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英磊

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起源之鸣

中国社会学从西方社会学的变形产物开始，经历严复、孙本文、梁漱溟、费孝通等民国社会学人的助推繁荣，到短暂停滞与重新焕发生机，中国社会学的起起伏伏，与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同舟共济，与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休戚与共。

鉴于中国社会学的波折之路，关于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学之发展这一问题讨论已久，而西学之后的本土化之探寻亦是不曾停歇。仅从社会学恢复重建说起，20世纪初，郑杭生就曾反复提及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特征、内涵、目的；随后，刘建洲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育论”引入社会学理论争辩中，而风笑天则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再之后，王宁、张文宏、洪大用、翟学伟等都曾就社会学之本土化展开讨论，谢宇更是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要走出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可见论辩之激烈。

对于学过社会学的人，提起社会学的开端与绵延，多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抛出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和他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y)，提出严复和他的《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y，严复译名)，偶有想法的人会再迈一步，想到《实证哲学教程》《论法的精神》《利维坦》，异口同声地将社会学当作舶来品；而当其慢慢走出校门，面对社会及繁杂冗复的中国现实，便会一头扎进批判西方理论水土不服的漩涡中，有些人一气之下抛下理论融入田野的怀抱，有些人自此挣扎在理论用西方、实践重调查的桎梏里，也有些人开始静心沉思中与西、洋与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抽丝剥茧，以探究中国社会学从何而起、去向何处、如何推展。其实，当年严复避而不谈日本早已翻译过的“社会学”一词，而踟蹰数月选用“群学”亦早已有此深意，只不过我们习惯于将社会学这样现代的治理术当作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而忽视了我们拥有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

当中国社会学从以西学为主、本土萌发，到卓有成效、历经挫折，再到恢复重建、浴火重生，直到今天社会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格局、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推到风口浪尖，社会学已经成为小康社会建设、脱贫攻坚战役、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发展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之鸣也开始转变为对中国社会学脉络的把控与思索，而称得上对此刨根问底第一人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他在一次访谈中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对中国文化自觉与社会学起源的关系抛向了学界。

二、中国社会学绵延之路

纵观中国社会学近现代发展史，学人对其之思考多止步于民国时期，真正与中国五千年文化史结合起来思考且卓有见地的仅有景天魁组织多位学人合著成册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

本书沿着群学的脉络、寻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走向，梳理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发展与转折历程。景天魁等作者团队穿过浩瀚史海、翻阅中西典籍，逐渐凝练总结中国社会学特有之概念——“群”“伦”“仁”“中庸”跃然纸上：荀子言“群”，在于“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从群而论世间万事；费孝通创差序格局，正是“伦”之关系潋滟效应，从伦而言中国人之关系结构；儒家推“仁”，列“五常”之首，以仁统领义、礼、智、信；中国人言“中庸”，谓之天下之正道，以中庸绘为人处世之道。群学在诸概念中绵延接续，或显或隐，或明或暗，却从未中断、从未离开中国人的观念，而是融入中国文人士大夫不变之追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这一“内圣—外王”的修炼与实践路径，指引着中国人的前行步伐，也指明了中国社会学的传承路径。中国之修身，兼具身和心、天和人、物和我、人与社会，不同于西方之“具身性”，也不能简单划分为“主我”与“客我”，更不是我们已经滥觞于心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身心一体、辩证统一、天人合一，中国社会学之源也正是在这诸多与西方迥异的道路中开创发展，甚至先于西方上千年开启了社会学之思想。中国之家，兼具组织单元与伦理单元之特性，可小至家庭大至宗族，甚至国家，小而为孝，大而至忠，家国同构，利义同行，而治国中之王霸之道、贤能之辨、公私之区隔、秩序之位育，正是中国文明能绵延数千年之治国理政、建设社会的社会学智慧之精髓。

在笔者看来，身、己、性、气、心态、社与会、天、自然，家、宗族、孝、礼、义、信、利，国与民、国土、士、王道与霸道、贤与能、科举、公与私、秩序、位育，天下、势、变、和合、多元一体、大同，每一个概念都彰显着中国文化与“本土”社会学之独特性与先在性，也展现着中国人自古而来的文化传承与精神交融，正是这种传承与交融托起了不断发展的中华民族与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当然，社会学也在其中。其实，中西社会学就如中西医一样，并无先后优劣之分，而是各在各的土壤中开出自然之花，各有各的艳丽，各有各的瑕疵。我们不能盲目自信，抛开已成体系的西方社会学脉络；也不能缺乏文化自信，陷入西方社会学话语的桎梏。

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未来

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文人、学人，应沉心静气思考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不自大、不盲从，推动西方学术融入中国实践，用中国文化传承讲述中国学术故事，研究开拓中国学术脉络。有朝一日，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社会学课程，必将不用舍近求远，而是回归本源，先讲中国社会学史与荀子群学，而后才是西方经典理论与方法；我们的学生不必一做学问就先梳理一遍韦伯、涂尔干之深邃文献，将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长篇大论，当然也不是说要从荀子开始，把儒家典籍熟读百遍，真正的本土化是讲好中国故事就可以了，不在于是西还是中，也不在于精深理论有多少，而在于是否能扩其论据、凿其羽翼，为中国梦开拓中国社会学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