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晋 梅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外讨四夷，导致四海凋敝，引起了社会动荡，这时酷吏应运而生。因为酷吏手段毒辣，在短时间内治理得颇有效果，所以很受汉武帝重用，屡屡被授予高官。由此，酷吏政治愈演愈烈。酷吏手段残忍，杀人如麻，固然可恨，但若他们背后没有汉武帝的支持与鼓励，又怎么会凭着自己的“政绩”扶摇直上，那般嚣张？结合汉武帝时期颁布的政策和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当时严刑峻法的不满，不难得知蕴含于其中的政治讽喻性，司马迁从侧面批判汉武帝的无道政治，指出武帝是酷吏政治的推行者，是酷吏的保护伞。

一、司马迁立意讽喻的主客观原因

汉武帝当朝期间，穷兵黩武，兴利鬻爵，重用酷吏，打破了之前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对国家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在《平准书》中司马迁指出汉代酷吏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造成的恶性循环，对汉武帝的弊政表现出强烈的谴责。另外，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却惨遭宫刑，他本人的遭遇正是酷吏政治的体现，我们可以想象司马迁心中的愤懑。所以，这二者成了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提出对汉武帝讽喻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一)汉武帝穷兵黩武，兴利鬻爵，重用酷吏

汉武帝发动战争，导致国家经济凋敝，破坏了汉朝自建立以来国泰民安的稳定性。司马迁《平准书》分析了武帝时期的社会形势。汉朝初兴时，承接着秦朝凋敝的政局，所以社会生产艰难，物资匮乏，“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1711。经过孝文帝、孝景帝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朝建国七十余年时差不多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府库丰盈，百姓安居乐业，举国上下欣欣向荣。司马迁不惜用近百字来形容这种繁荣的局面：“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1]1714然而，这一片河清海晏的盛况很快被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打破了，先是严助、朱买臣等人为招徕东瓯、平定两越导致江淮一带贫困骚动；再有司马相如为打通西南夷，导致巴蜀百姓疲惫不堪，而且汉武帝主张攻打匈奴致使将士疲惫，百姓困苦，国力衰退。再加上浑邪王之降、置沧海、伏马邑、筑朔方、置番禺郡等一系列战事，致使国力几乎耗尽。“于是县官大空”[1]1720，“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1]1723。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当时的财政情况进行了多次痛心疾首的表述。可见因为汉武帝的“多欲”、好大喜功对汉王朝和天下苍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司马迁对武帝穷兵黩武的痛心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空缺，汉武帝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实行与民争利的敛财政策，兴利鬻爵，如“武功爵”制度的实施，导致官吏选拔制度遭到了破坏。《史记论文》中对此归纳得极为全面，兴利之事有“更钱、铸币、白鹿皮、白金龙马、盐铁、算缗、告缗、水衡、上林、三官等是也”[2]25；鬻爵之策有“入财、入羊、入谷、入奴婢、武功爵等是也”[2]25。这些政策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因官员素质良莠不齐，为国家敛财的过程中有的趁机中饱私囊，导致吏治腐败，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商人趁着币制改变，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以敛财为原则的法律标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正常商业萎缩，奸商横行，罪犯霸道。”[3]司马迁对此痛斥：“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1]1731“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1]1732表现出武帝推行一系列不恰当政策对社会秩序的扰乱。另外，《酷吏列传》中的义纵就是因为反对杨可推行的“告缗”政策被武帝处死的。因为侵犯了汉武帝的权益，就不念其往日之功，直接处死，可见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是何等严酷。汉武帝穷兵黩武，兴利鬻爵，不断与民争利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1]3824。

为了稳定社会，汉武帝重用酷吏之臣，以暴制暴。当时，“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1]1715。所以，司马迁发出了“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之辞。司马迁对汉武帝重用酷吏的方针是非常反对的，他秉持崇尚德治，反对刑罚的思想主张。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3803法令只是一种工具，绝对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他认为治理国家在于道德，不在严苛的刑罚，希望有一种宽松的社会局面。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也表现出反对严刑峻法的政治态度，“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3767并且列举了孙叔敖、子产等善于以德化民、不扰民的一批官员，其目的是讽刺当时大批酷吏横行于世的局面，进一步讽刺武帝的酷吏政治。

