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姣姣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00）

1 上海儿童保育会概述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受国际保护，环境相对稳定，具备开设上海儿童保育会的优越条件。此外，上海地区是最早开放港口城市，富人齐聚、近代交通发达，慈幼事业在传教士的倡导下出现了繁荣景象。因此在上海建立儿童保育会有足够的物质、实践理论基础。

上海儿童保育会最早是在陈鹤琴、陶行知等倡议下创办，经过几个月准备，于1938年6月正式成立。在该会成立初期，会员积极开展了筹备活动成立理事会，由社会教育家陈鹤琴、吴志骞、李瑞华、王国秀，政治家陈济成、周邦俊及许多工商业主等39名组成。 理事会管理保育会一切事物。其主要职责包括讨论会员大会之议决事项、儿童保育之规划事项，会务进行事项，经费筹募事项等。理事会下设职权明确的四部机构，“总务部主持文书、会记。经济部主持募捐经费，核定预算，决算。事业部主持调查统计进行指导。编辑部主持编辑、研究、报告、出版、发行等事”[1]。各部设主任，主持各部事项，设干事若干人，办理具体事物。从该会组织来看，行政机构简化，分工明确，适合战时救济工作的要求。

难童救济工作需要大笔资金，为此上海儿童保育会进行了一系列佂募活动。在《新闻报》中该会发文“现已经收容街头之丐童报童以及流浪儿童二百余人，现今资金困难，日常生活用品如牙刷、毛巾面盆等均感缺乏，特向各界人士公开招募”[2]社会组织和热心人士也积极响应，节衣缩食为难童捐款，佂款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例如在四川路青年会进行报童同乐会，报童把自己劳动赚来的钱用红衣包好，当众献给救济会，一共得六十五元八角五分[3]。更令人欣慰的是，美国红十字会驻华委员也积极参与捐物活动，“上海保育会获得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美米百货达五千磅。”[4]。在向众筹备的过程中，保育工作者自产商品进行销售，商品由儿童协助生产，节省了生产费用，生产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如：“新款皮鞋男士黑自五十五元至七十元，男士牛皮自三十二元至三十七元，女士纹皮自二十五元至三十元”。[5]

2 上海儿童保育会的主要工作

保育会成立后，针对上海特殊儿童群体报童及成人报贩受教育水平低下，该会决定开设极具特色的报童学校和成人报贩班，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教育方面。后期考虑到丐童、童工悲惨生活境遇，又筹备丐童教养院和童工教养委员会，关注其教养问题。

2.1 创办报童学校

1938年6月上海儿童保育会创建十所报童学校，招生约计500多名。在开办报童学校之前，保育会进行了广泛地调查工作，他们通过家庭访问的形式将报童每日贩报份数，批发价值，所售款数，缴纳家庭费用和个人费用情况。在调查后保育工作者发现报童经常截留售得报款的一部分或全部，任意挥霍，并形成了诸多不良习惯，如赌博乱吃零食等。保育会通过调查报童相关情况，并做这些记录是使报童与其家长明白，应该鼓励报童节约储蓄，自力更生，用这笔多余的钱经商或是深造学习。

在组织报童方面，保育会采取了申报馆的提议。以各区为单位，各校报童，就贩卖地点分组，在同一地点贩报之报童成为一组。在组织中以组为最小单位，组上面为队，队上面为团。组设正负组长，一校为一队。队设正负队长，十对为一团，团社正负团长。在训诫过程中为了达到培养报童团结合作服务社会的效果，保育工作者首先训练报童领袖，之后进行全体报童的训练。

报童学校为了防止闭门造车，开设了许多学术演讲，做学术上的研究，如曾聘请吴纯良、徐宝谦、陈伯吹等。在平时上课过程中，报童平日可以免费阅读《议报》、《华美》、《申报》等报纸，在教师和报纸的引导下，报童的政治觉悟和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宣传抗战救国，报意报拒卖汉奸报，成为上海孤岛上振奋人心的爱国义举，也是报意学校工作达到高潮时期。据第七报童学校的学生肖舟回忆，“他们曾经在吴宝琴、徐愠珠的教育下，纷纷宣誓，为抗战救国，不卖汉奸报，并且肖舟所在的报童学校积极卖报捐钱救助抗战，并成立报童书社服务社，为中共进行抗日宣传，并参与新四军的抗日斗争。”[6]

2.2 开办报贩班

在调查报童生活时，保育工作者发现，成人报贩对于报童入学多加阻扰，考虑到成人报贩文化水平低下，保育会决定开设报贩班，预计每个报贩班收班四十人至五十人，五班招生总数为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

