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三年级开始吹长笛的。在那之前我拉了两年小提琴，直到我用很多泪水和耍赖换来了解放。然而上了三年级，学校开始组织管乐团，被选上的同学可以穿笔挺的制服，帽子上还垂着神气活现的穗子，我又心动起来，半推半就地学起了长笛。

每到周五，其他人早早放学，我和别的管乐团的同学们还要留在教室里，等待老师来上课。我们常用这段时间分享零食，尽管老师三番五次警告我们：不要把食物残渣吹进乐器里。我的同桌最爱吃辣条，一边吃，一边呼哧呼哧地扇风，半张嘴巴都肿起来;或者是吃巧克力派，等到上课，他一咧开嘴，牙缝里全是黑糊糊的糖渍。

每到周一升旗，管乐团都站在国旗仪仗队后面，大声地吹奏国歌。如果有其他学校的老师来参观学习，我们管乐团也要站在校门口。老师们一露面，我们就大声奏响：“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不过我们的结尾总是不争气。指挥的手在空中一收，该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可总有一两个人的尾音拖拖拉拉的。有一次趕上我换牙，一吹气就漏风，我只能严肃地板着脸，假装是左右两边的人吹错了音，不怪我。

到了暑假，我和同学相约去考级。整个夏天我都站在阳台上练习，窗外是碧绿的牵牛花藤和没完没了的蝉鸣。我弟弟翻箱倒柜，找了一根趁手的木棍，搬个板凳站在我面前，煞有介事地给我当指挥，还没挥两下就被外婆抓住了——他手里拿的是外婆的痒痒挠。

不久，老师要排长笛声部的座次了。高年级的姐姐们当首席，坐在前排。她们教了我很多小诀窍：比如长笛的螺丝松动了，可以滴一滴透明的指甲油把螺丝固定住;比如表演期间，如果有好长的休止符，要轻轻往长笛管里哈气，避免长笛降温，因为金属的温度会影响音色。毕业前，姐姐们还给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买了雪糕。尽管平时老师从不让我们在排练前吃零食，但是那一次什么也没说，跟着我们一起拿了一根小熊棒冰。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一开始很难融入环境，我就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团。每周两个晚上，我坐在大厅里排练，笼罩在金色的灯光下。音乐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时间和痛苦，让我感觉在自己琐碎的烦恼之外，有某种更宏大、更充盈的事物存在着，而我便是这种事物的一部分。忽如其来地，我想起惠特曼的诗歌：

“在满载无信仰者的车厢中，

在满是愚人的城市里，

你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是——

你在这里，生命在继续，

伟大的戏剧永无休止地拉起帷幕，

而你可以贡献一首诗。”

我在想：这就是我吹长笛的全部意义。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音乐家，然而生活还在继续，而我可以奉献一个乐章。

宝琴，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兰道夫大学，现于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曾获首届“小十月”文学奖、第六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二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