试问，若武帝不“贵治狱之吏、信兴利之臣、启穷兵之祸”[4]210，国家经济怎会一片凋敝？又哪里需要那些饮鸩止渴的经济政策？那百姓也不会弄虚作假、玩弄法令了，天下如汉初一片盛世，百姓各得其所，“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又哪里需要那张汤、杜周之类的酷吏来维持局面？这些事件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

经过层层剖析，酷吏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贪婪多欲、与民争利的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而这恰恰成为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客观原因。酷吏只是汉武帝的爪牙，所以当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用处之后，就被抛弃、被毁灭，除赵禹外，酷吏无一善终，他们被真正的“酷吏”——汉武帝杀害，这里有司马迁对酷吏命运的怜悯之情，更进一步体现出太史公对汉武帝的谴责，表现出司马迁对以德化民的仁政的呼唤。

(二)司马迁深受酷吏政治之害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征讨匈奴，身陷重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此向汉武帝为李陵辩护，言李陵是假意投降，真正目的是来日寻找机会报效汉朝，这番言辞得罪了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终以“沮贰师”和“诬上”之名，被施宫刑。《报任安书》记载：“拳拳之心，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5]1820意为众吏认为司马迁的话是诬谤皇上，皇上也同意了众吏的判决，司马迁遭受宫刑就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酷吏政治的产物。这件事对司马迁一生的心态都有极大的影响，他在《报任安书》中不止一次痛声指出自己的屈辱。“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5]1817“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5]1818“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5]1825这些抒情性的语言，将司马迁的悲切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充斥的是司马迁对自己多舛命运的愤愤不平和对当时执权者的憎恶。

总之，汉武帝对酷吏的重用，对严苛峻法的提倡，导致酷吏政治愈演愈烈。清人牛运震在《史记评注》有云：“《酷吏传》伤武帝之峻刑也。武帝之世，烦文苛法，以严酷为治，怨仇惨伤，民几不聊其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恻然伤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发之。”[6]704这里虽未指出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政治讽喻性，但却指出了他的创作动机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自身也深受酷吏政治之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司马迁对汉武帝及其政治的不满，故司马迁借《酷吏列传》表达自己的讽喻之意。

二、司马迁立意讽喻的结构设计

《酷吏列传》中酷吏十二人(外加侯封和晁错)的出场暗含层层递进的结构设计，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酷吏数量渐多，集中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残酷程度越发严重，且酷吏的个人品行在逐渐降低。这种递进式的结构设计表现了一种社会现象：从吕后到文帝、景帝再到武帝，酷吏人数逐渐增多，在武帝时期形成爆发式增长，其中最为残忍、性格最为毒辣的人集中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将矛盾集中于汉武帝时期，显然是有所用意的，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酷吏盛行的讽刺，是对武帝的间接性劝谏。

(一)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酷吏数量和残忍程度的层层递进

如果按照酷吏的出现时间和酷烈程度区分，可将其分为五层。第一层为侯封、晁错和郅都，这都是汉初武帝之前的官吏。第二层为宁成和周阳由，是汉武帝初年的官吏。第三层为赵禹和张汤，是为汉武帝制定惩办条例的官吏。第四层为最残忍的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和杜周。第五层为不知名的后来的大批酷吏。从数量上来看，汉武帝当朝期间，知名的酷吏就有九人，可见酷吏几乎集中出现于武帝时期。

从酷吏的酷烈程度看，越到后来出现的酷吏手段越狠毒。司马迁指出汉初时，国家休养生息，法令宽松，举国上下一片安乐。“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1]3803吕后时，独有侯封一人为酷吏；孝景时，有晁错、郅都、宁成、周阳由。景帝时，“是时民朴，畏罪自重”[1]3805，当时的百姓害怕犯罪，守法自重。郅都作为酷吏之贤，宁成不如郅都廉洁，周阳由在两千石的官员中，最为暴酷骄恣。这是第一层和第二层。

