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 陈承新

【摘要】日本形成了“学习”、“极端”、“中国”的领导人文明观体系。从脱中崇欧、西方文明至上，到倡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重新认识西方、一切向美看，到开始注重内省，重构自我，日本领导人始终坚持强国宗旨，以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对待中西文明。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始终贯穿着文明优劣论、崇尚强者论和围绕中国论三个方面的特征。正视日本与中西世界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文明渊源和纽带关系，重新挖掘自己的文明内涵，可能是日本领导人未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关键词】日本 领导人 文明观 学习 极端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加强了解日本领导人文明观的历史变化以及其对日本对外交往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日本领导人文明观和客观预判中日关系前景。2019年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关键一年。中日关系自2017年出现“回暖”迹象，但是两国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根本性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仍然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当前，在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世界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日本领导人不会轻易定调定向，这与其一贯的文明观大有干系。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过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曲折道路才走到今天，期间，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也经历了相应几个时期，最终形成以“学习”、“极端”、“中国”等为关键词的领导人文明观体系。

明治维新时期：脱中崇欧

谈这一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不得不提岩仓使团。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武士。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完成了中央集权，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明治天皇和政府领导者们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于是，岩仓使团以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为初衷出发向西。从考察回国后的结果看，西方列强不愿修订对日不平等条约给使团带来深深的挫败感，但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人关于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现实以及弱小普鲁士如何通过发展经济军事实力成长为德意志帝国的讲述，令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醍醐灌顶。欧美尤其是德国关于弱国振兴的警醒和启示，使日本领导集团转向崇尚西方文明。文明观转型成为岩仓使团考察之行的最大结果。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近代国家振兴有三大目标——富国强兵、殖产拓业和文明开化，日本政治家们几乎一致意识到，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和中华文明是建构近代国民精神无法回避和逾越的问题。日本领导人自向西考察后，怀揣着弱国振兴的目标，开始与原先一衣带水的中华文明表达决裂之心，摈弃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对于国家体制的影响，通过向琉球、朝鲜和中国扩张侵略行为以图强国，意图实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乃至最后进攻他们的目标。

考察归国后，使团精英在十月政变中战胜留守派，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包括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主政，岩仓具视曾担任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都曾担任日本首相，鼎力推进维新立宪，把考察的收获大部分变成了现实。明治政府靠西乡隆盛的领导推翻幕府夺取了政权，靠大久保利通的领导奠定了明治维新的基础，靠伊藤博文的领导把维新发扬光大。日本自此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顺利推进近代化、现代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不到30年时间就成长为亚洲第一强国。

“纯粹向西看”是他们文明观的一大鲜明特征，也是其迈向军国主义的恶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文明观的核心是“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脱亚”，一个是“入欧”。“脱亚”实为“脱中”，在文化文明上去中国化、去儒家化，然后进行彻底的、全盘的西化。“脱中”就是清洗此前从中国引入的儒家文明，以方便西方文明登场。显然，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日本领导人在仰视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低看儒家文明。既然两者都是外来文明，日本当然抛弃劣等而选择先进。所以，“脱中”具体就表现为对儒家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彻底否定甚至恶毒咒骂。

日俄战争胜利至“二战”投降：倡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明治维新让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并进一步成为当时亚洲第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之后日本一如自己的“先生”——德国，开始对外扩张掠夺，企图成为一个亚洲的大帝国。如果说，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领导人强化了对中西文明优劣论的认识，尤其加剧了对中华文明的藐视；那么，在中国领土上主动发起并取胜的日俄战争，则意味着一个亚洲小国在战胜东方并成為深刻影响地区文明的帝国之后又战胜了一个西方大帝国，这让日本领导人进一步膨胀自信和野心，进而提出主导创建亚洲文明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讲求强者为王，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继日俄战争被号称为“黄种人的胜利”之后，“大东亚共荣圈”就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简称“二战”）中扩张版图、提出“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建立类似邦联制的战略构想与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近卫声明”勾画出该计划的基本政策构想，即构建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以日本、东亚与东南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作为建设目标的政治体系。

这种一旦自身国力强大起来，又开始自我膨胀，否定中西的极端化文明观视角，为日本日后的受挫埋下了伏笔。“二战”期间决策人物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等领导人，将日本拖入法西斯的深渊，作为“二战”亚洲的主要侵略者，向中国、越南、缅甸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动了疯狂的侵略，甚至万里奔袭珍珠港，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太平洋战场。大胜之下付出沉重的经济军事代价夺取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中国战场八年消耗战，加之战略资源依赖美国，战术技术又远不及美，“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受到亚洲各国抵抗，日本最终战败。

