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亚斌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疾病以及各种生理或心理障碍是人类的基本体验，它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显而易见，因为疾病的受累者是人，而人则处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体系之中。对于病人而言，疾病始终能引起一部分文化因素导致的病痛体验。德国人类学家泽希(Dorothea Sich)区分了被客体化的疾病(Krankheit)与另一相关概念病痛(Kranksein)。“‘疾病’从文化上来看是多义的，因为它在各自文化的意义体系里被编码了。‘病痛’是对患病的个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回应(总和)。”(Sich, 1993:16)德国医学人类学学者卢克斯(Thomas Lux)甚至认为，疾病本质上是“借助语义学被阐释为一个网络的”(Lux, 1999:10)。疾病本身就是对各种现象进行筛选的结果，疾病概念与疾病意识都是人们对患病现象所具有的各种知识的表达形式。文化实际上决定了哪些行为或症状算得上疾病，以及应该或必须运用哪些行为来处理疾病。从古至今，不同文化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医学体系用以对疾病进行诊断、归因、分类及治疗。

1 作为文化技术的诊疗

如果说医学理论与实践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行为的源头在哪里呢？借助文化技术理论我们可以尝试着进行追溯。德国哲学家克莱马(Sybille Krämer)指出，人们对技术这一概念的理解应该超越传统的器物层面(gegenständlich-instrumentell)，而从程序角度去把握。“每一种能够体现文化的人类活动都具有技术与象征两个方面的属性。”(Krämer, 2004:159)具体到文化技术，其定义与指称是多样的，而今天所说的这一概念最初是在媒介研究的语境中被追问而来的。超越具体的身体技术及媒介技术，文化技术应指向“所有创造文化的实践与做法，其始终处于人文学科与技术学科相结合之处，作为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Maye, 2010:121)。因此，文化技术研究也就从最早关注的读、写、算等基础性身体技术，拓展到了能产生各种文化设施、工具与产物的人类实践活动。类似于文字、图画与数字等抽象物都可以追溯到写、画与算等文化技术，其他各种具体的媒介与技能都是某种文化技术的延伸与表现(Siegert, 2011:116)。也就是说，文化技术始终比具体文化里的各种概念与行为更古老。在德语里也被称为治疗技艺(Heilkunst)的医学也应该是在某种文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既然没有独立于对待时间的文化技术而存在的时间，没有独立于对待空间的文化技术而存在的空间，那么也可以说，没有独立于对待身体的文化技术而存在的健康与疾病,这种对待身体的文化技术便是诊疗。

人的生理反应尤其是病理反应，是病痛感知的自然前提。在此基础上，远古的病人及他身边的人综合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感知手段，加之对病痛现象的生物学及社会学后果的观察，即死亡、残疾、传染、拖累他人与集体等，渐渐区分出与健康状态相对立的患病状态。这种区分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区分行为一道，构成了形成文化的基本规范体系，如内与外、净与污、圣与俗、同与异、善与恶等等。它们提供了某种象征式的归纳与概括程序，用以把握纷繁的现象世界，控制因身心及社会失衡所带来的风险。对病痛的感知及对患病状态的判断，又促使人们对疾病进行想象与解释，以及对采取何种手段祛除疾病进行思考与探索。因此，人类广泛地具备基础性的诊疗病痛的文化技术，其既存在于系统医学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又存在于现代人进行专业医疗的行为背后，它也因文化与时代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形态。作为文化技术的诊断伴随着文明的发展，又在不同的时空里生成出或呈现为各式各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学说、器具、手段、程式、机构乃至制度。对疾病的想象、解释以及寻求对策是一种普遍性的，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它不仅事关个体与集体的安全与存续，也与经典的身体技术一样，帮助构建了一个可把握的世界秩序，是文化形成所必需的实践行为。

关于文化技术的基本属性，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迄今给出了不同的总结。如果按照最初毛斯(Marcel Mauss)对身体技术的论述，文化技术也应具备身体技术的特性。例如，所有技术都是处于传承中的，所有技术天然地能引起行为者的反思，所有技术都通过一定的媒介或教育行为被传授(Mauss, 1989:205-206)。伴随着人们的视野逐渐从身体向外延伸，文化技术也进入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这样的行为理论里被讨论，这一视角强调文化技术中的多重参与者，及他们之间相对的、可变的关系(Belliger, Krieger, 2006:13-50)。而在技术哲学的思考中，“文化技术区别于技术文化、身体文化或社会文化的地方在于其行动方式中的自动性、反身性、循环性等特质”(Maye, 2010:121)。本文仅参考克莱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文化技术四维度(Krämer, 2004:161)，尝试概括诊疗的文化技术属性。