在宁成、周阳由陆续去世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1]3808，暗示黑暗的武帝酷吏政治正式开始，接下来几名酷吏陆续出场。自赵禹和张汤编定法令，制定惩办条例以后，司马迁又曰“用法益刻，盖自此始”[1]3809，这是第三层递进，表现出汉朝法律越发严酷，大概从张汤、赵禹二人制定法令之后开始。

紧接着，最毒辣的第四层酷吏开始出现。义纵和王温舒二人首先上场，义纵以严酷凶悍处理政事，其酷烈程度要甚于之前的张汤、赵禹等。被比作比乳虎还凶恶的宁成都对其侧行迎送，可想义纵的酷烈程度了。然而，后来居上的王温舒并不畏惧义纵，所以史公称“温舒至恶”。这一批酷吏残酷有余，丝毫不输他们的“前辈”。王温舒的确是酷吏中最甚者，之前的酷吏处理完案件是“道不拾遗”，而温舒到了“野无犬吠之盗”的程度。这是第四层递进。

自温舒以后，官员纷纷效仿他，第五层不知名的大批酷吏登上政治舞台。酷吏大兴的后果只会使局势越发严重。于是越来越多的盗贼不断兴起，朝廷只能任命更多的酷吏，制定更严苛的法令，杀更多的盗贼、无辜百姓来稳定局面，加上“沈命法”的推行，导致官员也互相隐匿。在此是第五层的递进，也是酷吏政治到达了顶峰。“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1]3824社会秩序已经混乱不堪，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几乎上下一片都在逃匿法令，真是可悲可叹！《读史管见》中有云：“又因太史公亲睹其害，不胜叹息痛恨于当时也。故其传酷吏也，既著其威之加于人，即著其害之受于己。”[7]163此言真是深知太史公用意所在。司马迁对国家命运的担心和对统治者以暴制暴的斥责也跃然纸上。

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出一条线索在其中，从景帝时期的民风淳朴到后来武帝时期的盗贼滋起，这个层层递进的结构设计，将武帝推行的酷吏政治一步步推向了高潮。这条线索是为了表现汉武帝时期虽法网严密，作奸犯科之人的势头难以遏制，这也映照了司马迁开篇以德礼化百姓，才能长治久安的主张。对德政的呼吁恰恰是对繁刑峻法的反对，这也正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想要向汉武帝传达的意思。

(二)酷吏品行层层败坏的“递进”

从酷吏的品行看，从郅都到杜周，也表现了一定的递进。这不是通常意义的递进，而是酷吏品行渐衰，一代不如一代的反递进。以郅都、张汤和王温舒三人的变化对比为例。

酷吏中最值得肯定的是武帝之前的郅都。郅都是一个勇猛、廉洁、公而忘私、刚正不阿的人，他行法不避贵戚，威震朝野。郅都不仅为人刚正，而且政绩斐然。《史记菁华录》评郅都：“清刚奉职，自是能臣。”[4]206“察见渊鱼者不祥，盖天下之事每忌太尽，如郅都之为人，公廉强毅，直谏敢言，守节奉公，居边御侮，固属能臣之最。即其族灭豪宗，临江对簿，亦分所应为耳。”[4]206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对郅都也有一定的褒奖：“都自称死节官下，及居边，终其身，匈奴不敢近雁门关，则都又酷吏中之贤者矣。”[6]703这些言辞对郅都的为人和政绩都表示了肯定。

如果说司马迁对郅都是整体肯定的话，那他对张汤的态度可称为以贬为主，适当肯定。班固在《汉书·张汤传》赞曰：“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8]2014对班固推贤扬善这一点，司马迁也有提及并肯定。但更多的是非常直白地揭露张汤的谄媚君上，歪曲事实和不公平执法。“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1]3811“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1]3811总之，司马迁对“酷吏之魁”张汤的巧言令色和奸猾刻画得尤为生动。无怪《酷吏列传》中的狄山说张汤是“诈忠”，《史记菁华录》言张汤是“巧宦”。

