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艳芝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2）

古蜀时期，人们在狭小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劳动和生活，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地奔波行走，足迹所到之处就形成了道路。古蜀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开辟了栈道，加强了同关中以及其他地区的联系。他们从成都出发，不辞辛劳，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经过商贩的接力传递，在原始的南方丛林中，走出了一条对外开放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尽管四川地处内陆，古蜀先民们的水上交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造船技术先进，并且还发明了索桥，这种造桥原理至今沿用。

一、开辟“空中走廊”

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交通闭塞。四川盆地被众多的高山峡谷环抱，关中与汉中、四川盆地之间，横隔着巍峨的秦岭和巴山两大山脉，山势高峻陡峭，地形复杂。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古人，尤其是铁器工具出现以前的人看来，这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

关中，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经济文化发达，对其他地区的人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作为国都，关中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生产生活资料供不应求，而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因此两地的沟通和交换势在必行。蜀地的人们要穿越米仓山、大巴山，再穿越秦岭，才能到达关中地区[1]。

秦时，西部的青海、新疆、西藏还尚未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秦岭就是华夏诸国中的最高山峰。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开辟道路，无疑困难重重。唐代诗人李白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蜀道的险峻和出入四川的艰难，在李白的诗里，连白鹤都飞不过秦岭，蜀道的崎岖难行就可想而知。那么古蜀时期的人们，怎样穿越高山险谷到达关中地区呢？

古蜀先民，曾经为了生存，沿着温润平缓、植被茂密的河谷，辗转迁徙，经过长期探索，他们发现隔绝中原与大西南的秦岭中有河谷走道，为减少翻山越岭之苦，先民们利用河谷的峭岩，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先秦蜀民披荆斩棘，开山劈崖，架木为桥，在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中开凿了一条沟通川内外的大通道——栈道。在栈道靠河流的那边及拐弯处，有的还装有栏杆，以防人马坠入河中。栈道险要无比，远看就像一条空中走廊[2]。

古栈道十分险要，在悬崖峭壁的栈道上通行艰难，有的地方很窄，只能容纳一人通过，想象一下，古蜀人背着背篓，攀栏前进，脚底下万丈深渊。实际上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巴蜀的军队参加武王伐纣，就已经开辟了可通兵马的道路，这是关于蜀道的最早记录。道路的修成并非一蹴而就，一代又一代蜀人的努力修整，才终于使得道路越来越畅通。春秋战国时期，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蜀道的开通加强了两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和货物往来，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先秦蜀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凿山而行、架桥为路，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交通奇迹，它比西方的罗马大道还早，可与大运河、长城相媲美。古蜀人沿河谷选修道路，近捷便利，这种方法至今仍被采用，今天许多铁路、公路都沿着河谷修筑，被称为“沿溪线”，我们不得不叹服古蜀人的智慧。

二、对外开放的南方丝绸之路

三星堆时期，青铜铸造、各类手工加工以及丝绸和蜀布的纺织加工，都已十分昌盛，这也为古代蜀人进行远程贸易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蜀国早就与周边地区如秦国、楚国、滇和夜郎古国有着贸易联系，其中有官方贸易，也有民间通商[3]。商周时期，蜀国青铜器的大部分铜料，就有可能从富产铜的楚国贸易得来；青铜器所含的铅，就是来自云南。经过蜀国商人的贩运，夜郎国的人也能吃到蜀国的特产枸酱，蜀的丹砂和空青作为驰名商品，被蜀国商人运往中原和东方各地，这些名贵商品受到当地达官贵人们的喜爱。

早在商朝中晚期，古蜀先民就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向西南出发，由东、西两道汇聚于大理，在楚雄汇为一道，继续向西，由腾冲、瑞丽、畹町出境入缅甸，经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孟加拉国等国的道路，这条路线被称为“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之路。古人仅凭着驴或者骡等交通工具，甚至步行，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外奔走，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

奔走在这条路上的蜀商，都是精明能干的跨国商人，是国际交流的使者。在他们的马队背上，装载了大量蜀地产的驰名商品，这些商品，不仅畅销国内，也深受国外人们的喜爱，不仅有美丽的丝织品，还有漆器、茶叶、瓷器、竹器、盐巴、丹砂、生丝、铜铁器、金银制品等，然后又换回了象牙、翠玉、红蓝宝石、犀角、珠玑等具有西域风情的特产。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东周时期，蜀国的王公贵族流行佩戴的一种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这种宝石产于印度和西亚，显然是商人们从异国贩运而来[4]。

商周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有相当发展。丝绸是蜀商们经营的一项重要商品，畅销国内外。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中国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4-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是欧洲上层贵族们十分喜爱的高档时尚的服装面料。

