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妍妍

目前，学术界对包拯廉政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还存在着对某方面的探讨不够细致的问题，尤其关于包拯思想形成因素的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以包拯廉政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个人背景为切入点，探讨包拯廉政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包拯的廉政思想内容作简要阐述。

一、包拯廉政思想成因

(一)法治氛围良好与选才制度规范

北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鉴于五代国祚短促原因之一——吏治败坏，于是整顿吏治、严谨立法、健全监察制度，贪官污吏一旦被查，定会惩以重法。“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侍御士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1]宋朝对贪官污吏处以重罚的同时也对清官施以嘉赏，鼓励官员廉洁为官，包拯遂成为北宋清官的典型代表。

宋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大兴科举选拔人才，摒弃只问门第出身的门阀选官制度。科举制度为平民有志人士实现仕途理想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充分施展政治才华。这些有志之士也因自己长期处于基层，从而对底层百姓特别关心与同情，一旦他们走上仕途，便集中精力来实现自我政治抱负，不负统治者期望。包拯、欧阳修就是宋代众多有志之士的佼佼者。欧阳修曾说过：“顾我实孤生，饥寒谈孔孟，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2]他们在进入仕途后也必将自身的优秀人格魅力发扬光大，做出彪炳千古的成绩。也正是有了这样有识之士为宋朝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时期才显得勃勃生机。

宋朝统治者对法律极其重视，统治者重法，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认同法治的重要性，加上官员本身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宋朝重法成为一种常态。仁宗期间，枢密副使富弼曾说：“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3]宋朝统治者在治国过程中以法为本，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宋朝的进一步发展。坚持以法治国、法律至公无私，是宋朝士大夫普遍认同的思想，这也体现出宋朝官员较高的法律涵养。宋初君臣制定了一系列以法治国的政治方针，法制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法治体系，包拯的廉政思想则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

(二)积极和谐的君臣关系

宋朝君臣关系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也是和谐的典范。宋初就形成了“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和优待文士”[4]这一规矩。仁宗与包拯的君臣关系开明而自由，这在中国古代是十分少见的。仁宗对包拯的赏识与包容，使得包拯更加坚定以廉洁从政来报国报君之心，在仁宗的支持下，包拯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去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统治者的支持，使得包拯有信心面对各种贪腐行为，并将其绳之以法，在处理贪官污吏时能无所畏惧，最终能做到直言正谏。包拯去世后，其门下张田在包孝肃公奏议题辞中评价道：“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处之当路。公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5]包拯的成功与仁宗的开明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仁宗支持，包拯仅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纵观历史，几乎每朝都有着像包拯这样的臣子，但并不见得每朝都有宋仁宗这样开明的君主，所以说，贤臣遇明君对于包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仁宗成就了包拯。

(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一直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个人道德修养提高，才能治理好国家。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影响了代代儒家学子的人生选择，包拯也不例外，其廉政实践正是包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包拯所表现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之乐”的情怀与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他提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6]在包拯看来，只有民安才能国安。在奏议中，包拯多次提到：“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7]并且多次强调民本最重要的莫过于没有苛捐杂税的压迫。

“儒家思想对包拯廉政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包拯自觉地以儒家价值的标准和圣贤之人的精神境界来进行自我激励，自我修养。”[8]包拯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如包拯一生中写过唯一一首诗作《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9]

包拯用秀拔的木材和精炼的钢来告诫自己，要做无愧于史书廉洁清明的百姓父母官，时刻提醒自己为人需要遵守自我准则。

因包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较大，自小饱读圣贤书，经典著作中的真知灼见给包拯提供了坚强后盾，包拯时刻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生活中秉持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0]的道德信念，也时刻践行廉洁政治理想。自先秦儒家开始，历代士人都强调廉政的重要性，《礼记·礼运》也有所记载：一个国家，不管大官还是小官，都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君臣关系良好，国家就会富强起来。这一“廉政”思想也得到了包拯的拥护与支持，不仅将其作为自我为官标准，同时写到家训中，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为官人士来践行廉政思想，朝着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目标努力。

(四)优秀家庭门风的传承与激励

包拯，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生于庐州，嘉祐七年(1062)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包拯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楚国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为包拯的先祖，在楚国面临灭亡的时候，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11]。先祖给包拯树立的范例，给包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有着良好的家庭氛围，包拯得到了优于他人的教育熏陶，“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重视知识，热心对子女的培养，使包公自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与熏陶”[12]。包拯的家庭背景对包拯的性格以及政治抱负与实践，都有重要影响。“包公有着充实，高尚的生活情趣，工作之暇，不是栽花植树，便是看书写字。”[13]高雅的生活情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包拯高尚的情操，使得包拯坚守自己廉政为官的准则，断然不会与北宋官场上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包拯自视普通，“臣生于草茅，蚤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确然素守，期以勉循”[14]。受父亲包令仪的影响，包拯从小就有上报君亲、走仕途为大宋朝廷服务的决心。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考中进士，因父母年迈，请求在庐州附近就职，奉孝道直到父母相继去世，服丧结束后，包拯才赴任天长知县。正如学者陈旭评价的那样：“孝亲思想是包拯思想中的主要部分，在家孝亲，在朝忠君，孝亲是忠君的基础，孝亲忠君是一个整体思想结构。”[15]包拯的孝道、忠君、廉政看成一个整体，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包拯在政治生涯中赢得了无数称赞，不管是百姓还是同僚对他都由衷敬佩与敬仰，就连村妇孩童都知道他的名字，尊称他为“包老”“包公”。与他同为官的欧阳修曾评价道：“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16]

