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昂琪

摘 要：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杜佑怀着立言存世以资治道的宏愿，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本文通过分析《通典》迥异于前代史书的体例编排——全书置“食货”为首和“食货典”以“田制”为始——的原因，揭示出杜佑以民众的经济生活作为理（治）道先导的民本主义的国家治理思想，并进一步透过《通典？食货典》中的重要内容来佐证杜佑这一颇具特色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通典》;体例;内容;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1-0036-05

杜佑（735—812）曾出任过司空、同平章事、司徒等职，故有宰相之名。作为唐帝国最高行政决策的官员，杜佑对国家治理有着自己的思考，遂而潜心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资政专书——《通典》。{1}此书并非普通文人借语历史抒发理想社会的著作，而是久经宦海、身居高位的官场老手对如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因此，笔者对《通典》的研究重在揭示身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杜佑到底想通过《通典》表达了怎样的国家治理思想。杜佑的双重身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使得其在《通典》中的历史表达具备足够的现实感和针对性。故而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了解杜佑在历史中的现实表达，而且还在于让我们学习如何在现实中进行历史表达。

一、《通典》的由来

史称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2}那么杜佑会如何实现其“富国安人”之理想呢？作为官员，自然是要通过具体的行政工作;而作为学者，那么就需要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之余，杜佑萌发了著述资政专书留于后世的念头。这似乎暗示了撰述《通典》是杜佑的孤心独创，其实不然。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杜佑传》记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利用史籍，撰写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时人好评如潮，杜佑读完此书后，觉得其内容不甚完备，意图进一步完善，后就有了二百卷的《通典》。这说明《通典》的写作受到刘秩《政典》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完全模仿《政典》所作，而非其独创。{3}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认为《通典》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都远高于《政典》。正如陈光崇先生指出深受房琯称赞的著作是刘秩的《论哥舒翰兵事疏》，而非其《政典》。{4}据此，瞿林东对《政典》的影响力提出质疑，认为《政典》未必如史籍中所述的那般，广受时贤称赏，其价值并不如《通典》。{5}而李之勤先生更为具体地指出一味地抬高《政典》而贬抑《通典》的做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认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不论在政治观点上、学术思想上、编辑体例上、记事内容上、取材范围上和全书分量多寡上，都有很大的不同”。{6}

既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对于深入理解《通典》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杜佑撰写这部书的真正意图不是为了在才力上与《政典》争高下，那么必然会有一个激发其改进《政典》的意愿。作为唐帝国的高级官员，杜佑无法摆脱儒家治平理念对其行为的影响，故而在其位谋其政，其中就包括通过修史以安天下的著述行为。{7}既然编纂《通典》是达成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的学术行为，那么追问杜佑在《通典》的编纂中注入怎样的治理思想就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关乎如何正确理解《通典》的本旨以及杜佑编纂行为的本怀。当然，处理这个问题的道路很多，也可远可近，但是我们尝试透过讨论《通典》的体例结构以及极具表现力的内容来揭示杜佑的国家治理思想。

二、《通典》怪异的体例编排

在体例编排方面，《通典》表现出与此前史书明显不同的方式。在门类编排上，《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和“边防”九门，首开以“食货”为首的先河，完全不同于此前所有纪传体史籍中的“志”部编排。在《通典》问世前，编撰“志”部的史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等。《史记》“书”部（与后世史书“志”部同类）以“礼”书为首，续以“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汉书》“志”部以“律历志”为首，后续“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和“艺文”等志。《后汉书》“志”部与《汉书》一般，起于“律历志”，后续序列与《汉书》有所不同，列有“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和“舆服”等志。《晋书》“志”部以“天文志”为首，“地理志”次之，其后依次为“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和“刑法”等志。《宋书》“志”部的节目排列依次为“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和“百官”等志。《南齐书》的“志”部序列几乎与《宋书》相同，分别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和“五行”等志。《魏书》的“志”部较为特别，首创了记录佛道的宗教志，其排列顺序为“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和“释老”等志。《隋书》“志”部首发“礼仪”，后续于“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和“經籍”等志。综上所述，《通典》之前的史籍在“志”部多以“礼”“律历”为首，迥异于《通典》以“食货”居首的作法，甚至其余诸条次序和内容亦与《通典》的安排存在着显著差异。

