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璇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新时代青年能力自信的新内涵

从80后的“非主流”，到90后的“佛系少年”，给不同时期的青年群体贴标签无疑存在着社会偏见和扼杀青年能力发展的隐性危机。近期，微博上一篇名为《我死也要死在北上广深》的文章再度引起人们对青年群体的关注：“都市的势力，也保证了我们的奋斗空间。”是谁给予青年一代如此大的发展压力？正是这一个个的社会标签，而这种发展并非建立在青年的能力自信的基础之上。这既曲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成长成才的殷切期盼，也背离了马克思对青年全面发展的目标旨归。事实上，北上广深已经不是青年择业和实现自我的唯一“阳关大道”，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的就业渠道和自主选择空间大大拓宽。十九大报告指出：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1]新时代青年自我发展的硬件条件充分，同时又有高等教育的软实力条件作为保障，这一切都是青年能力自信的重要保证。因此，广大青年生逢其时，即便“道阻且长”，也要重任在肩；要时刻不忘党和国家殷切期盼，更不忘坚持能力自信的初心。青年要学会在大有可为的时代浪潮中进退得宜：既要当行动先锋者、思想先行者，又要坚守道德底线，坚持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在当代青年的自主性构建中实现人生价值和远大理想。

新时代青年要有能力自信，这种能力自信表现为一种独立意识和共享精神的有机统一。“独乐”成为新时代青年自信的一枚标签，不是相对于“众乐”的自私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而是坚持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指引下独立乐观地追求美好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摆脱“空巢青年”“啃老族”等负面标签。他们的显著特征是：不好高骛远，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是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由此与一些“盲目自信者”形成鲜明对比：不是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而是对自己无能的盲目无知，不是对自己能够做什么盲目，而是对自己不能做什么，或者说，能够不做什么盲目无知。[2]同时又与市场经济下忘记初心的“经济人”形成又一组对照：每个人都屈从于这样一种灵活性，而后者正是今天的市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3]现实生活中，“独乐青年”乐于共享知识，身体力行到边陲地区义务支教；乐于国际交流，以交换生的形式到各国访学，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以中国担当推进全球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他们坚持价值观上的总体性思维，坚持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至上性。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当代青年才谈得上有理想，有担当。

新时代青年要有能力自信，必须在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前提下，坚持“文化自信”这一最根本的自信，克服“唯物质”的享乐主义，避免落入“啃老族”“月光族”“隐形贫困人口”等窠臼。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告别了“仅仅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真正物质匮乏的年代，而进入一个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并存的“物役化时代”。所谓景观社会，恰如其分的描述出以下社会图景：到处充斥着媒体、资本、商品、互联网，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景观堆积。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资本化是其主要特征，仿佛又看到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商品拜物教的时代，只不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被“景观堆积”所取代，人们现今所顶礼膜拜之物，不再局限于流通市场上的商品，还有资本、人等隐形形态的商品。景观社会是表象，消费社会是实质，两者互为表里，衍生出新时代青年的“消费伪需求”。

二、阿甘本的潜能理论对青年发展的借鉴

阿甘本在一定意义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潜能理论的主体性考古学，借鉴马克思对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的论证思路，意图探寻主体自身还未意识到的潜能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潜能这一关涉主体性建构的内在逻辑也具有类似的二重性：有时，潜能是持有某事物（的潜能），有时它是缺乏这一事物（的潜能）。[2]阿甘本抓住了被人们所忽视、恰恰是被亚里士多德本人重视的潜能的缺乏形式，我们称之为丧失或缺乏某种能力。这一丧失的潜能具有不受拘束的特性。我们往往从潜能的“持有”的属性层面去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能够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发展；而忽视了“潜能的丧失、缺位”的不在场，即人不去发展什么，不能够发展什么。

实质上，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人既拥有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选择不发展、悬置自己某方面能力的权利。但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号召下，我们对于自身主体性建构中的潜能的认识越来越迷失方向：在潜能无限论的意识驱动下，人们为生存而培养各种技能、为就业升职而考取各种证书，看似“碌碌有为”实则是通过无限压榨自身、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变相地把现代人逼近新的绝境：如果说毛泽东年代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种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无限压榨与索取，那么在现今知识型社会中，人表面上似乎获得许多能力的表征：奖状、职称、高学历、高薪，但表象印证的本质并非是能力的自由发展，而是能力畸形、被动的发展，这根本上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丧失，进而导致对自身能力自主构建的能力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才会发出：“人是持有自己的非潜能的动物，其潜能的伟大是被非潜能的深渊所估量”[2]的感慨。