“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一切向美看

“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战后改革，一下从自我膨胀跌入谷底，开始了被迫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美国将领麦克阿瑟通过修改日本宪法，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取消了天皇总揽国家的一切统治权，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制度。

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使日本保守派自民党上台执政，并开启了长达38年之久的单独执政。尽管换届频繁，但日本基本保持自民党“五五年体制”开始的政治格局。在重创之后被迫学习西方，重新快速崛起，并获得长久执政，日本领导人对强者的崇尚一度升温。自民党坚信，日本只有追随强者才有未来，也促成了战后日本再次转向西方、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全方位向美国学习、一切“向美看”的“美国化”过程。

但是，随着日本重新快速崛起，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考量，还是为对外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领导人又一次从早已整合中华文明要素的本国文明传统中去追溯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至今：注重内省，重构自我

冷战结束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有所变化，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他党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局面。与自民党的单独执政相比，多党联合政权无论是在政权构成还是决策机制及政策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国力增强而政治地位式微，一直被压抑的追求全面独立的内在诉求又开始凸显出来。为此，日本领导人在多党执政时期加强了向他国学习之外的反思和内省，开始审视日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中西文明，应该如何重塑自我。

这种反省是以统治阶级标榜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国民利益为最高追求的国家主义为基础，这种反省也极大地依赖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只要东亚局势波动继续存在，日本在21世纪初期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战略上的谨慎是不会改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旦外部环境明朗，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强者带领的新局面而转变。基于日本历届领导人强大的对外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

日本领导人文明观的突出一点是善于学习，以文明优劣论、崇尚强者论和围绕中国论三个方面为特征

通观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其突出一点就是善于学习，只要有利于自身强大，就愿意向中西文明学习，而在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文明优劣论、崇尚强者论和围绕中国论。

作为亚洲一个规模较小、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始终坚持强国宗旨。他们明白，只有强国为先，才能获得自己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并使之可持续。为了强国，他们急于获取一切可用资源，勤于学习；为了强国，他们善于学习中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哪怕主动派出使团远渡万里。

虽然后天学习的态度促成先天不足的日本逐渐强大，但是也暴露出日本领导人内生性的盲目和极端的单向度思维。反映在日本领导人的文明观上，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始终以优劣高低论中西文明。一旦因为中日国情和实力的变化出现自认为更好的学习对象，他们就视一衣带水、早已内化在本民族文明之内的中华文明为劣等文明，或否认，或贬低，开展各种意识形态上的割裂尝试。一旦树立的西方学习对象被自己超越，他们又开始自我膨胀，无限抬高本民族文明的优越感，视西方文明为低一等级的文明。

另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在以优劣评判中西文明并对应推出政策的同时，也展露出其文明观当中崇拜强者的特性。日本领导人始终以崇尚强者的目光审视各国文明。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领导人就一意转向向西方学习尤其向由弱变强的德国学习；随着国力上升和西方国家弱点的暴露，他们又重新转向以自己主导建构文明世界；“二战”后转向全方位“美国化”。

围绕中国论。在充斥文明冲突论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很少反对某一特定的文明，但是却持有极端的优劣观和强者观，一旦转向，就表示出全面彻底转向的决心，每次“转换”都具有某种“质变”的特征。尽管如此，在日本的几次文明观转换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新文明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文明观的泯灭。历史证明，每当日本的“入欧”“入美”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往往也是其“发现”传统尤其是内生性中华文明元素的作用，甚或试图“再造”独自文明的开始。其中，“中国”这个国家概念，“中华文明”这样巨大的历史事实，在日本有史以来就已渗入其国民生存的方方面面。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先后出现的“脱亚入欧论”和“亚细亚主义”，其核心都是为了处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为了重新评价已经透入日本社会无数层面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价值和作用”的问题。

日本需正视与中西世界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文明渊源和纽带关系，重新挖掘自己的文明內涵

不同国家领导人有不同的文明观，文明观的差异不应当成为世界冲突和国际关系紧张的根源，而应成为世界秩序和谐、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日本在中西文明两边的差异中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实现了自身进步，成为了强国，因此其文明观有其先进性。

但是，完全脱离自己、摒弃自己根源去单向度判断和学习的文明观无法让自己立于世并获得长远发展。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分岔，把自己变得更为西方化的日本陷入停滞发展的陷阱，而新加坡、韩国等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加以改善的国家，发展更上一层楼。为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日本领导人可能更加需要从原来单向度的文明优劣论和崇尚强者观当中解脱出来，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态度和立场，正视日本与中西世界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文明渊源和纽带关系，重新挖掘自己的文明内涵。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严绍璗：《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日本学论坛》，2005年Z1期。

②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