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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动编码理论与《在切瑟尔海滩上》的悲剧情节叙事

2019-12-26杨亭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9年10期
关键词:叙述者书面编码

杨亭

(西安交通大学外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首先,何谓行动编码理论(proairetic code)(Prince:161)?近年来,众多叙事学者均在其著述中论述过行动编码的概念。简言之,该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指称意味着,先由一种编码声音(巴特),亦可称为反映者(詹姆斯)构建一个所指对象(雅各布森)表现出的行为序列,该序列又可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序列,并借助故事与话语的叙事结构(查特曼)、叙事的形式与功能(普林斯)及指涉编码(巴特)由叙述者调节该行为序列的文字描述中的某些活动赖以实现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体裁及文化实物,再通过详述性话语(托多洛夫),使其与其他一些活动相关,最终整合成一些更大的活动,以实现由细节叙事构成的情境在整个情节建构中的编码。组合叙述序列的方法为交替、连接和嵌入及联合(Prince:94)。其次,何谓悲剧情节叙事?一般而言,该叙事文类与悲剧情节的核心(叙事学又称限制性母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在逻辑及叙述行为上要实现其因果-时序的连贯性,需借助如亚里士多德话语体系中的识别与陡转等方式的调节,以实现对叙事情境、场景与事件等情节构成要素的表述及引起读者与受众强烈的共鸣与通感,尤其对叙事学上的隐含读者与隐含受众而言更为如是。有鉴于此,伊恩·麦克尤恩(1948—)的《在切瑟尔海滩上》(2007)便成了笔者近来研究的对象之一。

1 行动编码理论与《在切瑟尔海滩上》

书面文本《在切瑟尔海滩上》由五个章节的叙事构成的。肇始于新婚夫妇爱德华和弗洛伦斯的蜜月晚餐。第二章系倒叙。叙述了两人从相识、相吸至相恋的过程,又以嵌入叙述的套层结构植入了各自的家庭状况、求学成长及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方面的差异。第三章接续前回故事的叙述,运用了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手法,内心独白式的心理描写尤为细腻。第四章系追叙。闪回到两人认识之后的来往以及拜见双方父母,着墨最多的是爱德华与未来岳父母的见面。该章对两人家庭背景之悬殊的详细刻画,以此做伏笔,暗示两人不可逆转的悲情结局。最后一章的情节铺就是通过更为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而使叙述顺序逆转、频率延宕、时距拉长,从而为悲剧效果做足情态铺垫。就该文本的跨媒介叙事构架而论,其中的编码声音均为并列的、叙事价值等同的男女主人公—叙述者爱德华和受述者弗罗伦斯。其构建的所指对象为该情侣对初夜的焦虑性认知,并以叙述视点为第三人称作者—观察者的内聚焦异故事显性叙述者对他们自己的事情以同故事主人公的身份进行叙述,构成了第一个行为序列。书面文本的叙述如下:他们两人既年轻,受过教育,在这个新婚之夜又都是处子之身,况且还生活在一个很明显不可能谈论性困扰的时代。

两种叙事对男主人公的家庭、其母及其遭际等的叙述构成了第二个行为序列。书面文本是这般叙述的:她的父母并没有像他们早前害怕的那样对他的父母颐指气使,而他母亲也没有什么举止失礼的表现,或者把此番场景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

此外,男主人公之母的不幸事故在书面与电影叙事中分别是通过不同的叙述手段实现的。如,上述即是下文更具体描述的伏笔而不是预叙。书面文本如是:那块沉重的金属边缘砸在马乔里·梅休的额头上,那股力量足以使其颅骨骨折,转瞬之间,便将她的个性、智力和记忆混作一团。电影叙事则是通过时间误置返回到过去的回切性双聚焦镜头及受众的视觉化凝视与心里联想实现的。在电影画面中,只见人群熙攘,都忙着赶火车。就在其母刚要经过火车车门的一瞬间,不幸发生了。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上述两个行为序列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更大的行为序列,完成叙事的整体性,最终成为一个复杂的故事。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叙事交流中的叙事主体,即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并置的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等和叙事客体,即认识论意义上的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叙事话语等通过连接、嵌入和交替及联合等方法实现的。

