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2019年12月，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的服务厅里，都争先亮出了5G套餐的广告牌。如果降低其他运营商的套餐规格，购买此运营商的服务还可以获取更大的优惠力度—假如客户有两台手机的话。

“5G竞赛”让通信技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更高的速度、更低的延迟、更广泛的连接。人们期待着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世界：烤面包机自动给面包添加了低脂色拉酱；小狗项圈上不仅有它的名字，还有它的基因谱、遗传病史和狗粮的口味；远程机器人在手术台上忙碌，并不会像医生那样满头大汗。

竞争无处不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中美贸易争端，最受关注的领域也只有一个：5G通信。《纽约客》的数据显示，到2035年，5G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12万亿美元的效益，仅在美国就将增加22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并赠予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

特朗普政府毫不讳言5G背后的政治焦虑，也不介意“暴露”技术竞争的“实质”—挽救经济危机、维护国家利益。

但是，信息技术真的是经济结构中的“救命稻草”吗？在过去，它是否已经充当过类似的角色，因此才让人抱以期待？

委屈的斯伯丁

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总监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失业了。他参军30多年，最近在研究确保5G免受网络攻击的办法，没想到在号召美国企业“团结起来办大事”的方向上翻了船。

斯伯丁的失業似乎暗示了一种现实：虽然特朗普政府非常渴望赢得“5G竞赛”，但是，除了一部分盟友的响应，好像买账的人不算太多—看起来美国政府相对弱势，没法左右国内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

贸易战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指责中国的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向中国提供情报。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约翰·科宁在《华盛顿邮报》指出，华为的设备相当于“特洛伊木马”。像非洲联盟，是继欧盟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国家地区联盟，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总部安装了华为服务器，却发现服务器每天晚上都将敏感数据发回中国。

政治联盟发挥了作用。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已经和美国一道，禁止使用华为提供的硬件。不过，欧盟没有表现得那么坚决，葡萄牙、德国等几个国家都向华为伸出了橄榄枝。加拿大还要依靠华为来进行5G试验。连“自己人”AT&T还在继续使用墨西哥的华为设备，才能为国防部长提供新的技术建议。

针对美国国内市场，斯伯丁的解决方案是，政府从头搭建5G网络，一开始就把网络防御纳入进来。

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美国布局的是毫米波，在30GHz到300GHz之间。毫米波的好处是，波束窄，分辨率高，速度快，数据量大，时延小；带宽多，避免低频段拥堵；组件小，可以紧凑布局。缺点也很明显：传播距离短，需要大量建基站，保证不间断的覆盖范围。

5G的核心就在于频谱的分配。 频谱决定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容量和延迟。在美国，要想从头搭建5G网络，首先要有波长更长、覆盖范围更广的频谱—大部分都是政府专用，商用被限制。如果将现有的用户和系统迁移到频谱的其他部分，再通过拍卖、直接分配等方法释放到民用部门，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这还没有加上纳入网络防御的技术难度。

斯伯丁有理由感到委屈，毕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通信领域的政治决断。

斯伯丁的最后一版方案里，建议美国主要电信运营商Verizon、AT&T、Sprint和T-Mobile组成一个单独的公司，共同为国家构建新的通信网络。结果，本来还在打官司指责对手搞“假 5G”的运营商们听说要“国有化”，飞一般地团结了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游说团队，在政府、国会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

消息传出去的第二天，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Ajit Pai就拒绝了斯伯丁的主意：“市场，而非政府，才最有可能推动创新和投资。”又隔了一天，斯伯丁失业了。斯伯丁有理由感到委屈，毕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通信领域的政治决断。

“伟大帝国需要精确信息”

1803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授权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考察队去调查“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那段时期出现了“勘测热”，至少有60个由政府资助的考察队加入到西部远征的行列。根据William Goetzmann的一项估算，这些探险的成本占整个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目的？“伟大的帝国需要精确的信息。”

联邦政府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信息机构，美国的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地形学、地质学等科学，都是靠联邦政府的支持才形成的。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美国开始向海外派遣考察队，收集有科学价值、经济价值的信息，考察范围遍及全球—从拉美到非洲，从西伯利亚到中国。