第一，符号维度。文化技术提供一套可操作、可阐释的程序来处理符号世界。这在现代生物医学之前的民族医学及西方体液说医学里就很明显了。例如，基于四种体液的医学想象构建起各种疾病的性质及其生成机制，提供了类似算法或程序般的一套体系，而后又扩展到对性格、环境甚至天体的解释。此处的四体液也就不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四种基本元素或力量的符号化形式(西格里斯特，2009:139)。现代生物医学虽然逐步否定与抛弃了体液说医学的符号体系，但是符号化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不管是疾病分类系统，还是从炼金术到化学再到现代药学的术语体系，都是在超越具象的实体，而以符号来指称所相信的存在物。在分析与计算过程中，人们运用这些符号，而不必每一次都调动其背后的实体存在。

第二，工具维度。文化技术能将一定的符号系统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机制、方案与实物。诊疗行为源于病痛的产生与威胁，因此其最终的目的是确诊疾病、治疗疾病。原始巫医会提供仪式与偏方，体液说医学有放血疗法，以及更为庞杂的包含六个调节领域的古代养身法(Diätetik)(Jankrift, 2012:10)。流传的医书和处方、应用的药物与工具，则是实物化的解决手段。现代医学在机构设施、仪器设备、治疗方案、药物及器械等方面就走得更远了。事实上，每一个普通人也都会基于自己脑中混杂了各种医学观念与知识的符号系统，发展并运用自我诊断与治疗的措施和方案，当其无效时便会转而求助专业医疗机构，甚至这套自己的方案会与专业医学的方案竞争。

第三，感知维度。文化技术能将抽象的、非实体性的事物转化为人类可感知的对象，进而可被传播与管理。中医的经络学说便是代表，它将并非物质性存在的效应与关联形象化了，使得人们可以想象与感知，进而解释与处理。西方在19世纪末之前，医学界也深信许多传染病病原为具象的瘴气(Miasma)。现代医学也同样需要使用病灶和免疫力等形象的说法来进行交流。而且，现代医学尤其依赖测量与化验，于是数字化成了最为普遍的形象化手段。一个高血压患者初期可能没有身体不适，但是通过收缩压或舒张压的测量数据便可感知疾病隐患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医疗技术具有媒介的意义，将病痛及身心反应转化为可描述、可想象、可感知的疾病与医学概念。

第四，认识论维度。文化技术在提供解决方案时，也简化了人们的认知过程，减轻了知识获取、传递、储存和加工过程中的负担。诊疗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需要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意识到其中的事实与原理。也正因如此，知识才有了在传承的基础上更新的可能。诊疗技术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一种经验性技术，人们信赖并应用某些处方时不需要再去思考各种成分的药理，手术时不需要再度调取已经得到验证的解剖学与病理学知识。各种医学体系的发展便是在不断重复中一步步前进，有些最终遭遇认识上的瓶颈或颠覆，有些则攻克一个个新现象和新难题，扩充与修正了自身的知识结构。

2 《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诊疗

文化技术虽然是媒介研究、文化人类学、技术哲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但实际上它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与视角。一方面，现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是文学虚构的重要对象，对现实中各种文化技术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相关文学题材。另一方面，若能发现文学化的文化技术与现实世界中文化技术之间的偏差，或许能更好地阐释文学作品的某些主题。本文以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9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VerfalleinerFamilie)为对象，分析具体文学文本如何呈现作为文化技术的诊疗，探究这一呈现过程中文学虚构与创造的成分。

