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应对现代性导致的生态危机的新举措，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诉求不谋而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整体性世界观、反消费主义的立场、抵制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追求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呼唤自然及科技的“返魅”等理念，是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对我国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将具有借鉴价值，有助于我国提升境界观，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绿色发展;整体性世界观;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2-0050-04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绿色发展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为我国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了合适的价值观和手段。它既顺应了世界“绿色新政”的潮流，又加入了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及自然规律的新内容，不仅将绿色经济发展作为工作重心，而且囊括了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科技、教育、管理等一系列领域的问题，对于我国本土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在后现代社会对世界关系的变化也将带来积极影响。面对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生态、资源、环境等的失衡，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建构，他们提出的整体性世界观、反消费主义、抵制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追求科技与人文的結合、呼唤自然及科技的“返魅”等理念，是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对我国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将具有借鉴价值，应对其予以重视和研究。

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 1946-）提出并建构的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思潮。生态后现代主义与大卫·雷·格里芬、理查德·福罗克（Richard Falk）和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等人的“非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nondeconstructionist forms of postmodernism）一致，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联系密切，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重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1]289。继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极具建构意义，其理念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道路的诉求不谋而合。这一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提出了整体论的世界观，认为存在本身即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身体”是统一的身心，“自然”是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的物理环境，“地方”是生物场域，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2]4。斯普瑞特奈克指出要破除技术迷信，并注意从一些民族的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其中包括佛教文化传统、美国土著文化传统、女神精神传统、犹太教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等。她的思想、著作和文章直接推动了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

此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也认为：“个体与躯体的关系， 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 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3]14。可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整体论，人不应该割裂与自然的联系，而应跳出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关系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因此，面对着现代工业文明无序发展、黑色发展，面对着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疾病频发等一系列的危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其整体有机论、万物的内在相关性、人与自然同一的全球伦理等后现代世界观为人类走出现代性危机、走向绿色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导向。

二、绿色发展应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论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经济发展提上最重要的议程，但是有的地方走上了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道路，淡忘了儒家、道家传统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榨取式发展”模式，采取的是人类/自然、自我/他者之间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牺牲后者的条件下满足了前者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认识，对于近代生态危机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后果，目前学术界有着极大的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人类通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充分发挥了人的智慧和力量，才在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往全部社会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还多的发展成绩，这充分肯定了“人”这一主体的独立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人类中心主义因而是实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对人类中心主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既无助于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也无助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不可能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人类中心主义都把人作为绝对目的、最高目的，把人之外的一切事物当作纯粹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目的（人）/手段（物）、中心（人）/边缘（物）的二分法完全忽略了物的存在性、自立性、价值性，只看到人的至上性、唯一性和绝对性，这就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实践活动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4]82。此外，后者还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下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质是人与人的对立，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尤其是经济关系中，人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意利用、剥削他者。

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有其历史价值，但是其体现出的人（自我、中心）/自然（他者、边缘）的对立对于当今世界生态危机仍负有很大的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需走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在尊重双方彼此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观而不是仅仅颠倒这样的二元对立。

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1925-）也认为我们需要用有机主义世界观来认识世界，走出已经弊病重重的西方机械思维模式。他指出实践已证明有机思维和相互关系已经为生态经济和生态农业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他提到的有机主义世界观建设是精神一致的。他提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相比，中国可能会为其早有的预见而倍感自豪”，同时还赞扬了中国古代有机思维模式对于社会发展将带来积极影响[5]53-57。

在这样一种整体性世界观的指引下，人类才能更好地走向人類命运共同体、地球共同体的价值视野和高度，从“小我”（self）走向挪威哲学家、深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 1912-2009）倡导的“大写的自我”（Self）。大写的自我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自我，将自己看作是其他物种及世界的一部分，看到世界万物的内在相关性，从而意识到保护自然和其他物种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生态后现代主义主张在生态社会中弘扬社会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用整体论世界观逐渐取代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这样一种生态社会里，人把自身视为家庭、社区、国家、地球、宇宙的一部分，与身边的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斯普瑞特奈克提出了地球社群或者地球共同体（earth community）的概念，认为这个地球社群是由人类与地球万物之间的所有联系构成的，万物自从诞生以来就有着分子层面上的密切联系，难以切断，人类应该回归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最本真的状态[2]4。该概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相近之处，后者含两个基本基点：一是全球人类之间要合作共赢，避免零和博弈，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二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善待自然，绿色发展，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6]1。

