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

一

在中国，但凡是个文人，或识得几个字，恐怕没有不知道柳永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词史上婉约派的标志性词家。

可以说，每个男人的梦中都盘桓着一个抛却俗世浮尘、醉酣石榴裙下的“柳永”，每个女人的寝榻都希望有一个风情万种、怜香惜玉的“柳永”。

一读书便成“冬烘先生”的男人，女人不喜欢，因为无趣；一入仕便满脑壳揣摩“圣意”的男人，女人也不喜欢，大概也非男人本性。

很想在当代的文人或明星级别的艺人中，找一位与柳永差可比拟人物，拈须苦思多日，终不得其果。才情一流，颜值一流，还得有一流的“撩妹”功夫，这样的人，真的打灯笼满世界去找，也难找出第二个。即便如《红楼梦》中的宝二爷，虽有一副好皮囊，也只是成天在裙衩间钻来钻去，一读书便两眼发直的纨绔子弟，更别说才情横溢了。

愚夫虽然早就没了那份“风流”性情，面对一堆史料，居然也被柳永、柳三变、柳七爷迷住了，有了写几笔的冲动。怎奈写他的人实在太多了，网上一搜便有一堆写他的书，且一写他，原本文笔枯涩的，也忽地流光溢彩了。但将多种版本找来一翻，便发现疑云重重，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真假混杂的所谓“趣闻轶事”太多，一个真实的柳永仍在云山雾海中。

如此说，莫非我打算著文还原一个真实的柳永？非也。我可不想吃这份苦，花太多的精力钩沉考校，为柳永驱除迷雾；此“勾当”，还是留给对柳永有兴趣的老学究或专吃“柳永饭”的研究机构去完成吧。我只想写写我眼中的柳永。

有一个影响柳永命运的谜团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如题所示：柳永为何写颂词却走“霉运”？写颂词走红运，才是一个预想中的因果关系，偏偏这个“因”和“果”超出了正常的推断，成了柳永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拐点。本文试图将这个“？”拉直。至于最终拉直了没有？不知道。或许仍是一团雾，那就让它随风飘散。反正历史的山道上，塞满了这样的迷雾，有时化作雨水淋湿行人衣背，有时蒸腾为云在阳光下折射迷离之光……

面对它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二

柳永仕途本就不顺。历经科考五次落榜，才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四十八岁时，考中进士第三甲，授睦州团练推官，命运有了转机。

需要提请留意的是，柳永中进士是仁宗亲政后的第一次开科，而柳永因写颂词触“霉头”，也是因为仁宗。

柳永在“脱褐”步入仕途前，名气就已经很大。但这个“名气” 对柳永入仕是起正向推动作用，还是反向掣肘作用，真不好说。他的名气显然不似王安石那样因一份万言书而震动朝野，而是因为“少有俊才，尤精乐章”（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全宋笔记》第二编之四，第90页，大象出版社，2017年1月版）。不仅如此，柳永词名可谓唱响在京城内外的歌坊青楼，乃至一个籍籍无名的美妓，只要柳永为她写一首词，在词中植入她的芳名，她即会随着歌词传唱而迅疾走红，原本门庭冷落的歌坊，也会变得门庭若市。通常，求得柳永词的歌妓也会奉上不菲的润格。当然，有时在一宿“鸳鸯绣被翻红浪”之后，柳永也会丢下那包银子珠宝，潇洒地一挥手，迎着“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而去……

也有歌妓因柳永一首词而成为他终身红颜知己的。如一位名叫虫虫的歌妓，成了柳永的妾。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难，这位有情有义的虫虫，一直伴随他至老迈归天。

