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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异株的中日传统节日
——论日本中元节与盂兰盆节的分化

2019-12-26

文化学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亡灵祭祖道教

杨 琼

盂兰盆节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历经漫长岁月与本土文化结合,最终形成日本第二大传统节日。中国的盂兰盆节集佛、道、俗三方特色于一体,是能够体现中国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却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衰落,日本的盂兰盆节却变成一个仅次于春节的盛大节日。耐人寻味的是,源自中国的日本盂兰盆节却不似中国将道教中元节和佛教盂兰盆合为一体,而是将“中元”等同于“送礼”,独立于盂兰盆节祭祖节俗之外。本文将梳理、比对、分析中日两国盂兰盆节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源流中寻找日本中元节分离于盂兰盆节的原因,以期从另一角度考察中国传统节日在日本的传播与变异。

一、中日历史上的盂兰盆节

(一)中国的盂兰盆节

佛教传入中国后,南北朝时的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尊佛教为“国教”,使得盂兰盆会在佛教界大为盛行。同一时期,道教产生了“三元说”,规定一月、七月、十月的望日为天、地、水三官诞辰,七月十五这天本就是中国祭奠先祖亡灵的日子,两相结合形成了中元祭祖的道教节日。而产自中土的《盂兰盆经》将佛家结夏安居最后一日的“自恣日”安排在中土道教的七月十五“中元节”,从而使得道教中元节的祭奠先祖亡灵成为佛教与道教共同的信仰。

《荆楚岁时记》有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1]其中,“僧尼”即是佛教出家之人,“道”即是道教出家之人,“俗”即为未出家之人,这里应可以理解为佛、道、俗的信徒之众。由此可见,此时中国的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已经出现了佛道相融的现象。

至唐代,盂兰盆节随着佛教的发展,以供佛、供僧为主。公元692~844年,武则天、唐代宗等唐代皇帝对盂兰盆供极为重视,采用佛教仪轨进行中元祭祖,均耗费巨资设盂兰盆会以供佛供僧,使得盂兰盆节大为流行。此时,道教也得到扶持。公元666年,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42年,唐玄宗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命人在中元之日与近臣贵戚宣讲道经,还规定三元之日不得屠宰,不饮酒,在民间得到具体落实。由此,“盂兰盆节”一词开始逐渐被中元节代替。

至宋代,统治阶级对佛教并非十分提倡,使得盂兰盆节由供佛、供僧改为了以盆施鬼,以求祖先亡灵得度。民间常见寺庙僧人募化施主钱米为之诵经,超度先人亡灵的景象。到了明清时期,盂兰盆节的佛教正统意义进一步淡化,成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北方出现了放河灯、做盆会、回乡祭祖、看演经文、放焰口等节俗;南方则有了祭墓、祭无祀之鬼、放焰口、为先祖烧冥衣等习俗。这些都是祖先亡灵超度的节俗习惯,根源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灵魂观,与佛教无丝毫关系。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现世之人可以用功德去转换天神和地鬼的位置,也就产生在地官赦罪的日子,通过施舍钱米请僧道做法超度祖先亡灵,即通过做功德使祖先得道升天,庇佑后人的节俗习惯。

综上所述,经由宋至明清,盂兰盆节逐渐失去了佛教正统敬佛斋僧的精神,顺应时代的需求融入了道教元素、民间百姓娱乐集会的过节方式。此时的七月十五更像是将佛教仪式中的盂兰盆会融入道教的中元节,使其成为中元节祭祖节俗的组成部分。盂兰盆节已成为道教中元节、佛教盂兰盆节的混合体。

(二)日本的盂兰盆节

关于日本盂兰盆节的起源,学界基本认定是从中国与佛教一起传到日本的。但是,日本最初接触到的并非是现代社会以祭祀祖灵为主的盂兰盆节节俗。

据记载,公元606~733年,盂兰盆节均在宫中设斎,齐明朝开始在寺院举行[2]。公元659年,齐明天皇诏群臣于京内诸寺,劝讲《盂兰盆经》,使报七世父母。综上可知,日本人最初接触到的盂兰盆节是以供养自恣僧为主要内容,未见祭祀祖先的痕迹。日本的盂兰盆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单纯的佛教属性和佛教节日特征,这与当时中国盂兰盆节具有僧道相容的特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终止于公元894年,其后至15世纪中叶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日本的武士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成为统治阶层。日本进入中世时期——镰仓、室町时代(1185-1573年)。镰仓幕府开始,佛教不再被王公贵族把控,而是作为信仰开始向民间渗透。民间武士阶层对盂兰盆节的青睐促使了“家盆”的产生,即在家中供奉祖先灵魂的行事活动。至室町时代,幕府内乱、战国分裂,寺院进一步衰落,无力举行盂兰盆会,民间的盂兰盆节祭祖习俗逐渐取代了平安时代以前的自恣僧供养,“生盆”开始出现。日本的盂兰盆节在这一时期除了供养祖灵,还出现了万灯会、施饿鬼的仪式,这些变化的产生与中日两国在此期间加强了民间经济文化交流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现实社会的需求和本土宗教信仰的影响。