2 《在切瑟尔海滩上》的悲剧情节叙事

悲剧情节的生成效果可借助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的话语体系。其对实现悲剧效果的两种方式,即识别(包含发现与突转)与陡转(包含突变与倒转)之论,可作为解构该叙事文本的圭臬。作为跨媒介叙事,该文本的叙事结构仅在叙事情节、形式与功能上对其悲剧意义效果的生成可做如下分析:若从叙事编码声音维度而言,男女主人公爱德华和弗罗伦斯属于异故事显性叙述者;若从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维度而言,其叙事的顺序、时距与频率依次为: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书面叙事)对回切(电影叙事)、两种叙事讲述的均是八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及其重复叙述。而叙事空间所包含的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均是切瑟尔海滩上,两者的话语空间则是宾馆的一个房间里。这些情节构成要素借助叙述者对以上活动赖以实现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体裁及文化实物,通过详述性话语的叙述、描写及议论实现的。具体到亚里士多德的识别与陡转之论,“识别指的是主人公所经历的从无知到知之的变化过程”(Prince:170),包含其对事实真相的发现与感情行为的突转两个方面。譬如说,正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对性的认知上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调和的误解,也即叙述者与受述者还非知晓者,还未熟稔相关的知识,便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讲述与展示促成了其在道德和情感上距离的不断拉大及行动上的巨变和最终的分道扬镳。这种交际行为在书面叙事中产生的情感功能主要聚焦于叙述者的语段。如下文所述:他们各自都担心着晚餐过后不久将要来临的那一时刻,届时,他们的成熟期将接受考验,他们也将一起躺在四柱大床上,把自己向对方袒露无遗。

此时的理想化隐含受述读者就会通过故事情节中对这种差异和误解的详述来识别当时的英国社会——20世纪 6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西方社会正处在一场性革命与反文化运动之际,人们的身心也处在一个巨变期。正如如下文所述:这依然还是那个时代——它会在那著名的十年里渐渐消亡。年轻意味着是社会的累赘,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标志,一种多少有点尴尬的状况,对此,只有婚姻才是治疗的开始。

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陡转的情形便发生在了主人公身上,因为故事得以继续发展的环境出现了突变与倒转,从而在行动编码上构成了一个元行动符号及隐性叙述者随后对此的评论。譬如说,男主人公的母亲经过火车门事件后,一下子成了智障者,这就对女主人公最终离弃男主人公起到了催化作用,极大地加速了悲剧结果的产生。真实作者就是利用这种悲剧情节叙事上的识别与陡转功能以第二自我的身份实现了对此种文化变革及爱情悲剧的宏大叙事。这种把整个叙事情节建立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体裁及文化实物的建构过程的宏大叙事即是叙事学意义上的行动编码理论生成的过程,充当着具体的行动编码过程中的行动单位,并结合时空体等叙述元素构成一个单一的行为序列,最终由隐含作者及叙述者和受述者调节成一个更大的行为序列,直到完成整个行为编码过程,实现叙事尾声的闭合及悲剧艺术叙事的陌生化效果。

3 结语

在该文本的书面叙事中,显性的全知叙述者通过对叙述的内部分析,讲述对主人公的感想和印象,又通过隐喻方法的相似关系及转喻方法的邻近关系,使叙事的主导母题转化成了变异母题。而在电影叙事中,由于完整的回切镜头填充了因叙述省略而产生的空白,且开放性的叙述闭合更增添了电影叙事情节的神秘性。连接、嵌入和交替及联合方法的运用使得故事叙述因果-时序的连贯性、逻辑-时间链的构成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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