在吾辈看来，柳永的这种“名气”，在正统文人和高居庙堂的官员眼中乃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的，甚至会招来“诟病”；而柳永的词才，到了写科举策论时，也就成了短板。科举文需要的是引经据典、阐述“政见”，而“梨花一枝春带雨”这类词人的艺术感觉，显然派不上用场。因此，柳七爷的五次落榜，也不能说考官有意跟他过不去。古代士人只有入仕一条道。将柳永逼入所谓的“正道”，经受身心双重煎熬，是历史局限造成的。如在当今，柳永可以成为受人仰慕的著名专业词家，没准儿还能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之类。这么说也并非胡思乱想——2016年的诺奖就颁给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引起世界哗然。迪氏主要靠歌喉出道，而柳永真正是文学天才。论文学才华，柳七爷肯定要甩迪氏N条街，获诺奖也定然不会有争议。因此，柳永靠歌词创作就可以过他的风流倜傥日子，不必奔什么官道的。

史实证明，柳永压根儿也非“官场中人”。

一只本可自由飞翔的鸟儿，偏要扑棱翅膀为自己找一只笼子。

三

绕了一圈儿，该回到让柳永走“霉运”的那首颂词了。

柳永先任睦州团练推官，再移任余杭令，在宝元元年他五十二岁时，受到仁宗赏识，超擢为著作郎，授西京陵台令，也仅仅是一个从六品的官阶，专管皇家陵墓安全及祭祀之类小事务。这差事听起来不怎么响亮。成天与那些阴气沉沉的亡灵为伴，偶尔搞点祭祀活动，与柳永性情太不相符了。不过，好歹这也是京官，而且品级比原先高了几个级别。任期满后，改官太常博士，在太常寺任职，仍然是做些与祭祀有关的小事。

就在五十六岁这一年（1042），柳永激情满怀地写了一首著名的颂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进呈圣上：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以及如何得罪了仁宗皇帝，宋人笔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现，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全宋笔记》第二编之四，第90-91页）

这段记载的前数句，是说“入内都史官员史某”，同情柳永有才却久沉下僚，趁老人星出现（皇家视为吉兆），邀柳永应制写颂词，试图借此讨得仁宗欢悦，也许柳永的命运就彻底翻转。仁宗在政务之余，是喜欢听听小曲的，而且也听过很多柳永的曲子。有此契机，柳永尽心尽力，挥洒才情，一曲“甚自得意”的《醉蓬莱》稿成。谁料想，史某有意帮忙做好事，反成“帮倒忙”——柳永的“甚自得意”，却惹得仁宗勃然大怒，将其稿甩掷于地，吓得内史小官伏地捣蒜般磕头，额头都要磕出血来。“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 这个“渐”字犯了什么忌？“笔记”作者未说。当代柳学专家简雪庵先生的解读是“皇帝病笃曰‘大渐’”（简雪庵《柳永传》第340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版）。这还得了？这个“渐”字让皇上联想到身体的严重疾患，难怪要产生微妙的“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真宗的挽词中有“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句，这个柳七爷也忒大意了，能怪圣上面色“惨然”么？写活人连接到亡人，挨到谁也会“惨然”的。再看下文：“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有了前面的“不悦”“惨然”，又再来一个“翻”字，直冲皇家大忌，无怪乎仁宗的心情坏到极点了。

常言道：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而柳永这一“拍”，岂止是“拍到马腿上”？“拍到马腿”只是“拍”的位置不对，未拍到那个兴奋点上；而在仁宗感觉中，柳永这是用榔头敲打甚或是用剑戳啊！柳永的官运不复有翻转之日，也就可以理解了。

简雪庵先生对柳永写颂词触犯仁宗，还有另一种解析。他认为，“柳永入京后写的歌功颂德之词多不胜举……却没有想到仁宗会不会听得腻味了，也没有想到物极必反”（简雪庵《柳永传》第210页）。

