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爽

唐王朝在封禅名岳的重大活动之际，大都会开设制举选拔贤良。封禅一般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仪式。封，是在泰山顶部筑坛，增加山的高度来祭祀上天；禅，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上筑坛，增加大地的厚重来祭祀大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1]可见，封禅并非任何一个帝王都可为之，不仅为有道之君，还须具备受命、符瑞、功至、德洽等条件。《群书考索》卷二四《礼乐·封禅类》中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位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2]可见，封禅标志着君主开太平盛世，要向上天报告个人的功德。名岳多为泰山，位居东方，万物所始，有“政治山”“神岳”之称。嵩山是仅次于泰山的又一封禅圣地。唐王朝的封禅名岳在初盛唐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有封禅名岳的记载，并设制举选拔贤才。一些关于封禅名岳的制举诏书、策问、对策流传下来，从中可见初盛唐时期制举选贤的基本特征。

一、唐太宗将制举选贤纳入封禅名岳大典之中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首开封禅泰山之端，汉武帝时，封禅形成一种制度，将泰山封禅仪式最终定型为儒家化的国家最高祭天大典。贞观中期，唐太宗励精图治，使唐王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局面。在贞观五年(631)即有大臣奏请封禅，然被太宗拒绝；贞观六年(632)又有大臣奏请，被魏征劝谏而止；直到贞观十五年(641)三月，肃州(今甘肃境内)的山川多生灵芝神草，这样的神异现象是大吉之兆，当地官僚、老百姓及朝堂大臣纷纷请求太宗封禅。四月，太宗下诏将于贞观十六年(642)二月东封泰山，然而，在六月，当皇帝封禅车驾到达洛阳宫时，出现彗星，为不祥之兆，太宗诏许暂停封禅。但借封禅泰山之时，太宗欲以制举选拔贤良，因封禅取消，制举随之取消。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云：“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庶独往之夫，不遗于版筑；藏器之士，方升于廊庙。务得奇伟，称朕意焉。”[3]虽然制举并未开科，但从中可见太宗选拔贤良，有四个标准：第一，具有辅弼之能的同时，为官廉洁、正直，并与学识并重；第二，具有孝悌节义的良好品德，能够感化社会，移风易俗；第三，精通儒家经术，具有教授学生的能力；第四，文章写作水平秀丽，不同寻常，具备著述的能力。上述四条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凡是符合其中之一条，都可以得到举荐，并且要求被荐举的人员于第二年在泰山。可见，太宗意欲在封禅的同时选拔贤良。

从颜师古为此次制举撰写的《策贤良问五道》来看，太宗询问贤良的问题主要有五道，如下。第一道，如何灵活变通地继承、变革先王治理国家的经验。第二道，以历史经验为依据，在执政理念上，辨析如何在施行“德教”的同时，杂用“霸道”。在人才的选拔、考核、任用上，以“八观”“七缪”之说分辨贤良人才的良方，从“西京课吏”“邺洛考功”来谈论如何考核官员的政绩，以及朝廷内外官员的数量如何分配。第三道，要求考生列举两汉魏晋以来既廉且直的人员姓名及事迹，强调官员须有廉洁、正直兼备的品行。第四道，要求考生博闻强记、著书立说的能力，并且熟知先秦以来的学术流派、著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等史实典故。第五道，立足食货在施政中的重要性，来叙述农业与工商的彼此影响与制约的关系，并强调“佐时经国，此亦一隅”。这五道策问涵盖了诏书中的四条选才标准，体现出太宗的人才观，即官员须有廉洁正直的德行、博通古今的学识和经世致用的辅政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太宗下诏将于第二年春封泰山禅，其中亦欲开设制举，诏令有云：“仍令天下诸州，明扬侧陋，其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总集泰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也。”[4]可就在同年的八月又被取消。以亲贤纳贤著称的唐太宗，封禅之际开设制举，且诏令制举人前往泰山集合，意欲在封禅之时同时选拔贤良，将制举选贤纳入封禅大事的一部分，对后任皇帝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武则天以制举强调女性皇权的合法化