武帝后期的王温舒，狠毒程度可算得上是酷吏的顶峰。他好杀伐行威，已经到了“野无犬吠之盗”的地步。他谄媚之功力不亚于张汤，“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1]3822。他贪财好利，接受官员贿赂，非法牟利。张汤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王温舒家产累计有一千金，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之前酷吏所有的缺点。所以，王温舒的结局也最为悲惨，自杀不止，还被诛灭五族。王温舒是司马迁几乎无一处肯定的酷吏，而他正是出现在汉武帝后期，这其中不难窥得司马迁的深刻用意。

从早期的郅都，到中期的张汤，再到后期的王温舒，我们不难看出酷吏品行在逐渐下降，可以看出汉武帝对酷吏的选拔任用也是越发随意。如果说，最初任用酷吏考虑的是“深文”和品行两个因素的话，那到最后就只以酷烈程度为标准了。司马迁言在酷吏，对其口诛笔伐，却在行文之间暗含着对汉武帝的种种谴责。正如张学成所言：“(司马迁)蓄积能量，渐次加强语势，最后将锋芒指向了最高统治者。”[9]李晚芳深谙太史公用意所在：“当时弊政甚多，将尽没之，则不足为信史，若直书之，又无以为君臣相地。太史于是以敏妙之笔，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7]70-71也就是说，司马迁迫于皇权压力，直书武帝无道显然是不合理的。只好将不满蕴藉于对酷吏的批判中，言在酷吏，意在讽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在封建时代，皇帝身为政策发行者和决策者，“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10]2843。臣子全听皇帝的指挥。酷吏制度大行于世是因为武帝“多欲”和“与民争利”的政治制度。酷吏们是为了满足汉武帝的欲望而存在的。所以说，司马迁作《酷吏列传》言在批判酷吏，意在讽喻汉武帝。

三、司马迁立意讽喻的创作手法

司马迁极擅使用反复强调的手法，钱钟书曾对此有言：“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11]448此处的累叠即为反复，洪迈更是在《容斋随笔》称赞《史记》的反复手法：“……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12]496《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反复强调汉武帝重用酷吏之臣，十人“竟未有一个不蒙天子宠任”[13]401，这尤其体现在他们造成极大的杀戮后汉武帝对他们的支持上。也反复强调各酷吏的武健严酷和悲惨结局，意在表明酷吏的悲剧命运。在反复强调的背后隐含的正是司马迁对汉武帝重用酷吏的讽刺与不满。

(一)反复强调汉武帝对酷吏的重用和支持

《酷吏列传》中的酷吏十人，郅都、宁成和周阳由三人是主要处于景帝期间的，接下来的七人，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杜周都是正值武帝当朝期间。司马迁对后面七人的描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上闻，迁为……”，这类措辞表示武帝对这几位酷吏的赏识，并多次授予高官。如对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1]3809；对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1]3817；酷吏中最恶毒的王温舒，更是因为其杀伐果断，两次升迁，“上闻，迁为河内太守”[1]3820，“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1]3821；及至后来的尹齐、减宣、杜周等人皆是如此，不一而足。《史记论文》里如是云：“此传以‘上以为能’‘上以为尽力’等句为骨，盖酷吏深结主知，方能行其威武，是史公着眼处。”[2]73《史记论文》指出酷吏如此胆大妄为，是得益于汉武帝背后的支持。《简松堂文集》亦如是云：“然酷吏之所以为酷者，仍恃朝廷之法，使天子持其平，或知其酷而不任用，虽郅都百辈，又乌从逞其志而肆其毒哉！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6]706司马迁施力最多的张汤，因治陈皇后蛊狱之事，“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1]3810；他处理案件打击大臣手段狠毒，武帝“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1]3812；张汤上朝议事，汉武帝忘记吃饭；张汤生病，武帝亲自探病，甚至到了“天下事皆决于汤”的地步。司马迁不惜笔墨，为的是讽刺汉武帝重用酷吏，进而导致酷吏政治盛行的行为。历代名家不乏此说者，袁枚在《随园随笔》称史公这种反复强调为“榜书之意”[6]70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称之为“纾其词耳”[6]706。清人牛运震更加直白：“《酷吏传》伤武帝之峻刑也。武帝之世，烦本苛法，以严酷为治，怨愁渗伤，民几不聊其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恻然伤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发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拳拳垂戒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6]704