小说描述了19世纪一个北德商人家族的衰落。老约翰作为第一代人，创立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家族性商贸公司，使布家成为城内的名门。他的儿子约翰继承公司之后，行事保守谨慎，小心翼翼地看守家业。第三代人中的长子托马斯继承公司后，一段时间里意气风发，将事业与家族声望推向高峰，而后却诸事不顺，公司的业务大不如从前，40多岁意外身亡后公司按照其遗嘱清算结业。他的儿子即第四代人汉诺天生孱弱，16岁便夭折，整个布家彻底凋敝。作家在处理没落这一“世纪末”文学的经典主题时，不仅从布家公司的经济活动与布家人的精神活动上去刻画这一进程，还非常明显地运用了疾病这一母题，使布家四代人在家道中落的同时健康上也呈代际恶化，勾勒出一条退化的曲线，与没落主题形成呼应。

同现实世界里一样，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各种疾病是在两个层面被感知与诊疗的。第一个层面是非专业的，人物对自身病痛有体验与解释，亲友也会对其进行评论与治疗。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的，即医生或医疗机构的检查、诊断与治疗。克里斯蒂安对自己左半身的周期性疼痛感受强烈，并过于频繁地在众人面前描绘，希望获得同情与理解，以减轻痛苦。而其兄长托马斯恰恰指责他“过于关心自己了”(曼, 2009:224)[注]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他以启蒙者的严厉口吻将弟弟所有的身体不适诊断为其个人的伦理过错，即不工作的结果。小说中，汉堡的医生在当时热衷讨论神经的语境下对克里斯蒂安的疼痛做出一种极为形象却也十分滑稽的解释，即左半边身子的神经太短。克里斯蒂安相信并反复引述这一专业解释，正因为此处医疗技术提供的感知维度使其感受得以被理解与传达。但是他的自我诊断与专业医学之间更多的是分歧甚至抗争，不仅他的疼痛没有治好，其他“像什么呼吸不畅呀，咀嚼食物困难呀，心跳不正常呀，麻痹征象或者至少是害怕出现麻痹的征象呀等等”(374)都没有治好。“害怕出现麻痹的征象”这一表述透露出克里斯蒂安的疑病症倾向，而这也正好突出了个体感知与专业医学之间的隔阂。最后，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小说暗示这是他的妻子想借机控制住他，以便继续过浪荡生活而与医生的共谋。他多次向亲人写信表达想离开却无果。可见，专业诊断被利用与操控了，彻底背离了克里斯蒂安的个人感知。不仅是他的妻子，甚至哥哥托马斯也曾在兄弟两爆发意见冲突时威胁道，“我要让人宣布你神志不健全”(477)。小说刻意表现了诊断的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一个行为者诊断行为的背后都体现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某种解释。克里斯蒂安与托马斯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两个人对待生活、对待市民身份不同的价值规范体系，前者敏感、关注自我、有艺术家倾向，而后者强调责任、压制自我、追求世俗功名。克里斯蒂安与医学专业人士及机构之间的矛盾，更暴露出医学作为技术有着非人性与易操控性的一面。

小说还通过布家前后两位家庭医生展现了19世纪体液说医学向现代生物医学过渡的大背景。格拉包夫医生被刻画为和善，却没什么才能，只能算家庭良友的形象。“格拉包夫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能做的是什么呢？他只不过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症，说一个拉丁名词”(391)。而被称赞为“有真实本领的高明医生”(607)朗哈尔斯却熟谙时髦的神经理论，能用红细胞不足等最新的生理学话语解释汉诺的体质虚弱，还能运用身体检查与测量及抽血化验等新医学手段(522)，并开得出鱼肝油和砒丸等时新药物。这两位在老参议夫人肺炎发作时一同站在托马斯面前接受询问，老者含糊不清，新人踌躇满志的场景充满着象征意味(460)。同样的交锋也不经意间出现在冬妮和大学生莫尔顿之间。冬妮按照当时大众的解释模式将自己的头昏脑热归因为“一定是血太多了”(108)，这显然是体液说医学的逻辑，而代表进步思想与中产阶级的莫尔顿则纠正她说这可能是红细胞少的毛病，她说不定是贫血。

代表传统体液说医学的格拉包夫医生与代表现代生理医学的朗哈尔斯医生间职位的继承与交接也象征着诊疗中的知识传承性。虽然后者看似是对前者的超越与取代，但体液说的那套符号体系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养身法却并未在朗哈尔斯医生这被完全抛弃。他的医疗技术虽然更先进，却也还是会不假思索地建议托马斯去海滨疗养，以及相信海水浴和新鲜空气迟早会对汉诺增强体质有效(522)。19世纪末疗养热的背后其实遗留着养身法的传统以及体液说对人体与天体(环境)互动关系的解释模式。