唐高宗、武后时期的封禅名岳，也有制举选贤的记载。唐高宗即位后，公卿多次请求封禅，龙朔元年(661)十一月下诏准备于四年封禅泰山。后于麟德元年(664)七月，下《举行封禅所司集岳下诏》：“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实，有事於岱宗。……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送。”[5]唐高宗准备于麟德三年(666)举行封禅泰山大典，封禅典礼按照古时旧礼，并且要求天下各地怀才不遇的贤良，以岳牧举的方式进行荐举，为制举的特殊形式。

上元三年(676)二月，武则天劝说高宗封禅嵩山，高宗于闰三月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都督刺史各举荐一人。调露元年(679)七月，诏：“令洛州明扬仄陋，或孝弟纯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资，才堪将相；或学艺该博，业标儒首；或藻思宏赡，思擅文宗；或洞晓音律，识均牙旷；或深明历数，妙同京管者，咸令荐举。”[6]十月，诏以“突厥背诞”，其年冬至于嵩山封禅的祭祀大典权停。永淳二年(683)七月，唐高宗下诏，定于十月封禅嵩岳，命令礼官学士审定仪程，仍然令天下岳牧及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举荐有孝行、儒学文武之士。十一月，终因岁饥、边事警急、高宗疾病等而停止。

武则天于天册万岁年间(695)顺利封禅崇山。嵩山被称为“中岳”，被认为是仅次于泰山的又一封禅圣地。武则天在掌权期间，坚持选择封禅嵩山来向天下昭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缘由就在于：“嵩维中岳，洛阳下都，三台崛起，五衢相映，风雨交会，实惟天地之中。”[7]《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武则天以嵩山与洛水接近的缘故，将嵩山改名为神岳。嵩山与武则天所定的神都洛阳较近，既可避免大队人马远赴泰山造成的劳民伤财，又可防止因长时间远离国都，政权上出现不安全的因素。嵩山还是中国第一处佛教名山圣地，又与武则天的信奉佛教相合。此外，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周朝崇拜嵩岳天神，武则天以武周立朝，自然也会继承这一思想。由上就不难理解武则天一直劝说唐高宗封禅嵩山的动机。

武则天封禅嵩山的同时，亦开设制举选拔贤良，目前可见有崔沔的《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三道》。第一道主要围绕野无遗才、人尽其才的角度；第二道是选贤取士的办法；第三道则围绕“历代繁省之仪，前贤是非之说”，如尧、商朝、汉朝的听政的地方，以及蔡邕、袁准的治世言论，要求考生阐释解说。崔沔因这三道对策而取得高第，但是受到了其他落第者的质疑，于是武则天命令有司重试一道策问，内容主要说怀才不遇、如何分辨贤才以及贤才易遭受非议等，显然与崔沔之前受到他人的质疑有关。崔沔的对策比之前的三道对答得还要工整，因此天下第一，声名大振。

武则天封禅嵩山，在封禅史上的意义在于颠覆了传统观念，在封禅祭祀大典中，也颠覆了男性皇权和泰山作为封禅圣地的独特地位。武则天在制举试策中，一方面表现出皇帝亲贤的意识，被认为是招揽民心之举；另一方面对古代皇帝的听政场所及前代治世言论的关注，体现其对女性皇权合法化的期待。

三、唐玄宗以制举树立仁德明君的形象

唐玄宗将唐王朝推向繁盛，出现开元盛世的局面，居功甚伟，自然具备了封禅名岳的资格，向上天报告自己的功绩。他曾于开元十三年(725)进行了封禅泰山的祭祀大典，开元十四年(726)九月，为了纪念这次封禅盛典，唐玄宗亲自书写《纪泰山铭》，继承先王意志，感念上天的恩德，为天下苍生祈福。十月，玄宗下诏：“朕梦想贤才，咨谋列岳，遂因封祀，发诏搜扬。昨所临御道场，亲加策问，不称所荐，其数则多。乃闻膏粱之人，递相招致，邱园之俊，罕见褒外，岂朕劳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审更访择，具以名荐。”[8]可见，在封禅祭祀中，玄宗进行了制举考试，且“亲加策问”，但是不符合举荐要求的人不在少数，料想民间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的贤良；因此，玄宗下令都督刺史要严加审查，继续举荐。