先秦时期的跨国商人们进行的长途贩运活动，把中国的特色产品输出到异国他乡，把异域风情的商品引入国内，极大地丰富了古道沿线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经商丰厚的利润，也提升了古蜀商人的生活水平。

3000年前，古蜀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成都出发，不辞辛劳，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经过商贩的接力传递，在原始的南方丛林中走出了一条对外开放之路，显示了古蜀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勇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先秦和秦汉时期蜀地的富裕，也同古蜀人的对外开放息息相关。

三、先进的造船技术

先秦时期的四川盆地，江河湖泊众多，远古先民很早就开始想办法跨越江河，到达不同的地方。人们最初的渡河工具可能是葫芦，把它系在身上增加浮力以渡水。后来人们开始造船，独木舟可能是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

蜀国人很早就习惯水性，善于驾驶船只，战国时蜀人和巴人一样，死后多用船棺，也反映出他们便利的水上交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利用生存环境中的水道和内陆湖泊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用船作短途运输，运送货物。

春秋战国时期，造船水平有很大进步。南方的楚国、吴国、越国等国已将各种船只组成水军用于战争。战国时期，蜀国的人们已经可以制造楼船，通过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的纹饰，可以看到当时楼船的样式，当时的楼船分为上下两层，船体比较窄。下层船舱内有三四个佩戴短剑的士兵。这些人身体前弓，奋力划桨。战船的上层站有四五名士兵，他们有人在击鼓助阵，有人拿起箭准备射击，还有武士拿着剑正在和敌人搏斗。这个战舰只能容纳7-9人，是一种小型的楼船。

古代蜀人的造船水平技术较高，和当时以造船著称的越国不相上下。战国时期，除了楼船之外，古蜀先民还制造了舫船，这是一种大型船只，是两艘船并排绑在一起，这样既能保持船的平稳，又能增加载重，可谓一举两得。蜀地造船工业的规模很大，公元前308年，秦国将领司马错讨伐楚国的时候，就在蜀国制造了上万艘大船[5]。

先秦时期，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大部分可以通航。当时岷江至长江的航路，横贯四川盆地，是从四川西北高原出发，经过四川，最后到达楚国、吴国、越国的水上航线，是东西交通大动脉。沱江、嘉陵江都能通航，是联系蜀地南北的交通动脉。《战国策·燕策》记载，蜀国的军队，从汶山出发乘船顺江而下，五天就能到达郢地。《楚策一》记载，秦国西边的蜀国，距离楚国三千多里，大船上装满了小米，舫船上还有很多士兵，一个舫能够装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到了水里就浮起来了……虽然负重前行，但是速度很快，不到十天就能到达扞关。十天，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时间也许太长了，我们的邮轮可能用不到两天就能到达，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蜀国的船只已经非常快了[6]。

古蜀时期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木料来制造船只，又充分利用四川的江河湖泊，把原本是交通障碍的大江大河变成了水上航行通道，把东西南北地区都串联起来，加强蜀国同外地间的物资交流，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四、惊险刺激的水上索桥

四川西部山区多高山峡谷，松潘茂州地区，江水湍急，波涛汹涌，人们根本无法乘船渡过。古代生产力低下，古蜀人手中只有简单原始的工具，建桥相当的困难。这些江河阻隔了他们的道路，怎样才能到达彼岸呢？面对滚滚江流，当地的人们没有退却，想出了一个绝招，发明了索桥，由于四川古代造索桥是用竹索，所以也称为笮桥。笮桥最初可能是由蜀地的少数民族发明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们用索桥来渡水。

索桥可分溜筒和绳桥两种，溜筒更原始，是四川地区的羌族、藏族、彝族少数民族经常采用的一种交通设施[7]。溜筒的使用方法是：人们用竹篾或者藤皮编织成大缆索，分别系在两岸的石柱上，此岸的缆索系在高处，对岸的缆索放在低处，过河时，人们用绳索把自身绑在溜筒上，人是悬在半空中的，利用从高处往低处滑的惯性，并借助手攀脚蹬的助力，溜到对岸。人们不但可以空手渡过，还可以运送牲畜和物资。溜筒下面就是滔滔江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命丧江中，场面相当惊险。过桥如此艰难，那么修桥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气，付出更艰巨的劳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勇气和智慧。

两千多年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溜筒的基础上建造了绳索桥，以方便人们通行。绳索桥就是用几条大型绳索跨河排列，两端固定在木桩上，上面拴着竹笆加固，桥的两侧稍高点的地方用巨索为栏杆，过桥的人可以手扶着。笮桥的原理，至今仍广泛使用在现代桥梁建设和建筑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