直到1872年，美国刑法里还有这么一条：抢劫邮件，死刑。

历史学家Doron Ben-Atar曾说，美国当局只提供对外国知识产权名义上的支持，“实际却批准大规模的知识产权走私行为”。“技术盗版”从美国诞生一直延续到内战之前，在建设“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随着美国开始技术出口，盗版的历史被逐渐“隐藏”起来。二战结束后，整个德国专利局的档案全部被美国查获并重新分配给美国公司。这一点，美国也讳莫如深。

20世纪70年代，经济压力和阶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寻找“追求利润和提高竞争力的替代性手段”，好推动“全盘重组计划”。逐渐，美国政府发现，削弱工会的权力、重建生产流程、压制工人阶级、提供新的利润点的办法，就在信息和网络技术领域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尼克松政府并未以“国有化”的手段来控制新的技术领域，而是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方式来快速操作；而前任总统约翰逊“扩大行政部门制定有效电信政策的能力”的办法，被放弃了。

网络政策改革小组向尼克松提出了三大建议，均被采纳：一是建立一个免于被通信巨头AT&T控制的“实验性”国内卫星服务市场；二是开放公共电信网络周围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服务市场；三是支持引入城市有线电视竞争机制。

很快，在国家经济计划工具的支持下，美国选择了把私人公司推出前台，向全球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美国的跨国公司将信息产品和服务市场开发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部门，然后进入电子行业以寻找新的产品、市场和增长点，最终由美国重建跨境信息体系。1970-1971年，美国商业政策组织宣称：“最广泛的信息‘产业很快将成为许多经济体的前沿……”

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期间，美国软件行业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15亿美元升至44亿美元。丹尼尔·贝尔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正出版于1973年，富有远见地分析了新兴技术的特征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技术正成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新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阶层体系。

同时，“信息化”的过程孕育了两个巨大的趋势。一是探测器、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大量出现，以微电子为核心重新设计，并具有了编程和控制性能。这些新的数字化设备拓展了產业与物理世界的交互边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一是信息通信手段经历了反复的迭代改进，极大地推进了信息的传输效率，这些手段就包括微波继电器、同轴电缆、卫星、蜂窝电话、光纤和无线网络。

1974年，有经济分析师写道：“国际化生产的革命性就在于，广泛分散的生产设施能够被整合到全球工厂之中，正是得益于诸如集装箱航运和卫星通信这样的技术创新。”

当现在的人们回过头去，才会察觉70年代美国政府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引导、大力投资，引发的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围绕通信网络形成的全球化信息资本主义，悄悄地渗入了每一个产业的部门。

“信息资本主义”

经济领域的“不战而胜”，令美国的信息技术模式成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的良药。至少，美国依靠这一模式走出了70年代的阴影。因此，当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个国家依然试图重启、模仿这样的做法。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地将“信息技术”看作“纯粹”的生产力要素，而不会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也就更不会反思其巨大的局限。

当现在的人们回过头去，才会察觉70年代美国政府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政策引导、大力投资，引发的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围绕通信网络形成的全球化信息资本主义，悄悄地渗入了每一个产业的部门。

实际上，信息技术和工业资本主义共享了同一个结构。信息技术的增长，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信息社会时自我扩张的反映。

1968年，也就是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的6年前，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现今人们讨论的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是一个“二选一”，即它到底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的问题。

阿多诺指出，“二选一”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局限。他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当今社会就其生产力状况而言，是一个工业社会，而就生产关系而言，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在马克思的语境里，就是追求利润。

根据阿多诺的回答，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日生活的社会，就其生产力状况而言，是一个信息社会，而就生产关系而言，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之间并不矛盾。作为经济生产特征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型劳动的产生，只是为了进一步追求剩余价值、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所采取的策略。

而且，信息生产要素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冲突不断，比如网络资源“共产主义”运动、知识产权争辩、密码朋克组织或秘鲁自由软件运动等等。

信息技术行业的巨头企业，是时代的受益者。比如苹果公司，手头的现金和流动资产大约在2000亿美元上下，如果放在120多年前，这个位置坐的是铁路公司，然后是钢铁公司，然后是汽车公司。可是，苹果有这么多可支配的资金，为何不去投资？答案是，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营利的行业—资本主义周期律在此再次体现：发展，停滞，然后衰退。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爆发，总是伴随着其自身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信息资本主义正通过更为“现代化”的数字经济方式来重构自我。金融业、银行都在采用新技术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领域的风险也在指数式地增加，完全有能力催化一场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大、更广泛的全球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