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任何选择都有后悔和改变的机会，唯有死亡不能。自杀问题因之严肃而重要，它看似是人如何死的问题，实则在道出人如何生。

中国的自杀情况曾长久地被蒙在黑布里，鲜有人知，费立鹏第一个揭开了黑布，里面的真相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位常被拿来和白求恩类比的加拿大医生，在中國工作34年了，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自杀研究专家。

12月10日，《南风窗》记者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见到费立鹏时，已是下午4点，他看起来似乎疲惫，身材高大，但有些佝偻，身上透着股科学家的认真劲儿，也比想象中严肃得多。

尽管仍有“洋口音”，但他对中文的理解与表达已几乎没有障碍，“只是在农村里会听不懂方言”。

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工作。他知道，与自杀未遂者接触，重要的是情感交流、与数据较劲，需要的是科学严谨。

1990年之后，中国的自杀数据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这时费立鹏已在中国5年，终于等来了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契机。

2002年，他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布了震惊世界自杀学界的《中国自杀率：1995-1999》。其中测算，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23.2人自杀，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否定了此前卫生部公布的13.9人的数据。比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2年全世界自杀人数约80万人来估算，世界上每3个自杀者中，就有1个中国人。

数据很吓人，但还不算最意外的，真正令所有自杀研究者难以接受的是，中国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20%，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这个结果直接颠覆了自杀学界的通行理论和普遍认知，也打破了很多人对中国农村温情脉脉的想象。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几乎都3倍于女性，发展中国家也有1.6倍，并且普遍城市自杀率高于农村。

学界哗然，结论遭到了一边倒的反对，但费立鹏坚持相信，“高收入国家的自杀特征、自杀危险因素和自杀干预模式，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情况”，他决心留在这里。

他说，自杀是扇窗，透过它能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新意外

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出乎意料，随后的情况仍然令人意想不到。

中国的自杀率在高位没持续多久便迅速下降，无论是依据全球疾病负担（GBD）的估计，还是香港大学的相关研究，近些年的降幅都接近三分之二。

这与既有经验再次相悖。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传统理论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伴随着社会失范的过程，城市人原有的社会联系被斩断，人际关系淡化，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将伴随着自杀率的提升。

这类似涂尔干的解释思路，也得到了芬兰和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研究的证实。有学者研究了日本从1980年到1990年间47个县区人口流动和自杀死亡的资料，发现在移民幅度增大时，自杀率随之上升。

但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是为什么？

费立鹏认为，最有信服力的解释，要到农药的使用中去寻找。

“在中国，农药自杀占到60%，但是西方只有1%。”如此之多的自杀人口死于农药，这是发达国家没想到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农药易得，且致死率高，在社会流动性低的年代，困于农村的农民，在轻生念头和自杀行动之间，只需一瓶小小的农药就可以轻易相连。而一旦城市化进程开启，大量人口也就远离了农药。

据测算，最近20年来，大概2亿-3亿农民进入城市或者不再种地。费立鹏认为，这是中国自杀率大幅降低的最主要原因。

农药自杀还展现了另一特点。

一般来说，一个人想死的意愿和自杀手段的危险性直接相关，自杀的决心越强，使用方式的致命性越高。可农药不是这样，使用农药的致死率高，死亡意愿却不见得高。

费立鹏告诉记者，中国农村里使用农药自杀的情况中，大概25%有其他人在场，这代表着中断和救援的可能性，在这种场景里，自杀者的求死决心或许并不强烈，他们仍给自己留下了一线生的希望。

而且根据费立鹏对自杀未遂者的了解，喝下农药的人，存在抑郁等精神障碍的比例并不高，他们寻死前并不一定心如死灰，而可能是在家庭冲突后，恰好手头有农药，一仰头就喝了。

一旦喝了，很可能再没有后悔的机会。“某些农药的致死率能达到80%。”费立鹏说，而根据最近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中农药自杀的平均致死率为 13%～15%，与喝其他药或割腕等方式只有不到2%的致死率相比，相当高了。