因此绿色发展首先应该树立整体论的价值观念，将人的角色定义从地球的主人转变为地球的托管人，真正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的绿色发展从地区层面来讲，应当走一条本国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从全球层面来讲，中国应承担相应的节能减排、防治污染的责任和义务，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做好自己的贡献。此外，中国在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应自觉避免发达国家将污染转移至其他落后地区的老路，走出去的企业应该自觉树立起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引导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走上生态发展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道路。

三、绿色发展应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消费文化的理念

生态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不应该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来操控社会的一切，衡量经济要看这种经济的增长是否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是否有利于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否有利于在社区形成一种系统化、整体性的空间。简而言之，生态社会的经济应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绿色的供应机制。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消费主义仍在盛行，且在全球化的影响中愈演愈烈。随着物质财富积累的迅速增加，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储蓄行为在物欲膨胀和炫耀性消费理念的引导下开始演变成为挥霍、浪费的消费文化。为了满足人们无尽的贪欲和私利，现代性思维引导人们“把物质世界视为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倾倒人类废弃物的巨大无比的垃圾场”[7]157。人们购买物品并不是购买其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通过这种奢侈浪费的购买行为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从而巩固自身在上层阶级中的地位并获得他人的认可[8]61。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为此提出了歧视性对比（invidious comparison）的观念，即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借助炫耀性消费让自己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这种对比可将人们划分到不同的价值等级中去[9]26。消费社会中物品已经变成了空洞的符号，价格已经被等同于价值。

消费文化价值观因而进一步助长了人类向自然、土地、万物伸出自私的万恶之手的节奏。比如尽管各国法律禁止对于珍稀野生动物的捕猎，但是仍有不少利欲熏心的商人想方设法地得到珍贵动物的毛皮，被视作时尚界宠儿的皮草一直畅销不衰。在人类定义的时尚面前，动物的皮毛被物化为时尚的符号、美丽的代名词。人类陶醉于时尚带来的快感之时忽略了自身的异化，精神世界已渐趋空洞虚无。

对于利益和符号的追逐继续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内在纽带，人与自然之间仍然是自我与他者、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消费社会滋生的消费观的核心就是对于物质需求的无限追逐，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是人存在的目的，对于幸福的定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各种资源。在这种消费观的异化下，人类沦为“物欲”的奴隶。

现代性的消费文化人为地创造了需求，而这些需求的创造及消费是以掠夺自然资源、增加环境的负担为代价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已经使消费失去了它的本意，因此要改变对物质的片面和过度的需求，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就必须反对消费主义，实践绿色消费价值观。

此外，生态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人的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原有不合理的思想和制度。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正如科学的发展不排斥证伪一样，人类的世界观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也须立足于现实，不断发现问题背后的根源，调整原有的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和实践，从而才能保证人类未来走向更好的发展，向真理迈出更近的一步。

由此出发，绿色发展应倡导绿色消费观，让自然“返魅”，让人们尊重并重视每一个存在的价值，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引导人类走上爱护地球、关心生物、保护资源的道路。绿色消费观指的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评价产品时候的绿色倾向，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行为。其出发点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即人的消费行为和方式要符合人的健康要求和环境保护的具体标准。绿色消费观的形成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10]63。

绿色消费模式具体应该做到，在消费过程中使用有利于自身和公共健康的绿色产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在处理废弃物时要注重资源重复利用，将可持续发展消费观作为绿色发展消费观的核心内容，指导消费行为应既满足当代人的健康、安全和需求又能保障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

这种绿色消费观实质上可改变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相呼应。绿色消费观可引导人们从过度注重物质享乐转向关照精神需要及创造力发展的需要。人们不应该预支本应属于子孙后代的那部分自然资源，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而应该考虑人类发展的继承性，重新建构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整個世界的有机联系。这正是对应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含义：“人的本性指向终极存在并由之所建构，从而关心未来利益是人的本性所向”[11]11。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希望“消费主义的文化可以被改造为一种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的文化”[7]69-70。因此，绿色消费价值观的传播和内化可促进让自然返魅的过程，如此才能在整体性的概念框架内实现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也才能在保护人类共同生存利益的同时保护地球共同体的存在和安全。