《中日传统节俗比较研究》中有柳田国男关于祭祖的说法:“祖先成为神,保佑子孙获得好收成。人们丰收后把贡品献给祖灵,与祖灵共享丰收的喜悦,同时祈祷来年再次丰收。这种祈祷丰收的活动自然变成了祭祀祖先的行为。”这段话解释了祭祖习俗的产生之由,也为盂兰盆节的性质改变找到了些许依据[3]。

二、日本中元节与盂兰盆节分化的精神基础

在日本,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停留在附近的山上或者海上,处于混沌状态的灵魂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只有经过子孙的祭拜,灵魂才能得到净化,成为具有神力的神灵,并和之前的祖先神灵化为一体。这样,通过人们的祭拜使祖辈的祖先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形成氏神。氏神并不像中国的神仙一样住在另一个世界,而是住在氏族居住地附件的山上或者岛上,他们保佑子孙、带来农业的丰收,因此,祭祖活动是人们得到祖先庇佑的一个条件,祭祀与供养氏族神以及尚未成为氏族神的祖先便是盂兰盆节最重要的目的,是联系逝去的祖先和现实中人们的一条纽带。

日本盂兰盆节历经了漫长岁月的变迁,实现了由最初的供养自恣僧到以祭祖为主的质的改变,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对日本祖先信仰诉求的满足。这与中国的盂兰盆节中产生祭祖节俗的道教信仰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日本盂兰盆节没有形成与中元节紧密相连、不可切割的节日的根由,也是日本的中元节能够分离于盂兰盆节祭祖节俗之外,形成赠答节俗的根源所在。

三、日本中元赠答礼俗的形成

上文提到,室町时代的盂兰盆节出现了新的仪式内容——“生盆”,也写成“生御盆”“生身魂”。此时的盂兰盆节不仅是供养祖先灵魂的节日,还是为现世的长辈祈祷健康长寿的节日。其产生源头与日本的祖先信仰有关,人们把对祖先的缅怀之情延伸到在世父母的身上,体现为对现世尊长的祈福之心。关于“生身魂”,撰于1838年的《东都岁事记2·七月篇》解释为“为健在的父母进行祈祷的礼法”,后来亦指送给父母的节礼[4]。

“生身魂”的风俗从镰仓时代开始,室町时代在朝廷和武士阶层中普及,到了江户时代,平民百姓也开始加入庆祝行列。为了祈祷父母安康长寿,人们会给父母亲送去“盆鱼”。这种习惯在《东都岁事记2·七月篇》中也有记载:“中元御祝儀菜荷飯?刺鯖を時食す”[5](中译:此时能吃到中元赠品莲叶饭和青花鱼干)。从中不难推断出,青花鱼干应是在中元节时赠送父母的。或许可由此推断,赠送盆礼的节俗和中元节刚好都在七月十五日,二者因此逐渐融合,形成“中元赠答”的习俗。如此,中元赠答就成了“生身魂”的衍生,是其一般化的产物。

中元赠答习俗盛行的历史也并不久远。江户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渐渐地将“中元节”和“岁暮”当成商业结算的节点,结算时会把毛巾、扇子等物品送给生意上的对手[6];明治时期,日本开始了早期城市化进程,交通的发达和城市的建设促使人们的交际圈扩大,于是,人们将“生身魂”赠答圈扩展到关照过自己的上司和前辈。加上商人们借助日本人的“世话”心理,并利用该时期才有的“お中元”的叫法,将中元和送礼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现在日本社会与盂兰盆节祭祖没有丝毫关系的“お中元”。

四、结语

中日盂兰盆节虽然都是以祭祖为主的节日,但其产生根源有本质不同。中国盂兰盆节深受本土道教思想的影响,中元祭祖是佛道二教的共同信仰。传入日本后的盂兰盆节在本土化过程中由以供僧供佛演为主变为祭祖为主,究其根本是日本氏神信仰的影响;日本的中元节脱离了盂兰盆节祭祖体系发展成为送礼节俗,是两国在信仰上本质区别的外在体现。日本盂兰盆节的历史流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节日在异国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分支。促使中元赠答节俗最终成形并扎根于老百姓生活中的是日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是日本现代社会商业化发展的结果。应该说,日本中元节和盂兰盆节的分化是日本经济行为和信仰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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