“在中国，农药自杀占到60%，但是西方只有1%。”如此之多的自杀人口死于农药，这是发达国家没想到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比照传统经验，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理解。在发达国家，男性自杀死亡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使用的自杀方法致死性更强，女性虽然自杀行为多于男性，但自杀致死率低于男性。

中国女性的自杀率会那么高，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女性的自杀成功率高。

“我怀疑”

在因果性上，费立鹏的研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要走得更深就无法满足于此。自杀方式变化的背后，城乡生态、社会文化、人际心理等的变化仍待被揭示。

很多社会观察家就是从这里切入的。他们发现，在女性自杀潮退去后，将迎来新一波农村老人死亡潮。种种解释随之出现，如农村空了，老人权威与价值感低了。

也有学者试图证明不同农村生态对自杀率的影响，也看到中部原子化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偏高，南方宗族型的村庄中年轻媳妇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记者试图加入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察，引入国内某位社会学者的研究结论向费立鹏询问，他没有听完，摇头打断。“那是猜测，我可以想好多可能的，但是没有确切依据。和村民去谈当然能得出很多解释的模式，但是对不对，要有细致的、长期追访的研究。”

他也提出了对老人自杀的看法，认为缺乏社会保障的患病老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但只要不是建立在长期扎实的实证基础上，他就仍然有所保留。

他不信赖质性方法，不允许研究存在“想象”，采访中，几乎不会给出全然肯定的回答，总是不忘强调“我怀疑”“我不确定”。

對于来自疾控中心的2013年中国各省份自杀率数据，他也是类似的态度，“对不对还是一个问号”，尽管他已在一席的演讲中引用过。

这份数据显示了中国国内各省市区自杀率的巨大差异，天津、北京、上海的自杀率最低，湖北、云南、安徽最高，在男性自杀率上，最高的湖北是最低的天津的7.8倍，女性是9.4倍。

相差如此之大，他也感到惊讶，但参考其他国家存在的类似现象，他部分地接受。

对于数据所呈现的表面规律—现代化水平高的地方，自杀率低—他的解释仍是审慎的，“有很多不能确定的因素，部分还可能因为数据本身是错的，错报、漏报的比例不一样会让结果有出入。”

他给出的唯一比较明确的解释仍然是：“可能因为一线城市农村人口比例低，如果比例高，自杀率也许就会高一些。”

一扇窗

费立鹏曾说，自杀是一扇窗，让他看见中国。这话没错，可应该还有后半句，是他努力打开了这扇窗。

在转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以前，曾有几年时间，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工作。在那里，他建设了中国首条免费自杀干预热线。据说头7年，就收到了超过50万次求助。

他不信赖质性方法，不允许研究存在“想象”，采访中，几乎不会给出全然肯定的回答，总是不忘强调“我怀疑”“我不确定”。

这条热线，为中国社会中真实而残酷的那一面，开了一道能被表达和呈现的缝隙，受伤的人心、激烈的情绪汹涌而来，直抵费立鹏和他的团队。

一旦将它们数据化，和自杀建立起联系，费立鹏眼前的中国，便呈现出另一番样貌。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婚姻的不同看法令费立鹏吃惊。结婚的目的与功能本是保护人，离婚带来伤害和危险，但在中国，事情恰恰相反，离婚承担起了保护人的作用，结婚却意味着危险。

那些在农村中的年轻女性，在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里，不必再束缚于践踏她的尊严、剥夺她的权利的家庭，可以在城市中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拥有了离开的选项，她们的生命空间随之打开，不必在农村窒息到死。

“当然，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问题。”费立鹏补充。中国社会在一开始展现的特殊性，也在慢慢减弱，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接近，现在，离婚的保护因素在下降，危险因素在上升，男女自杀率差距、城市农村自杀率差距都在缩小。

由于某些他从没明确说过的原因，费立鹏的工作后来转到上海，但他依然与北京，与那条热线保持着联系。最近，新的情况出现了。

他发现，热线开通伊始的几年，来电求助者的问题以生活中人际关系遇挫为主，可是最近几年，来电者提到的问题变了，越来越大的求助比例向经济困难倾斜。很多人因为借钱难还，公司效益很差而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与过去都不同的新现象。