在地址选择的过程中，保育会根据报贩居住最多的区域，确立了五区，分别为：(一)静安区一班，（二）卡德区一班，（三）棋盘区一班，（四）大自鸣钟区，（五）九星区一班。在招生过程中，报贩学员由各区报头负责招生，由报馆保送，申报为了鼓励报贩积极入学对成绩优秀者发放奖金以资鼓励，并为每个报贩准备一个报袋。报贩入学除了申报担保外，还须有其他同学二人连环保证报贩经常到校，并纳入保证金一元，等课程结束时才能退还。为了加强对报贩的指导，申报要求每半月集合所有学员进行精神训诫及职业指导，以便养成报贩敬业乐业的精神，改善不良习性，申报制定训诫信条“1爱团体、2守纪律，3有礼貌、4讲卫生、5肯节约、6求知识、7、要互助，”规定报贩八不许“1不私斗、2不骄傲、3不依赖、4、不赌博5不懒惰、6不吵架、7不撒谎、8不卖汉奸报”。[7]

报贩团体宣传社会文化，保育会设置了国文、尺牍、常识、报务道德等课程。除了教授这些课程外，报贩班与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合作，《议报》、《新闻报》《益世保》可以免费让报贩观览，共同商讨时事新闻，相互学习。上海报贩班所用书籍全部由总会发送，在教授过程中，保育会注重新文字的推广，鼓励报贩每日用所学新文字记录生活。除了课堂教授知识外，报贩班也开展一些课外活动，如开展节约就难活动，联合宣誓活动。

2.3 筹设丐童教养院

保育会在关注报贩生活的同时，又于1939年创办保育、慧乐两所丐童教养院。在制定章程时规定收容丐童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市政警察送来，二是由各界社会人士保送，三是自愿投院的流浪儿童。保育院对于丐童出院也有相当严格规定。如果儿童有父母，本人父母有力抚养时，经父母认领可以出院。如果是孤儿，入院后必须教养其到成年，等儿童有谋生技能而能自立时，才可离院。

在教养方面，丐童教养院将经过筛选的孩童根据聪明程度高低分五级，分采取分班教学方式。为了节省资本，教室成为了孩童生活与学习的公共场所，在每间教室角落里均摆放丐童被褥，白天教室用来上课，儿童主要学习国语、算术等基础课程，除此外教员也眼于他们未来生计问题，特聘请理发师、缝衣匠根据丐童能力和水平，教其缝补、理发等技能。课程结束后，教室自管，每间教室每日有人监督，并由丐童轮流收拾清理垃圾。儿童吃饭时采取集体模式，由队长各人派给一小盆蔬菜，全体人员席地而坐，餐厅秩序有专门人员管理，除了正常三餐之外，为了增进儿童体质，每星期给丐童增加牛奶、水果等营养食品。

2.4 设立童工教养委员会

童工问题一直是保育会关注焦点之一。为此，保育会特设童工教养委员会对童工问题展开研究。为了解童工情况，教养委员会制定相应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十分详细，包括童工方方面面的信息：一、姓名，二、性别，三、年龄，四、籍贯，五、工作种类，六、工作时间，七、工资，八、已经工作时间，九、身体概况，十、家庭概况，十一、教育程度，十二、其他。这些调查表格为儿童教养院改善童工生活提供了依据。[8]

童工教养委员会将调查实况制成统计表，作各项研究。他们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儿童工作之原因，童工年龄是否正当，若早期工作，阻碍童工发育，当如何救济。二、童工工作时间是否适当，若过度工作，影响健康，应如何改进。三、童工工资是否适当，若报酬过低，如何提高。[9]

在调查和研究童工生活情况后之后，保育会采取极为温和的态度对童工展开救济。他们通过宣传改善童工生活的方式，以便引起社会各方人士的注意获得社会捐款，弥补童工在物质上及精神上的缺憾。为避免促成劳资间敌对行为，他们呼吁社会采用合理的手段，如联络工会、与工厂合作共同解决童工问题。

上海儿童保育会救济类型多样，包括童工、丐童、报贩等。在救济工作展开前期，保育会进行调查工作，根据儿童具有的特点，采取合理救济手段，在培养儿童方面，保育会集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为我国现代慈幼事业提供了借鉴。此外，保育会创办的成人报贩班，将近代新闻事业发展与抗战紧密联合起来，为国家长久发展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