包拯治家十分严格，于家于国，都称得上是时代楷模，南宋吴曾在其所编纂的《能改斋漫录》中收录了包拯家训格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珙者，孝肃之子也[17])包拯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后世子孙也严格要求，为了让子孙牢记家训，命包珙刻石立于堂屋东侧，以时时警告家人，以为劝勉。

综合各个方面的原因，包拯形成了以“廉政”为中心的为官准则，并且包拯一生都在践行这一政治愿望，为官二十余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包青天”这一称号则是历史所给予他最高的荣誉。

二、包拯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心民生，铲除贪腐，为民请命

包拯一生为国为民，为了能够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一直以传统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仁宗时期，包拯建议仁宗对于朝廷有贪污行为的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制，且日后不许再入官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18]

北宋中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层层剥削压迫百姓，包拯因此多次上书力求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他极力请求仁宗“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19]，并就此提出很多整顿腐败的具体方法与措施，《包拯集》中也有很多为百姓请求轻徭薄赋的奏疏。

(二)完善选官用人制度，公平合理选才用才

首先，坚持奏荫子弟考试制度。宋朝的“恩荫”选官制度，也称“奏荫”，是一种对官僚阶层的奖励，宋朝官员的后代免试就能做官。这一制度搅乱了宋朝官场的秩序，严重影响了宋朝的统治。为解决“恩荫”所带来的问题，宋初期对其作了调整，要求官员的子弟需通过考试，考试结果达到相关要求才能做官。有了这项规定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学问”。改革后的选官用人制度深得包拯的赞赏，称其为“诲人育材之本也”[20]。

其次，谨慎选官，人尽其用。包拯认为，只有正确运用选才方法，才能获得真正的人才。在选才过程中，只有以人的德行为基础、以“忠”为核心的为臣之道来辅助，才是为官之本。也正是“以贤知贤，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谓也”[21]。此外，包拯提出打破阶级枷锁，不分阶级选拔人才：“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22]包拯认为在选拔边关将士时，应最优先考虑将士的取胜能力，也就是“沿边将帅尤在得人”[23]。这种唯才是举的选官方法，提高了当时北宋官员的整体水平，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包拯因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被世人熟知，包拯又被百姓称为“包青天”。在包拯任枢密副使期间，为了保证宋朝司法能够得到高效运行，曾经建议仁宗：“督责有司，精择逐路按察之官及诸州长吏，有不任职者，即令黜罢……如庸懦不才者，速具体量充替。”[24]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对包拯有这样的描述：“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25]包拯因长子包繶去世而改知庐州，包拯亲戚看到这种情况，便开始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甚至扰乱政府。有一次，包拯的舅舅因为强行霸占了百姓们众多田产引起公愤。按照常理，舅舅属于外甥的长辈，作为晚辈不能去惩罚长辈，但包拯完全不顾这些私情，直接下令将舅舅逮捕起来并施以笞刑。其他亲戚看到包拯如此铁面无私，在此之后都收敛很多。至此，庐州百姓更是称赞包拯“外甥有理打得舅”，而这句话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赞扬包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包拯的思想无一不体现着他一心为民着想、关心国家、弃情选法的高尚情操，同时为其赢得了彪炳千古的资格。明朝文人胡俨对包拯也是十分赞赏，曾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著于朝堂，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著史册者，章章矣。”[26]

三、结语

纵观历史，只要是彪炳千古的贤臣名将，都是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来实现自己忠君为民的政治理想。廉洁清正、忠君爱民的包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政治抱负，同时能缓解百姓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贪污之风盛行的官场得到些许改善，从而实现宋朝的国家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包拯以其坚定的意志力践行政治理想，他为后人在道德修养、为官处世方面提供了模范与宝贵的经验。

事物都是变化与发展的。包拯的廉政思想同样如此，北宋特定的时代环境造就了包拯的廉政思想，也导致其有着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性。所以，要想使包拯的廉政思想传承下去，必须认识到它的不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包拯都是值得肯定的清官。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他的品德与修养在当今也是值得世人学习的。时代在变迁，但包拯的廉政思想对如今的政治建设与国家建设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去挖掘包拯廉政思想的现代价值，最大力度地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实现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