简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入仕前，柳永写了大量颂扬歌妓的词。颂扬歌妓，写得再多，她们也不会腻。因为她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大多数人视作玩物，得不到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尊重。有这么一位词坛才子，曲尽她们的丽质娇美，只会让她们身价提升，所以她们自然是开心感激。入仕后，柳永调转笔墨，大量创作颂扬皇上的词曲，完全没有意识到颂扬的对象与过去相比有云泥之别，一不小心就会“颂”出麻烦来，甚至“颂”掉脑袋。“颂”得太多，就成刻意阿谀奉承，容易被上司怀疑居心不良。皇上的耳畔本就颂音缭绕，如何把握时机、拿捏分寸、恰到妙处，这是一门比音律、词章更为复杂高超的艺术。而柳永欠缺的，恰恰是音律、词章外的庙堂心机、狡诈、手腕、权谋。

有词评家称：“仁宗谓不云‘波澄’，无论‘澄’字，前已用过。而‘太’为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能协，故仍用羽音之‘翻’字。两羽相属，盖宫下于徵，羽承于商，而徵下于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 字而入，则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无复节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焦循《雕菰楼词话》，《柳永词集》第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这又是一个书呆子。论音调，柳永自然是专家，用不着他在此卖弄一番。症结在于，这不是音调协和不协和，而是一个涉及皇上龙体之安康、生死，和大宋江山稳定的问题。政治错了，音调自然是无所谓对错。

四

应该说，柳永主观上绝无要冒犯皇上的意图，也绝对不会想到某些词句会惹“翻”皇上。他失误的深层次因素在于，对当朝官家的经历、心理、个性、处事风格，缺少足够的揣摩和研究。为皇上写颂词，岂可不深自考量便率尔操觚？

仁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先举一例。

景祐二年（1035），仁宗询问参知政事盛度：“王曾、吕夷简都力求退，何也？”时王、吕皆任相。盛度对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仁宗分别询问王曾、吕夷简，王曾推荐了蔡齐，吕夷简推荐了宋绶。仁宗索性就将这四人统统罢免了，而独留盛度。你看，就连宰相级别的官员，也琢磨不透仁宗心思。尤其在官员的调整、任用事宜上，仁宗表现得尤为敏感多疑。这个盛度，就比王、吕精明多了。（《宋史》卷二百九十二，简雪庵《柳永传》第212页）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三年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也是以“仁”著称、颇获史家好评的皇帝。元祐七年（1092），大臣范祖禹在《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中说：“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陈胜利《弱宋》第1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仅就“纳谏”这一点，仁宗算得上是很有雅量的皇帝了。包拯任监察御史和谏官，在面陈谏议时，常常因挨得太近，唾沫星子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用衣袖擦去口水，还会继续听他的高论。

但仁宗因童年的特殊经历，对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又表现得特别的警醒，乃至过度猜疑、敏感、揣度，在用人问题上一贯不按常理出牌，让他的贴身大臣也会发懵。仁宗直到亲政时才获悉，他的生母不是刘太后，而是刘太后身边侍女李氏，而李氏已先刘太后死去。原因在真宗专宠妃子刘娥，要纳她为皇后，但刘娥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孩子，就上演了借侍女李氏肚子生儿（仁宗）的鬼把戏，谎称己出，成功坐上皇后宝座；又垂帘听政十多年，过足了女皇瘾。这谎言居然被隐瞒了二十多年，就连仁宗生母李氏在刘太后身前死去，也成历史疑案。十有八九，刘太后动了手脚。李氏生病，刘太后派亲信“张怀德押医官”入侍医治，李氏“遽薨，年四十六”（陈振《宋史》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仁宗从未见到过生母，可以想象，听闻此事会让身心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

面对这位既有“雅量”，又敏感多疑的皇帝，柳永采取一味颂扬的单向思维方式，摔跟头岂不是迟早的事？至于在颂词中“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更属低级错误了。仁宗在怒掷柳词后说：“有欲为之地耳！”怀疑柳永进呈颂词动机不纯，有个人小九九。还真被他疑中了。在此案上，显然不该为柳永“鸣冤”，而仁宗对柳永“自此不复进用”的处罚并不为过。