潜能具有的内在性特质，往往通过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国历史上的悲壮人物，他们为理想事业奋斗终身，甚至英勇献身，就是走以穷竭挖掘自身最大潜能的极端路径，这也是受到传统列宁主义革命观的影响。[4]而新时代的革命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由外化的革命斗争形式内化为精神层面上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更接近阿甘本意义上的潜能的发掘，为自身能力的发展留有余地，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扛枪陷阵，抛头颅洒热血般“穷竭”自身能力。这种固守革命传统的做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恰恰背离了党坚定理想信念的初心，也无法准确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要化用毛泽东的“永续奋斗”以激励广大青年“大有可为”。“永续奋斗”是一种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是建立在明确理想目标基础之上的。“大有可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世情等客观因素的准确预判基础上的一种希冀。因此，全面发展在新时代也并不意味着竭尽所能，更不是以物理性的耗散结构看待人自身的能力容量和发挥程度，而是更加强调能力的使用要如宝剑出鞘，要在适宜的时刻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正是在此意义上，习总书记的“自我革命精神”，从党员的示范效应中走出，真正走向人民大众中去，提倡“人人自我革命”，尤其是广大青年，更要有这种革命意识。[5]抵达活动的过程，既不取消也不耗尽潜能，而是在活动中保存，尤其是以非存在或者不做的潜能的接触形式保存下来。[2]

值得关注的是，阿甘本从人“有所不为”的独特视角出发，通过反思批判的方式，对人的能力容量及其能力边界问题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有所不为”的命题。但是阿甘本的潜能理论缺陷在于：未明确区分“为与不为”的标准和“如何不为”的具体措施。这种能力界定的含混性，使得阿甘本理论在为我国青年发展问题上提供有益借鉴的同时，并不能从根本上适应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例如，即使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社会上虽然不免涌现许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左派的青年群体。但总体而言，中国依旧是一个集体利益至上的国家，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奉献意识重于个人主义。因此，若人人都有“有所保留”的能力发展观，那么谁还愿意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十九大报告强调“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辩证统一性，就是要我们明确：既要为个人发展抵制诱惑，有所不为；又要为社会积极贡献，竭力为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阿甘本潜能理论的完善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似乎存在着“二律背反”现象，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所预想的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6]即身处物役化的商品世界中，无法摆脱“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7]。青年群体被冠上“低头族”“手机控”还有“剁手族”“月光族”等头衔就是物役化的表征。而面对不利于青年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我们还能够简单消极地坚持阿甘本的“有所不为”吗？如若此，只怕青年只会越来越深地陷入物欲社会。只有积极采取抵抗行动和自律行为，明确新时代的时代重责和个人能力发展的必要性，才能避免陷入碌碌无为的怪圈之中。

人类作为以潜能方式存在的生物，有能力做某事，也可以不做，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2]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反对这种“无为而治”的个人发展模式，但前提必须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个人能力修养也达到一定境界的前提下。而现在，我们远未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亦没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站在人类历史观、人类发展学的大视野下，以“宏观历史视角”界定全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大格局。而我国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从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教育的范畴和我国青年实际发展现状出发，聚焦当今社会青年的发展问题。唯有从宏观视域下统合当代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实际发展问题，并以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价值诉求，才是新时代青年坚持能力自信的定力所在。

然而反观现实，我们还远未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拥有阿甘本所言说的“无能”的选择自由权利？

我们这一代新青年，从小受到的训诫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要求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个性彰显成为新时代青年的追求。对于当代青年如何在改革开放激流勇进的时代潮流中坚持有所为与不为，成为一个辩证性问题：它既关涉传统的道德问题，又指向一种全新的发展观。而阿甘本潜能理论的独创性和进步性，就在于在物欲泛滥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无形的道德软约束力：人拥有有所不为的自律，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质所在。这种有所不为的自律，更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个性发展的双重脱轨现象。一方面，“道德绑架”不是空穴来风，它根源于主体的道德缺失，根源于市场经济催生出的“理性经济人”：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其标签。如同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下的“理性人”也会出现判断力失灵、价值观迷失等主体客体化现象。出于无论是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还是社会舆情的道德谴责都失效的情况下，社会中所谓道德绑架之风乘势而上，这体现在青年群体身上尤为明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屡屡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殊不知，党和国家提出的“相信青年、关爱青年”，并不是给予青年为所欲为的权利，也不是纵容青年以个性发展为由发掘恶的潜能、悬置善的潜能的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个性发展是自由而全面的，全面发展是以自由发展为前提；而自由发展又必须限定为相对自由的发展。《理想国》中提到：“唯一包容所有的技能是赚钱的技能”[8]，其背后掩藏的实际上是利益问题。同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发展已经不可能复归，远远未达到那个纯粹为发展而发展的“绝对共产主义”阶段。当代中国提倡“工匠精神”，但我们却没有筑牢使“工匠精神”得以根深蒂固的“工匠社会”这一社会基础。奥斯卡日本影片《入殓师》里的葬仪师，它的特殊职业并没有使他失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具具尸体被精心装扮得如同安详入睡者，这是不同国情、世情缔造的对能力的不同界定。在中国，能力发展是私利先行；在日本，能力发展是社会公利，或称之为公益为先。这就要求当代中国青年在增强能力自信的同时，要不断在学业、事业上精益求精，才有谈论能力的自信和资本。