玄宗曾于洛城南门楼，亲试岳牧举人。目前，可见有袁映的制策文《神岳举贤良方正策(原阙问)》。从文中的“臣今舆颁刍言，肃祗眷命，陪圣跸于神岳，奉金策于玉宸，赓歌泰清，咫尺旒扆”一句可见，袁映应当是陪伴玄宗一起祭祀泰山，在封禅的过程中进行的制举考试。

由于原策问阙，因此可从袁映的对策中辑出部分策问内容：“延想无为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将与图之”，“夫原疾而授药者，良医也；因时而救弊者，权政也。今塞垣犹守，府兵云耗，闲人轻去，冗食难归”，“膏粱无耻于侥幸，蓬荜未敦于退让。选举殷凑，官员不给。效职者或禄仕而养资，试言者多浮华而背实”，“岂风之不臧，何草之难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闻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给。诸侯贡士，赏罚存焉。改辙欲从，迷津尚伫”，“文质再复，忠敬何适于时；齐鲁一变，亲贤何近于道”，“择何典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寿？”[9]玄宗向往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希望能够与贤良一起实现国家的天下太平，表达出对贤良的重视。玄宗就一些现实问题征询贤良，如府兵闲散人员过多、损耗过大；选举人才的途径很多，但大多官员并无真才实学，人浮于事；教化民俗的途径，文质与忠敬礼仪的关系，齐鲁之变与亲贤之道的关系，以及实现民风淳朴、百姓安居富足、天下太平的良方。玄宗以仁德之君的标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封禅祭祀大典的庄严相契合。

对于袁映而言，陪伴皇帝封禅神岳，自然是无限荣光，令人钦羡不已，因而在对策中表现出“竭尽闻见”，来应对皇帝的征询。同时，对玄宗封禅之举，不乏恭维：“臣伏惟皇穹有成命，圣唐受之，崇高配天，广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于其中。有以观高祖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鸿烈，乐成于郊祀，而昭升上帝，礼备于脽上，而敷问后祗，于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协而万国谐，皇灵丕应，象物昭格，无疆惟休，能事毕矣。况阴阳燮理则贤相尽规，风俗敦厖则良牧宣政，百揆时序，庶物咸亨。诚己郁映华胥，迈续尧舜，岂夷吾所记七十二之凉德而望清光哉！而犹恭默思道，励精图政，帝阙峥嵘而下临，天问昭回而尽睹。”[10]袁映认为大唐是上天的旨意，玄宗英明神武，功绩不亚于唐高祖、唐太宗，因而封禅泰山是顺理成章的，天下之所以能够盛世繁荣，和平安乐，玄宗的功德可以超越尧舜，自然可以与古时封禅泰山的无怀氏、虑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和周成王等圣王明主一样，进行封禅祭祀大典。玄宗仍能励精图治，实乃仁德君主之典范。这一段内容亦可作为玄宗封禅资格的说明。

四、结语

初盛唐时期，凡准备封禅祭祀大典，都会开设制举。皇帝在庄重繁琐的封禅大典仪式面前乐此不疲，除了效仿前代明君，亦彰显盛世的皇权威严。招贤纳士是仁德明君的标志，封禅是仁德明君向天地宣告个人的功德，因而，封禅和制举在政治功用上的相通之处，使得彼此的联系成为必然。大凡举行封禅是国力强盛之时，需要多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贤良，伴随着封禅名岳的制举，选拔的科目多为贤良方正科，符合儒家的人才观，亦能代表初盛唐时期制举选贤的人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