但总体上，小说对职业医生及其诊疗技术是讽刺的态度，或者说看到了它们的局限。体液说医学的代表格拉包夫医生在文中不仅没有治好任何一个人的病，还前后四次用鸽子肉和法国面包(29；60；306；391)的方子作为完全不同症状的治疗手段，暴露了体液说医学的工具维度即养身法最后沦落为安慰性质的食疗，而这正是这个名词(即Diätetik)的现代语义。至于所谓更进步的朗哈尔斯医生，文中也刻画了他的疑惑与反思。

疾病与死亡作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事物，始终有技术进步无法解释和判断的地方。也就是说，疾病本身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质，而只是更本质性事物的表象。小说也以这样的方式表明，汉诺最后的死不单纯是生理层面和医学意义上的结果，决定汉诺生死更关键的还是个体求生意志的单薄以及对解脱的向往。诊疗作为技术虽然在知识上有反思的可能，但是对于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目的的把握却不是其本身可以胜任的，其中必然需要对人的理解。小说事实上与世纪之交的人文学科一起反思了当时日渐强势的自然科学生命解释，并试图以另一种路径为生命赋予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解释其内在的结构和运行法则。

此外，新的医学话语里某些流行的符号也被滥用了。神经成了19世纪末解释各种身心障碍的万能概念，从医生到普通人。正如朗哈尔斯医生总结的：“一切都是神经的毛病。”(541)约翰自称年轻时有神经质的病象，托马斯被朗哈尔斯诊断为神经衰弱，医生说克里斯蒂安左边身子神经短了一截，说冬妮得的是神经性胃病，汉诺也被冬妮有样学样地诊断为神经不安，盖尔达也时常自称神经烦躁，袒护儿子汉诺时也要说他神经不好。这种泛滥讽刺性地表现了诊疗的符号系统也有不可靠的一面，尤其是因其过强的感知效应而被人们误用和滥用，正如我们今天对基因、综合征、强迫症等概念的大量使用。

3 诊疗的文学化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将专业层面的诊疗技术文学化的过程中，着重演示了其内部认识论维度上的知识更新与传承，因为它符合作品借家族代际更迭展现社会史及文化史进程的意图，也呼应了布家四代人体质与精神上遗传演变的过程。同时，对工具维度局限性及符号维度模糊性的揭露也与作品所处的时代语境有关。小说所表现的19世纪下半叶实际上也是西方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医学转变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脱离了浪漫主义时期混乱的自然哲学想象”(Virchow, 2002:10)。伴随着生理学等各学科的飞速发展，现代生物医学意气风发，细胞病理学奠基人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93年正式宣告医学“从哲学时代向自然科学时代的过渡”(Labisch, 1992:29)。他声称，对疾病和健康的解释从此成了自然科学的事，凡科学家们能解释的都不再需要其他学科参与言说。小说对专业化的医疗技术的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生命解释权的争夺，与当时兴起的新生机论以及生命哲学等思潮一道，反思了科学主义医学话语的扩张。

还有一点是诊疗作为文化技术在文学化过程中尤为引人注意的。与其说小说在具体的情节与场景里表现了各个行动者和各种类型的诊疗技术，倒不如说小说自身就是在以符号的形式进行诊疗。小说既是文学虚构世界里各种疾病的创造者，也是其阐释者和治疗者。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参考也可以违背医学事实与逻辑，从而超越生理学和心理学范围，进入到伦理、哲学、审美的层面。正如托马斯·曼自己说的，疾病总是因其“精神、诗学和象征功能而进入文学”(Mann, 1960:583)。

一定程度上，小说参考了现实世界里的各种医学知识及不同领域对疾病的论述。早已有研究者看出，《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四代人的没落过程与19世纪中期遗传学说里流行的莫雷尔退化法则高度吻合(Max, 2008:61)。作品中遗传、退化与神经质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正是当时知名精神病学家莫比乌斯(Paul Julius Möbius)的主要观点(Dierks, 2002:135)。无用且病态的克里斯蒂安及汉诺的艺术天赋则明显指向了当时的犯罪心理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及医生兼作家诺尔道(Max Nordau)等人关于天才与疾病、艺术与疾病的关联理论(Rütten, 2002:154)。小说似乎诊断出布家四代人日益体弱和短命的根源在于退化，“退化才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论及的本质性疾病”(Koopmann, 2002:123)。

