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山，左官春

(1.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5;2.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兰州 730000)

引言

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对它的解读各种各样，让人莫衷一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缺乏深层次的认知与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字贯彻始终，亮点纷呈，新意不断。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从供需两个层面加深理解。”[1]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重大转向，由此孕育了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阶梯,也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指路标，更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展示[2]。张润枝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当下取得重大成就产生了新判断和新理论，并赋予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使命和新征程[3]。然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新”在何处？如何在社会主要矛盾演化的历史性框架内系统考察，仍是当下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相关评述

(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三种视角

首先，侧重理论。学术界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解释,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向度。秦刚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源头”[4]，而阎增武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于共产主义学说，无疑是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5]。就研究的角度来看，前面两位学者都是以中国社会主义概念属性为研究重点，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研究。

其次，侧重内容。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容理解，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理论创新来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从而分析判断对中国有利的方案。王怀超曾经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理解应该侧重内容方面，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6]陈文通也提出“中国特色”具体显示的层次，“经济条件和历史前提的特色、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的特色、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的特色、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社会形态的特色等四个层次”[7]。从研究内容来看，此一视角侧重归纳传统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概念的差异以及着重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侧重内涵。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侧重内涵的理解，通过中国特色与马克思原理的结合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大多数学者认为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理解其内涵的关键。只要两者相互结合,就可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学者侯惠勤认为这个结合的枢纽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8]学者秦刚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创新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9]从研究视角来看，前面两位学者都是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定位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科学定位。一方面，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定位的表述多有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理论性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做出了定位。首先，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定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是理论创新成果及其中国化的体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10]1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国化是由学者秦刚提出，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的中国化体现，不仅表明了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体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次，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定位具体表现在理论成果与根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是指将中国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所集成的理论结果是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人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11]73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定位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进程下的定位，而马克思中国化理论的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问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是不能证实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是否包含中国特色理论的体系，尤其是不能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与毛泽东思想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与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这在学术界引起了诸多分歧，争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关系，主要有两方面问题，即同一性问题和层次关系问题。

首先，同一性问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有关系，大多数学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并没有包含毛泽东思想理论。学者秦宣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取得了两次质的飞跃。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延续、第二次飞跃的准备，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次飞跃”[12]。另一个学者李君如却从成果划分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理论发展的核心。外国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广泛的综合体，它包含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内容，以及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毛泽东在其中角色的重新阐释，由此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框架和范围，在这一框架内，对毛泽东著作的说明和反思得以继续展开。”[13]3学者杨凤城对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看，均未突破苏联模式”[14]。上述种种论述，都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同属性与思路的理论。

其次，层次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层次的关系。这二者层次的关系应该从时间关系、逻辑关系这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时间关系。这两者的产生时间上看具有续起联系。正如学者秦宣在前面提出的马克思中国化下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取得了两次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逻辑关系。这两者内在逻辑上看都具有借鉴继承、超越创新的关系。赵展业学者曾经提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发挥了三个方面作用，即起始和奠基作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作用、某些失误和教训的借鉴作用”[15]。另外，李保忠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整体超越”[16]。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继承。

二、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类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中国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方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1981年，中国的社会表现为社会生产水平落后，无法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此后的36年里，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得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生产水平落后，无法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矛盾”转变为“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科学分析原因，正确判断社会矛盾问题。

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是全局性的转变。但目前来看，这一变化不论是从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来看都没有完全跨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是决定社会形态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性的力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7]158，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2。一方面，站在生产力的角度，中国经济体虽然处于世界前茅，但是质量与效益并没有快速提升。在创新方面仍旧处于弱势地位，历史遗留下的结构性与粗放型增长之间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经济水平仍需提升。另一方面，站在生产关系的角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仍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旧有的生产管理组织与经营方式急需创新，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够协调，民众的收入分配仍需合理。不论在基本国情，还是国际地位来看都没有变化。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

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对中国国家现代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要从当下基本国情出发，以社会经济发展为要务，全面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将经济建设作为重点任务，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经济体；要全面改革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微观与宏观两方面调控着力完善市场机制；要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改革供给侧结构来加速国家区域发展；要更好的满足人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方针，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态文明的发展；要让民众共同富裕，为民众谋福利，做利民生之事保障民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获得福利。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类型何以可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是重要的政治判断，还是正确的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向往，也是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的号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新的类型，主要表现为四方面，分别是成就、矛盾、思想、征程。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属于新类型。新时代下出现新的起点。从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思维提出了我国政策的新方针。在新的战略理念引导下稳步推进工作，初步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长期待解难题。推动政策措施落地，从根本上保证了政策的实效性，让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其次，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在时代的引领下出现了新的改变，而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也会影响时代的变革。时代与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016年6月，习近平在科技大会上再次强调：“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19]13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再次，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类型。新时代最为重视思想创新，而创新思想能够指引时代前进的方向。中国的指导思想需要创新，需要符合新时代的潮流。中国共产党科学的思想理论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指导思想为我国提供了重大的理论基础，也为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十四条坚持”都是该思想的原则。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属于新类型。目标是前进的方向，也是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要实现的新目标，以当下为起点，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短期目标，开启新的征程。中国社会在近40年里发展极为迅速，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指导思想都发生了改变，人民对生活的需求也逐渐提升，中国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

