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潇潇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0)

1 班昭《女诫》中的女性观

要想较为真实地了解班昭的女性观，《女诫》无疑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渠道。《女诫》除自序外，由卑弱、夫妇、敬惧、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构成，对女性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细致、全面的规定，着力宣扬男尊女卑、谦卑顺从等传统的儒家女性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女性生活准则。在《女诫》中，班昭的女性观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1.1 男尊女卑

将“卑弱”作为《女诫》的第一篇，便可知班昭对女性卑弱地位的肯定和强调。班昭认为，女孩生下来三天后，就应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选自班昭《女诫》，以下凡引《女诫》均不再注明)，并进一步阐释“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也就是说其认为女性生来就是卑弱的，低人一等的，并指出这是“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

因此在夫妻家庭生活中，班昭将家庭的统治权完全交给了位“尊”的男性，“夫不贤，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表面上夫妻双方同样要“贤”，但实际意义却大不相同。丈夫的贤是用了来“御妇”即驾驭妻子的，而妻子的贤是用来“事夫”即服侍丈夫的。一个“御”字，一个“事”字，就将夫妇双方在家庭生活中的高低尊卑体现得淋漓尽致。

1.2 贞节思想

妻子不仅要对夫君尽责，而且还要贞洁，从一而终。在汉以前，总体上人们还并不太重视女性贞洁，因此贞女、节妇在这一时期也都为数不多。到西汉后期，刘向撰《列女传》，通过一个个通俗易懂的事例，向女性大力推崇、宣扬贞洁观念。如蔡人有恶疾，其妻之母劝其改嫁，其妻曰：“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1]贞洁不仅表现为夫在不去，还表现为夫死不嫁。陈寡孝妇，夫早卒无子，其母欲嫁之，其欲自杀以抗再嫁。此外《列女传》中也收录了一些反面事例，如鲁桓公妇人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结果害鲁桓公失了性命。

由于君臣的积极倡导，到了东汉时期，贞洁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认同，而许多女性则更是以此为行动指南，努力维护，守贞，从一而终。在“专心”篇中，班昭引《礼》曰：“夫有再嫁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我们可以看出，班昭同样赞同“夫在不去”的思想，认为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不可以再嫁。

1.3 务于家室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生活模式，操持家务被视为女性的天职。男耕女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基本的生产方式，《礼记·内则》就曾指出：“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2]《焦仲卿妻》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除了纺织这一基本职能外，汉代妇女还需掌握音乐方面的技能。统治者认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功能，《乐记》中指出“乐礼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也”。因此统治者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学诗书”。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3]。然而班昭却认为，为了“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女性应该“执勤”，也就是“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继祭祀”，也就是“清净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班昭也对妇功做了新的阐述。妇功“不必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而要想做到这些也非常容易，“唯在存心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班昭将女性的生活范围完全限制在家庭之内，否定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将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职责进一步固定和强化。

2 班昭《女诫》女性观与汉代妇女现实女性观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身为女性的班昭，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理想的、完美的，其实这种女性观与汉代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念、行为等方面中体现出来的女性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1 尊卑观念方面

汉代“男尊女卑”的观念虽然已经趋于成熟化和定型化，“夫为妻纲”也被视为是夫妻关系的重中之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封建社会中，不论是法律制度，还是伦常礼教，体现的都是统治者的意志，它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阶级的权益。

如汉代就明确承认并保护汉公主在婚姻生活中高于男子的特权，“列侯尚公主，国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阳曲于阴耳”[4]。西汉广川王刘去的王后欲专擅王爱，便大肆残害其他宠姬，以致“燔烧烹煮，生割剥人”[5]。由此可见，在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盛行的汉代，虽然妻妾从夫是主流，但在这一主流之外，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礼的行为，公主欺辱夫君之事时常发生。而在宫室之外，悍妻亦时而可见，著名的如梁冀之妻、冯衍前妻等。这些都是不符合“男尊女卑”主流思想的现实存在，也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的女性观与汉代现实女性观的相左之处。

2.2 贞节观念方面

为了防止女性淫乱带来的家族血统不纯，男性一方面外在地制定了一系列的礼法规则约束女性，将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另一方面则是从思想上不断向女性灌输儒家的贞节观念。虽然如此，但总体而言，秦汉时期社会风气仍然比较开化，女性也比较自由，贞洁观念比较淡薄，是秦汉时期两性关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只是儒家的理想，而并不是社会现实。上至嫔妃，公主，下至平民百姓，男女私通，夫死改嫁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汉景帝的王皇后入宫前就已为人妻，成帝赵飞燕多淫乱丑闻，司马相如与寡居的卓文君连夜私奔等，这些表明弃夫再嫁的现象在当时还是比较常见的。

虽有刘向作《列女传》，班昭著《女诫》，君主也曾多次通过嘉奖来倡导正统的儒家女性观，但这都并不能表明在汉代遍地是烈女、贞妇。封建统治秩序从理论的确立、完善到成为全社会妇女的评价标准，进而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2.3 活动范围方面

虽然儒家不断倡导女无外事、以衣食为务的思想，“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6]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并非如此。除了衣食、纺绩外，汉代妇女还从事许多广泛的户外活动。“妻子耘于前”[3]，《氾胜之书》中也提及“长女”和“大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汉代从事商业活动的女性也不为罕见，汉高祖刘邦常从王媪、武负处贳酒，这二人便是在街头开酒店的女子。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便也是开的酒肆。此外女性还从事贩卖活动，董偃之母“以卖珠为事”，刘备之母“贩履、织席为业”[7]。汉代亦有女官，邓太后就曾师从班昭习经，《周官》中亦记载有世妇、内宗、外宗等。另外，汉代女性亦有不少从事雇佣、女乐等活动。她们的足迹遍及后宫、士大夫之家，《汉书·礼乐志》记载：“是时，郑声尤胜。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

可见，事实上，汉代妇女并没有完全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她们虽然以纺织、饮食等家庭的活动为主，但是也经常能够并且可以参加一些商业、手工业等户外活动。因此，在汉代，男外女内只是儒家学者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3 结语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虽然不乏像董仲舒、刘向这样积极倡导儒家女性观者，但其影响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之后由于被写入具有“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儒家女性观从而获得了法规地位。到了东汉后期，班昭《女诫》的出现表明，女性不仅已经接受了这种女性观，而且开始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些规则。而随着其传播的日渐广泛，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也必然带动汉代整个社会儒学化的扩展和加深，东汉后期孝女、节妇的大量涌现，就表明，儒家女性观对现实妇女的影响越来越大。隋唐之际的女性观虽然较之前代比较开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代妇女地位的本质改变。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女性观最终终于僵化，女性逐渐沦为礼教化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在静静衍生着一股反抗封建礼教，倡导女性解放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