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涵

从文本层面看，不难发现《繁花》与吴语小说、海派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的承继或关联。以说书人自居的金宇澄，感兴趣于“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①。于是，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口头文学／书面文学、古今／中西、地域／现代等多重向度言说，皆有阐释空间。有意思的是，正如《繁花》叙事本身的繁芜，在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下，似乎很难抓取《繁花》富于意义的价值轴心，也正如它在2012年绽放的“惊艳”，文本的真意却更易游走于能指的灰色空间。“自‘五四’开启的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以‘提纯’传统芜杂的‘文章’概念为起点，以倡导接近西方近代意义的‘纯粹’的‘文学’为指向的。②”《繁花》却似乎通畅地逆行着，在没有坐标的道路上建构自我的意义。

一、语感的地域：新异的文学叙述空间

地域文化与文学等词汇或概念早已并不陌生，区别于历时性的“现代”，共时性的“地域”更能带给人具体的空间感。地域抒写当然并不特别，鲁迅笔下有鲁镇、沈从文笔下有湘西、赵树理笔下有山西、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有上海，无一不具备鲜明的地域指向。但当“镇”暗含着知识分子身处城乡之间的歧路彷徨，湘西包孕着对抗中心文化的深层叙事，山药蛋的地域与民间被革命叙事话语重塑，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充满现代叙事的华丽与想象，《繁花》的出现，则必然以沪语、普通话杂糅的语言语感、原生且并不意在言他的上海地域抒写、说书人了然于胸的故事讲述感，带给读者新异的文学叙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