四、绿色发展应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滋生了消费文化，而且导致了科技至上及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各国为了在世界之林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为了对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侵袭，被迫将发展重心定位于技术开发，人类因此被自身创造的科技控制，进入了单一循环，那就是只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实力，从而在有限的发展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牟取利益，增强自己的硬实力，超越甚至操纵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人类在盲目追崇科技的过程中，逐渐异化，失去了人文深度和精神关怀，也失去了人文意义上的主动选择。

对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出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工具理性是导致人类无限度征服自然、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进而毁灭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重要原因。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关注世界万物的内在联系性，主张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结合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复杂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层，由此才可以解决技术单向度发展在生态、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2]11。

技术所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及其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文化哲学的历史考察指出，从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上来说，技术理性是充分合理的，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人的认识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不断得以提高，但技术理性的建立毕竟是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支配为前提的，它在寻找知识的根据、劳动的效率、程序的合理性的过程中，淡化人文关怀，漠视自然的价值，忽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价值关怀，导致人类在向自然资源索取的过程中迷失自我，最终引发了自然界一系列的报复。在他们看来，“技术所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及其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真正根源则在于传统哲学二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要消解这种对立，使人类摆脱由技术所造成的困境，就必须彻底改造技术理性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基础，从而保证科学技术在人类的进步中发挥正确而有效的作用，保证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13]31。因此，他们反对二元论，主张科技与人文的结合。

格里芬也指出人类要解决当前问题就必须跳出现代性的框架，因为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本身就是问题之一，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于跳出现代性来说显得至关重要[14]51。他反对科技与人文的简单糅合，认为后现代精神以内在关系为中心特征，这种特征提倡“个人的自我和他的身体，他的周围自然环境，他的家庭，他的文化等有一种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对他的自我同一性有建构作用”[11]11。主客观世界是内在统一的，因而不能把客观世界当作研究的中心，视科技理性为人类精神的全部，同样也不能过度强调主观世界的作用，视人为世界的唯一价值主体。这两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将科学与人文当作外在关系来考察的，忽略了二者的内在关联。

格里芬提倡科学要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即返魅的科学[12]18。启蒙思想影响下的现代科学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两个相互独立、对立的实体，科学的发展让人类对于认识世界有了更多的自信，但是也促使人类利用科技手段盲目地为自身谋取利益，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思维中，人类视自然为征服的目的，科技为征服的手段。但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科学的任务并非是控制自然，而是实现自然与人的平等对话。科学可以成为人改造自然的工具，同时科学同样也可以成为自然作用于人的工具，因此科学必须实现向整体性生态观的转向。

该转向所体现的后现代精神正是倡导人对自然的关爱。科学打上了人文的色彩，而人文也不再单纯地关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人文在关怀的层面实现了统一。人类作为地球的托管者必须要对地球加以爱护，科技运用的目的只能是爱护世界，人类不仅是地球的一个成员，地球整个生态系统也是人的内在存在的一部分。

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观对中国绿色发展中的科技进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绿色发展应将有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先进科技作为投资重点，当然前提是对于高精尖科技的追求不应再次以高污染、高消耗作为代价。在发展兼顾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绿色科技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与绿色科技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产学研的合作，使得绿色技术能更快地融入产业化的过程中，从而通过基层绿色技术的发展行动提高全体人民对于绿色科技的认同和环保理念的自觉实践。目前不少城市试行的垃圾分类便是环保理念深入民众的一个极好的举措。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应警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和工业化的垃圾场。我们必须发展自身的绿色科技，加强绿色发展中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注重学习、引进国外应对环境问题的先进技术和相互交流，同时以自主研究开发和创新为基础，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能力，最终形成自己的绿色核心技术，这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坚实根基和重要保障。

五、结语

我国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应结合国内外的先进思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提倡的生态整体论、万物内在相关性、科技与人文的结合、理性消费的理念等有助于我们树立绿色文明的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政府，最终走向绿色发展的生态社会。在绿色发展中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关人与自然、个体与地球共同体的积极理念，将有助于国人从关注自身利益的“小我”走向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我”，也有助于我国在关注地球共同体责任的推动下，提升境界观，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影响。绿色科技、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投资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变革，促进全球化的良性推进，从而最终促进地球共同体中的权力平衡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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