如果某人因为精通音律、词曲，因为堆砌佳词丽句一味“歌功颂德”，还能混个“尚书”“知制诰”之类，绝非用贤任能的正道之举，仁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也要大打折扣了！

五

就在因《醉蓬莱》触犯仁宗那年岁末，柳永五十六岁时，被移任苏州通判，离开京都，家眷则仍暂留京城。在后来的岁月中，柳永如同一枚被任意摆弄的“棋子”，几乎不停息地在旅途中颠簸，先后在苏州、成都、潭州、华州、杭州任地方小官。常常是到一地数月，席不暇暖，又颠踬于漫长的新的旅途，恐怕屁股都要颠出老茧，一身老骨头也要被颠得散架了。

从这一时期柳永词中频繁出现的字句，可一窥其心境：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梦宫腰。（《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少年游》）

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曲玉管》）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慢》）

游宦成羁旅。……刚断肠、若得离情苦。（《安公子》）

……

真个是满目“败红衰翠”“雨恨云愁”啊！

幸好在舟车劳顿中，有苦中还能逗乐的虫虫伴随，让他在身心疲惫不堪时，还能获得精神和心灵的几许慰藉。

到了六十四岁，在杭州任上时，柳永一次饭后偶然想起前辈诗人孙冕致仕前写的一首诗，对人生有了顿悟，终于想提前了断这个折腾了他半辈子的“仕途”，不再在官场的“名缰利锁”里虚度时光。孙冕诗写道：“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见陈。寄语苏州孙太守，也须抖擞老精神。”（简雪庵《柳永传》第300页）吟罢孙冕诗，柳永随即写《求致仕表》；半年不见动静，又呈《再求致仕表》；隔一年，第三次上《求致仕表》……三次上表求致仕，均不见下文。至和二年（1055）四月，太守孙沔兴冲冲地告知：“圣上明鉴，诏耆卿兄回京。”柳永不信，孙沔又加重语气：“邸报已到府，哪能有误？只是尚不知任何差遣？”（同上，第306页）此时的柳永，五脏内翻滚着的不知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夜半醒来，免不了要老泪纵横吧！

柳永六十九岁回京，未被差遣新的职位，第二年便“致仕”了。如果揣测一下，也许仁宗见柳郎中三次上表求退，心生恻隐之心，只是将他调回汴京安家罢了。没有直接批复他的《求致仕表》，也算是给他一个面子，可见于此细微处，仁宗心机之深。

嘉祐五年（1060）五月，一代词人柳永在京城遭逢大疫时，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特别嘱咐，不要向亲友和当朝宰相发讣告。

有些野史笔记称柳永穷困潦倒死于僧庙，由歌妓凑钱安葬，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情况是，柳永由家人先寄葬于京郊，出殡时，送葬的行列中自动加入了数不清的着缟衣素服的歌妓。她们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相信她们的泪水中都浸透了真诚。大概王公贵胄也未必能享受到这份真诚吧！比之才华，柳永最为可爱处是他真心喜欢、尊重女性——当然是俏丽佳人——不问身世地位，而见其“蕙质兰心”。

他的至爱虫虫居然也于同一天随他而去。柳永一生有虫虫，不枉人世走一遭啊！

约二十余年后，柳永子将其父迁葬于镇江。

长江无语东逝水，流淌着一代才人不朽的词魂。

柳永在走“霉运”时，又凸显其词人本色。新词佳曲如山泉喷涌，笔墨尤见洒脱、跳荡，气骨更显雄逸、硬朗。歌峰峦叠嶂，叹沧海桑田，颂美姬佳人，抒羁旅愁肠，咏患难挚情……才随墨舞，情缘笔跃，任性飞扬，不复有少年之轻薄俗艳、入仕初颂圣媚态。连东坡先生也有点不自信地问玉堂幕士：“我词何如柳七？”东坡对柳词还有一段高评：“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柳永词集》第93页）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有此，柳永足矣！

后人有谁会介意柳郎中算几品官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