑜、李茂贞所杀。乾宁三年（896）“李茂贞犯京师，扈昭宗幸滑州，帝復雪杜让能、韦昭度、李磎之枉，惩昭纬之前匿，罢胤政事。”[7]4653志文载昭帝为李磎平反之事与正史相吻合。但是，正史中并未记载孙偓参与此事，志文载孙偓在李磎平反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京畿微旱之事，向昭帝进谏，促成李磎的平反，可以补正史之缺。

志文载：“寻又独谏亲征，请为统帅，乃署夏州节使李思谏为副，领蕃汉步骑十数万众，已压敌境，几成大功。”孙偓请罪于昭宗，但是昭宗认为并不是孙偓的过错，反而任命孙偓为讨伐逆贼的统帅，并且夏州的李思谏为副统帅。据《西夏书事·卷一》载：“时凤翔李茂贞复以兵逼京畿，神策诸军不能御。昭宗奔华州，诏加思谏副都统，命帅师与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孙会诸道军讨之。茂贞寻上表请罪，愿得自新。师不出。”[8]12正史中仅写命李思谏为副都统，志文中写命孙偓为统帅，即在讨伐李茂贞之时，孙偓为主帅，李思谏为副统帅，此处可补正史之缺。志文所载与“茂贞寻上表请罪，愿得自新，师不出。”[8]12相吻合。

志文载：“贞明五年岁在乙卯三月七日薨於淅水院避地，春秋七十有六”，即孙偓死于后梁年间，但是《新唐书》中记载：“与朴皆贬衡州司马，卒”[2]5386，对于孙偓被贬在《唐大诏令集》载：“可贬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仍令所在驰驿发遣。乾宁四年八月”[9]284，即孙偓被贬衡州司马的年份应为897年，此处孙偓被贬为衡州司马，与正史记载相同。然而对于孙偓的卒年此处可纠正史之误，志文载孙偓在进入后梁后，纵情于山水，且多有吟诵唐德。再加上志文中载明在后梁时孙偓被授予了官职，只是孙偓并未接受，因而孙偓卒年应以本志文为准。

三、孙偓晚年的人生选择

墓志题为“唐丞相梁司空致仕赠司徒乐安孙公墓志铭并序”，即孙偓的官衔既有唐时的丞相亦有朱梁授予的司空。这体现出孙偓心怀故朝，但又畏朱梁凶焰，不敢隐没梁爵。这种对唐的怀念之情体现在他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且他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孙偓是一个忠义之人，无论是孙偓“奔一车之命，践不测之地”“府君自衡永奔程，躬往慰劳”为解决危害国家社稷的事件尽心尽力，“每对敭便殿，口轸圣虑”的为昭宗排忧解难，还是当出现问题后的“陈乞请罪”，都体现了他“不顾一时危亡，以全社稷大计”的良苦用心。尽管梁朝多次授予其官职，但是他确实概不受命。目的则是为了“府君忠孝之道，两不亏焉”。

志主的晚年选择远离朝政应为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志文载“复为邪佞所嫉，竟窜遐荒”，即孙偓被奸人所嫉，才会被贬斥，孙偓的从政之路遭到排挤，不得不远离朝政。其二，孙偓的“忠孝之道”。后梁政权的建立者为朱温，朱温本为唐末官员，但是却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杀害了孙偓当宰相之时的皇帝唐昭宗李晔。朱温的行为在当时的文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孙偓自然也无法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故志文称“梁朝禅位，七诏急徵，初以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转右仆射，坚卧不行，卒全素志。”然而孙偓作为一个已经遭到贬斥，手中无权的唐朝遗臣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他只能选择远离朝政，寄情山水，即志文所载：“府君自丁巳之后，二十年间，栖心云水，约钱朗少卿为诗酒之友，……每一言一詠，未尝不歌颂唐德”。

在此期间孙偓也遗留下大量诗篇，如《五代诗话》载：“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10]76《太平广记》亦有：“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11]1780《全五代诗》著录有他南迁后赠南岳僧全玼诗：“窠居过后更何人，传得如来法印真。昨日祝融峰下见，草衣便是雪山身。”[12]5这与墓志中“自匡庐远抵罗浮，出桂岭，再之衡岳五老峰下”相印证。以上孙偓晚年的事迹，《新唐书》未载，通过墓志内容可以补充孙偓晚年的经历，以补史之缺。

墓志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孙偓的家世，二是孙偓在唐末的政治活动，三是孙偓的晚年生活，为我们细致地勾勒出孙偓的人生轨迹。对于孙偓的政治活动叙述比较详细，存世史料对孙偓的政治活动留下史料较少，墓志的出土可补正史之缺。再次孙偓晚年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五代之初形势纷繁复杂的动乱政局之下，孙偓远离政治，即使后梁七次急诏，仍不入世也是他不好立名的突出体现。为研究唐末梁初士人选择提供了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