但另一方面，小说还利用了疾病在文化中的符号性或曰隐喻潜能，让人以文学的方式理解一个角色会得这种病或那种病形而上的缘由。冬妮的胃病与她对家族荣誉的重视或贪婪以及她的无力承担或许不无关系；克拉拉的脑结核明显更契合她脱离尘世、虔心宗教的精神化气质；克里斯蒂安的左半身神经短一截不正好象征了他对市民规范与平衡的违背么；托马斯在拔牙后的剧痛中摔死在大街上，则彻底揭露了他之前功利伦理观下生活的虚伪与脆弱；汉诺在伤寒侵袭下放弃生活、选择解脱的心理活动更是表达出他的死因不在身体而在意志上。于是，文学里这种超验的诊断技术便获得了更广阔的管辖范围，它本质上是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进行诊断，揭露其中的偏差与失败。当然，集体或社会的失调与危机也常常成为文学诊断的对象。

作为对现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模拟，文学中作为文化技术的诊疗同样具有符号维度、工具维度、感知维度与认识论维度，文学中各种医学概念、治疗手段、解释模式、思想传统等可以与真实的诊疗完全契合。但是，文学也常会以虚构的方式扩展这些维度，例如创造出与现实有不同关联程度的文学化疾病概念，从传统的相思病到未来文学中的末日病毒。而工具维度里的虚构成分体现在，文学也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克服危机的方案，有时是对个体的启蒙，有时是对社会的建议，有时又是以审美的方式进行超越，这些构想所具有的医疗效果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在认识论上，如果说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讨论与传播可被视为一个公众场合，那么一个文学文本就能通过在公众场合的谈论来延续一部分古老的文化知识。同时，它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论证、引申甚至批判某些文化知识(Titzmann, 1993:268)。

加入虚构成分的文学化诊疗也受到了某些遵从科学主义传统的人文学者的批判，例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文学制造了太多的疾病与医学隐喻，这些对现实世界中的病人来说是干扰与负担。她认为人们应该“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桑塔格，2003:17)。但事实上，疾病在人的言说中被隐喻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们也就难以戒除这种文学化的诊疗技术。不过，在由患病的作家创作的自传性质作品中，真实的自我诊断与其文学化了的诊断是交融在一起的。某种意义上，这或许可被看作是书写与诊疗这两种文化技术的天然结合。《布登勃洛克一家》具有作家的生平印记是不争的事实。生于市民家庭，却又走向艺术家身份的汉诺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本人的影子。托马斯·曼年轻时曾对自己的健康颇为焦虑(Rütten, 2002:143f)，他在当时的医学与文化语境里，将自身身体上的一些症状(神经衰弱、肠胃疾病、牙痛等)及心理和行为上的某些异常(抑郁及同性恋情等)自行诊断为退化和颓废。因此，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他也或多或少地是在演示与分析自身的疾病与危机。写作成了他反思自我和预演死亡的技术，也成了平复焦虑心情的治疗手段；而在虚构世界里探究病因，思索超越与解脱之道，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技术支持。

4 结语

诊疗行为本质上是人对疾病的感知、分析与解释，以及对待和处理身心障碍的方式与方法。疾病的普遍性决定了诊疗行为在人类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诊疗的文化意义在于参与构建文化所需的规范体系。因此，诊疗也可被视作是一种文化技术，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化体系里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对疾病与医学的描写里也常常包含对诊疗这一文化技术的演示。各行为者在诊疗上爆发的冲突常常成为文学里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外界之间矛盾的表现，对某些诊疗行为的讽刺和反思也能透露出作品对某些时代话语的批判。并且，文学会行使虚构特权在作品中重塑出一套独特而立体的文学化诊疗体系，从而对人物及社会的障碍或危机做出多层面的阐释，有时还会指出伦理、政治或审美上的解决途径。分析表明，《布登勃洛克一家》里暗含着一套文学化的诊疗体系，它借助同时代各种疾病话语以及历史中的某些医学观念，对市民阶级没落以及个体的存在危机进行诊断。小说将汉诺充满病痛与压抑的生活诗意化了，而诗意和艺术或许就是小说为布家人提供的超越和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