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的结尾，流浪的丹麦王子宣告：“时代已经天翻地覆。”

2015年，凯文·凯利的著作《技术想要什么》成了全球畅销书，他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技术独立于人，技术发展的趋势决定天下大势。

后半句从某种程度来看，确实如此。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其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五花八门的技术产品上，更体现上整个人类生活的存在方式上。

就像人类在农业的出现、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即将面临的、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升级—彻底的技术化。近期备受关注的一系列技术新闻，如5G、基因编辑、区块链和量子计算，都带来了颠覆时代甚至颠覆文明的猜测和想象。绝大多数人对“颠覆”的态度是乐观的，认为技术不仅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也给人奉上了“更美、更好”的服务。

问题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积极的意义的同时，它真的拥有了自由、自主乃至开始“想要什么”的“主体性”地位了吗？在所有讲述硬件的更新、软件的迭代、原理的应用的故事之外，技术真的“纯粹”到不包含任何人类影响了吗？

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的故事入手，发现技术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人类选择以及不断调整预期以应对新情况的权宜之策。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技术想要什么”，而是人想要什么。

这是个难题。人类已经在技术的“集置”力量中难以脱身，享受起了种种舒适便利；却又看到技术时代里自身物种的岌岌可危，堪称“左右为难”。而且，20世纪以来，困扰哲学家们的两大灵魂拷问—“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内在关联紧密。

同时，技术和文化、宗教、历史有很大的区别，后者们属于各地的“特殊产物”，不是世界性的“公共产品”，但是技术却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技术的全球化意味着真正的“环球同此凉热”，“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是所有人都难以回避的命运。

连海德格尔也圆滑地对技术既说“是”又说“不”，自己不开车，但是坐太太开的车。不过，他引用了一句荷爾德林的诗来表达信念：“哪里有危险，哪里便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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