另外，汉武帝重用张汤、杜周等执法严厉的酷吏，不断肯定其功绩，为他们加官晋爵，这激励酷吏大开杀戒，也导致了阿谀奉承风气盛行，以致于酷吏处理案件时更存在颠倒黑白、不按照法令行事的现象。社会越动荡不安，武帝就越重视对酷吏的提携，酷吏也越投其所好，以杀人为快，而这并不会制止社会的不正之风，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就造成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1]3803的现象。盗贼越多，酷吏越严苛，酷吏越严苛，为了逃避法令制裁，盗贼就越多，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社会更加混乱不堪。细细分析，汉武帝是酷吏政治的“罪魁祸首”，司马迁虽未直接对汉武帝口诛笔伐，却运笔于无声之间，凸现他心中的愤懑与不满。

(二)反复强调各酷吏的武健雅酷和悲惨结局

司马迁反复强调每位酷吏的“酷烈”，称其“以酷烈为声”“以恶为治”。郅都首开酷吏之风。宁成“猾贼任威”，他处理政事就像狼牧羊一样，官吏害怕他甚于害怕乳虎。周阳由在两千石俸禄的同僚中，最暴酷骄恣。义纵断案无论罪轻罪重，一并处死，私自入狱探视犯人的人也都处死，可见其执法何等的酷烈。王温舒的酷烈政策导致流血十余里，威慑程度从之前酷吏的“道不拾遗”到“野无犬吠之盗”，他的残忍几乎罄竹难书。也难怪茅坤对司马迁把王温舒写入杨仆传的做法解释为：“温舒残暴所不能尽载本传者，复见之杨仆传中。”[14]529总之，司马迁对酷吏的酷烈丝毫没有隐晦，表示出对他们的批判。然而，正如李晚芳所言：“张酷吏之威者天子。”[6]703若不是汉武帝的重用与扶持，酷吏又怎么会凭着其严酷残忍久得圣恩？酷吏为虎作伥的背后是汉武帝的支持，司马迁这里又把矛头暗自指向了汉武帝，虽然较为隐晦，但细细思量，也算是史公极其用心的文字。

另外，司马迁反复指出酷吏最后的结局，命运几乎一样的悲惨，除了赵禹之外，无一善终。郅都被斩，周阳由弃市，张汤自杀，义纵弃市，王温舒诛灭五族，减宣自杀等等。司马迁对他们的悲剧命运有所同情，他们是政治和皇权的牺牲品。当皇帝需要酷吏的时候，他们受器重、被重用而青云直上；不需要的时候，则弃之如敝履；若触犯了专制皇权，更难免族诛之厄或牢狱之苦。[15]司马迁在反复强调酷吏悲剧命运的时候，是为了突显酷吏背后的皇权象征——汉武帝，是为了批判讽刺汉武帝，这也正是司马迁的讽喻之意所在。

综上所述，从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弊政和司马迁的生平遭遇而言，造成了司马迁创作《酷吏列传》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从《史记·酷吏列传》分析，司马迁采用了层层递进，反复强调的讽刺手法，展示出汉武帝对酷吏的支持，酷吏集中出现于汉武帝时期，且残忍性越强，品行越差这一系列的现象，其目的是批判汉武帝，更是为了劝谏汉武帝，希望可以恢宏大体，治本清源，恢复汉初宽缓不苛的政治局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讽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