(三)新变革赋予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肩负着重要使命。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矛盾就有正确的认识，能够通过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来满足人民需求。不论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上提出的对社会矛盾的判断，还是十二大、十三大载入党章总纲的确认，都表明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正确认识。在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转化具有新时代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分别是需求方面与供给方面。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从需求方面理解。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众在需求上的变化不但极大地拓展社会发展的内涵，而且开阔了物质文化的外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生产力大步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需求逐渐多元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0]11-12民众的需求是促进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民生包含方方面面，既要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环境提升，又要求中国的开放条件能够覆盖国内与国际。需求是人民生活的追求与期待，更是对社会发展的高要求。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从供给方面理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再处于落后的状态，某些生产力已经超出了需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格局发生了改变。旧有的社会生产主要注重生产力的提升，而新时代社会在注重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更注重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譬如劳动、产权、交换、所有权、分配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包括收入上、区域上、产业上、分配上、民生上的不平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重道远，诸多社会待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急需加强。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坐标

(一)新内涵提出新要求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局的转变。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做好党执政兴国工作。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紧扣时代背景，掌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贯彻党的发展方针，明确把握发展要义；以解放生产力为基础，协调发展总布局，加速推进“四个全面”战略，要全面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效率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快速推进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目前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创新、融合、协调、民生、生态、政治这六方面着手。

首先，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创新方面入手。这里面的创新指的是产业、科技、市场、企业、管理、产品等方面的创新，要在根本上提高创新的能力，快速推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建设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与实体经济相融合，用创新来引领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其次，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以从融合方面入手。这里面的融合指的是城乡方面的融合，以振兴乡村为战略目标，坚定解决 “三农”问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就是“三农”问题，要以农村发展优先，全面建立兴旺农业、文明乡风、宜居生态的农村。再次，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从协调方面入手。这里面的协调指的是协调区域发展，在战略上实施协调区域的发展方式。对于老革命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民族自治区等区域进行协调发展，从政策上大力支持上述区域的发展，加快推进西部开发的新格局。其四，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从民生方面入手。这里面的民生指的是以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在完善民生的基础上，做好社会治理的创新工作。完善民生水平要发展教育、加强保障、提高收入，从多层次多维度的建立可持续的社会民生保障系统。其五，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以从生态方面入手。这里面的生态指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想要实现美丽中国的愿景，就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要从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做起，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构建现代化的自然与人和谐发展的平台。其六，对于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可以从政治方面入手。这里面的政治指的是国家治理能力。要坚持人民为主的制度体系，以民主政治为核心，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保障民众权益。

(二)在纵向结构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的选择。它不仅代表中国社会富起来，更代表中国能够走入世界的舞台。这是一次伟大飞跃，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中国未来具有勃勃的生机，更有光明的前景，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原则，就能够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新时期中国发展在纵向结构上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新阶段主要表现为四方面，分别是社会主要矛盾、战略体系、战略主导、规划蓝图。

首先，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生产水平落后，无法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矛盾”转变成“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发展不平衡和不足之间的矛盾”。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外延性的变化，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面对新阶段，要牢牢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方针，坚持四项原则，为建设富强中国而奋斗。其次，中国自身发展新阶段战略体系发生了的改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体系转化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1]30虽然中国的战略体系做出了提升性的调整，但我党的建设方针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面对新阶段要在面对国外势力的考验与风险的前提下，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地位。再次，中国自身发展新阶段战略主导发生了的改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主动参与世界治理的方针没有变化，真正变化的是将“共建、共治、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的战略主导理念。因此，要统筹兼备做好国内与国际的两个大局，采用开放性策略营造共赢环境。最后，中国自身发展新阶段指导蓝图发生了的改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直没有改变，真正变化的是对未来社会规划的蓝图。因此，要五位一体统筹发展，在风险防范中科学谋划，带领民众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社会。

(三)公平正义的分配思维

首先，社会的公平正义分配原则中的机会均等原则。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公平着重看社会给予个人的机会是否平等，机会平等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准之一。机会均等原则指的是在起点、过程中的公平原则，所有民众都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根据相同的规则参加游戏，这里面所有的民众都没有特殊性。当然，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当前社会机会均等还不够全面，中国社会早期的初始环境造就了机会均等的差异性，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占据了先天性的优势，为机会不均等准备了前提。虽然机会均等不够全面，却仍然可以完善，用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来完善和修弥机会不均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将民众放需求放在公平维度上，面向所有人开放社会的职务与地位，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其次，社会的公平正义分配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学者罗尔斯认为社会的正义应该在分配领域构建差别原则，通过差别原则才能实现社会真正的正义。这个差别原则指的是民众通过社会的分配获得的资源与财富可以不均等，这种不均等指的是社会资源应该倾向弱势群体与底层群众，通过“最少受惠者”的受惠利益最大，来弥补民众在社会机会不均情况下的差异。这种差别原则不但能够将不平等限制都小范围内，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民众社会关系、出身、天赋、背景等先天与后天的差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将提升弱势群体的福利，将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格局的基础。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需要日趋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在国际上尚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九大概括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提升民众收入作为目标，将其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做出了全面的战略和部署。中国共产党引导人民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持续创新，迅速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完成创新驱动战略的展开,改善了中国的科技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防能力，促进“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在其指导下，我们不仅提升了综合国力，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地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与凝聚力。为人类和谐发展提供路径，为构建人类共同体贡献力量，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