越来越多的人打来电话，不一定是想自杀，仅仅为寻求帮助。专业的接线员紧缺而迫切，国内大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做着这件事。费立鹏不赞同志愿者模式，“这不是每月做一两次的事情”。

他相信，一个人为什么有自杀的念头，在承受什么痛苦，要投入时间去了解。偶尔为之很难保持专注，没有团队很难保持专业。

“可是，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到这里，温和的费立鹏突然奋力拍桌子：“我现在就要自杀！”

突如其来的爆发瞬时穿过空荡的大楼，记者内心一惊，表面上仍维持着镇静。他看着记者，顿了一会儿，问：“如果来电话的人突然爆发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接着他自答：“还是得专职人员来做工作，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保证规范化的服务。”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接线员要培训一年才能真正单独承担，“那个不是听两三天的课就行的，要做工作就应该做好准备”。

重头来

现实的另一面是，“心理热线接听比例只有10%左右”。这也几乎是中国自杀预防工作的缩影—太多空白了。

“中国的暴力死亡中，87%都是自杀，4倍于他杀。我们为预防他杀投入了那么多社会资源，可是为预防自杀投入了多少？”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到2030年自杀率再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可费立鹏承认，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不会再像前20年那样容易。

“我们在思路上就错了。”他说，“现在的自杀干预模型和防治想法都要改，否则50年以后还是这样，很难再继续改善了。”

“中国69%的自杀者都是50岁以上的人，三分之一的自杀者没有精神障碍，可是现在90%以上的研究力量放在青少年和抑郁问题上，这部分的自杀比例只占5%。”

“自杀干预有很多可以做，在西方，一个人要自杀，没有任何措施地放他走是违法的，但我们现在，一个人自杀未遂，没有后续跟进，没有人和他来谈。”

在一切能公开表达的场合，他反复呼吁，中国的自杀问题，不只是医学部门的责任，也不单是精神病学能解决的，需要农业部、教育部、媒体乃至全社会的合力，需要各地方的支持。他希望推动建立一个全国预防自杀计划，为此筹办会议、拟定草案，不遗余力，但“推了20多年了，没用”。

在他的理想中，一个适合中国的自杀干预模型靠三根柱子支撑：心理承受力、社会支持网、自杀干预措施。在这三方面下功夫，也许能对问题有所改善。

但每一根柱子，都不是他能凭一己之力支撑起来的。

要加强孩子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得说服教育部门参与，“可它不觉得自己有责任”，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来做，“可它们不认为那重要”。

在中国这么久，费立鹏太清楚高考之于普通中国家庭意味着什么，在那面前，什么都要让路，“心理健康课，就算设置了，也让位给数学考试”。

他觉得中国可以通过改善不公平性来加强社会支持网，经济高速发展了那么久，积累了物质基础，医疗服务系统、社会福利都可以来改善，减小社会差距。

记者向他举西方社会中社团的例子，试图询问其借鉴意义。话未讲完，他已明白记者的意思，皱了皱眉：“根本不应该再谈西方，中国有自己的情况，西方的模式帮不上忙。”

20世纪70年代初，费立鹏还在加拿大读医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都在做自杀未遂者的陪护工作，与这些人交流，他看到了不同的故事和特殊的人生，这是他对自杀问题萌生兴趣的关键时刻。

也是那时候，他认识到，对自杀未遂者的后续关注非常重要，他们很可能实施第二次自杀，急需跟进。在《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中，中国自杀死亡危险因素里，有自杀未遂史，排在第二位。

“自杀干预有很多可以做，在西方，一个人要自杀，没有任何措施地放他走是违法的，但我们现在，一个人自杀未遂，没有后续跟进，没有人和他来谈。”费立鹏很无奈。

“来中国三十多年了，名气和成绩都有了，会比原来容易一点吗？”记者问他。

整个采访中唯一一次，费立鹏语塞式地沉默了。

空气凝固了六七秒后，终于被他的一声叹气打破：“很多人觉得，既然自杀率下降得那么快，干吗还要重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