四、关于新时代青年能力自信的几点思考

我们生逢其时，没有烽火硝烟，没有颠沛流离，似乎只要展鸿鹄之志，上碧云青霄，坐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现实是，当代青年要当鸿鹄，必先为燕雀，从象牙之塔走向社会之巅，这不是一条朝圣之路，无需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景观”顶礼膜拜，这不是虔诚，而是迷失。因为优渥的条件，让不少青年盲目自信而葬送自信，无法实事求是地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和未来航标。

（一）新青年要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青年成长成才关键的一步。青年人要笃实，要扎扎实实干事，不要妄想一步登天。并非每个人都能如北大学生宋玺那样，演绎现实版的《红海行动》，拥有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的人生经历；拥有与习总书记分享从军生涯、向全国人民树立青年标杆的出彩机会。因此，只有踏实做事，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之路。

阿甘本洞见市场经济下青年就业的现状，每一个角色都由一个跑龙套的演员来扮演[3]，是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和职业、专业身份和社会角色之间出现意义混淆？难道这仅仅归咎于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吗？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对自身能力的不自知，盲目屈从于“全面发展”，最终导致一无获致。对此，一方面，要从哲学上的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关系理解“全面”，坚持一种“总体发展观”：对个体发展而言，全面是德智体美的全方位发展；对国家与社会有机体发展而言，全面发展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屋建瓯，也是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只有将两者有机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只有对我们不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清晰洞察才能给我们的行为带来一致性。[3]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要知行合一，其中就隐含着对自身能力认知要保持一致性的宝贵经验。

（二）新青年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新青年要做新时代的“脑力无产阶级”，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对大学生的希冀在新时代依然焕发思想生命力。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9]当代大学生是“脑力无产阶级”的主力军，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孜孜不倦，如饥似渴。新时代是知识渗透的时代，掌握知识的能力不单单是政治家、律师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专利，即便是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等专业性人才，“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9]。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青年思想的先进性，在他们那个时代，新青年同样要刻苦钻研。恩格斯就曾严厉批评那些自诩掌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而自成体系的德国青年作家，他们“自吹自擂的盲目自信”与马克思“殚精竭虑的严谨笃实”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史学、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这些人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6]

（三）新青年要有躬自践行的精神

现代青年往往满足于只读“有字之书”，而且读不精、悟不透，最终导致丧失读好社会这一“无字之书”的能力: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流水线生产出的一批批“坐道论道”的“空谈家”。而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既能深入钻研“有字之书”，又能适应“无字之书”中新问题、新情况的“知行合一的实干家”。因此，大学生就业难不能全然归咎于社会的就业结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等客观因素，而是大学生自身普遍存在一种“眼高手低”的心态，这种心态根植于在求学生涯中的盲目自信，认为自身已经囊括各种进阶社会高层领域的知识、人际等社会资本。实际上，如《相信未来》中所吟诵的,他们相信未来，但只是思想驰骋，而不是通过奋斗拼搏。“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但只是“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而不是用实际行动担负起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时代使命。我们应该自惭形秽的是，今天我们缅怀马克思、问道马克思，遗憾的是很多青年学子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认同马克思。马克思是一座宝藏，很多人只知其冰山一角甚至还不及，就自认为马克思不过如此，是一系列烂熟的基本原理；很多人甚至误读和利用马克思的智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五四讲话中要求，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列经典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实际上，对于广大青年学子也有必要提高阅读经典的能力，而不仅仅满足于以“通识教育”将马克思理论大众化。

（四）新青年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就利益观而言，西方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美国地理学家、微生物学家凯里特·哈丁的“救生艇伦理观”虽然强调了道德的约束作用，但对危难中的“义利取舍”却暴露出资产阶级的“非道德性”的虚伪本质，所谓的“彻底地正义意味着彻底地灾难”，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外在体现。但西方在利己主义维度下所倡导的，一种以“开明的自利”为核心理念的“利益和谐论”，对于当今我们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思考。所谓“利益和谐论”，即这种利己主义仅限于满足个人合理需求的范畴，不损害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是从国家和个人两个维度上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

既然当下能力的发展也与利益问题“公开团结”，选择直面而不是规避，以正确的利益观为前提，重塑新时代青年的能力自信：我们自信，但不盲目自信；我们自利，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有底线，有原则。笔者认为，这才是从阿甘本的潜能论中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这一启示，适用于我青年之民，亦适用于我青年之国。

（五）新青年要树立“有所不为”的道德观

当代青年面对种种“骨感”的现实，更需要对其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以“丰满”其精神世界，救赎“人生的理想越飞越低，低到只能在自己的城堡里贴地飞行”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具体包括：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强化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8]

重视当代青年共产主义意识地培养，自觉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和价值观。青年劳动观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也是共产主义观念的基本价值。它包括我们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爱岗、敬业、诚信、友善。同时不能仅仅止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辞和准则”，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在别处，而在实际生活中；不在课堂上的说教，而在课下的社会实践；不在抽象的思维活动中，而在“沸腾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