另外，前文提到郑鹤声先生认为《通典》实以刘秩《政典》为蓝本，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在体例安排上得于验证呢？在《旧唐书·杜佑传》中记载“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8}《新唐书·杜佑传》载“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9}由此观之，《政典》的体例安排效法《周礼》，依“六官”分门别类，同样有别于《通典》的体例编排。总之，杜佑在《通典》的门类编排上表现出与前代史书明显的不同。为何杜佑在这个方面要标新立异呢？或者说，在体例安排上表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满足民众初获田产的愿望并不意味民众能够长期持有曾经属于自己的田产，因为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杜佑在《通典》中回顾历史上两次重大的田制变迁：“夫地载而不弃也，一着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为隐核，隐核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18}第一次变迁来自于由商鞅主导的变法，废除井界，鼓励开垦荒田，实现了一定程度上土地私有。第二次变迁是秦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得政府无法精确掌握土地私有的情况，为了方便征税派役，进而催生出土地登记制度和实施此制度的吏员队伍。但杜佑对吏员执行土地登记制度以及征税派役的行政工作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因此，杜佑详考周秦以至唐中期以来的田制沿革，说明土地兼并对国家治理的危害，进而通过积极有效的田制来遏制土地兼并，实现所谓的“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若使豪人占田过制，富等公侯，是专封也;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欲无流窜，不亦难乎！”{19}

除田制之外，杜佑还对户籍管理、基层组织和行政、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杜佑借用徐干（字伟长，公元170—217年）《中论》论户口户籍之语来阐述户籍管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20}户籍管理能够为政府分配土地、征缴役税、补充兵力和财政等工作奠定了基础。杜佑又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21}这里剖析了上古时代政府通过“设井制亩”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的效用和意义。在杜佑的分析中，“井”（八家八宅为一井）这种基层组织能够表现出十种效用：一是不浪费土地;二是不损害百姓;三是风俗同化;四是巧拙相齐;五是财货互通;六是同存共亡;七是出入相互督促;八是嫁娶无碍;九是互通有无;十是患难互助。由此来看，在杜佑的设想中，基层组织的存在能够从住宅、风俗、社交成本、居住安全、社会救助等诸多方面大大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杜佑在《食货·水利田》中详论水利建设对国家强大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影响，如引用史起“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22}的故事说明水利建设改善民众生活的作用。杜佑不僅能够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佐证水利工程对农民农业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具体行政也深受这一观念的支配。据《新唐书·杜佑传》记载，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23}

不难发现，《通典》开篇就通过各个方面强调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以及改善民众生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因此，杜佑透过编撰《通典》所要表达的治国理念就是以民众的经济生活作为理（治）道先导的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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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古代经典）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则肆荒虚，诚为臆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又在《理道要决自序》（《理道要决》是杜佑亲自编撰的《通典》精简版）表露同样的心迹：“隋季文博《理（治）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玉海》卷五一《艺文·典故》，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简言之，杜佑自认对国家治理（理道或治道）颇有心得，亦有发明，所以《通典》能够弥补前人“仅记言无法制”“多规谏少体会”等短处，正如其在《〈通典〉自序》所言“《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2}《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3}清代王鸣盛曾批评杜佑作《通典》多“取自他人”，“攘为己有”，以“《政典》为兰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杜佑年谱》的作者郑鹤声先生也认为“《通典》之作，实以刘秩《政典》为兰本，佑不过略加损益而已，大体无甚出入”（《杜佑年谱》，第43页）。傅振伦先生亦指出“刘秩《政典》为杜佑《通典》所本”（《刘知几年谱》，第14页）。王树民先生认为《通典》完全承袭了《政典》（《中国史学史纲要》，第115页）。

{4}陈光崇：《刘秩事辑考》，史学史研究，1983（2）。

{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84页。

{6}李之勤：《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3）。

{7}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过：“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道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宦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翫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辍废。”不难看出，杜佑修《通典》无疑是想立言存世，用于治理国家。

{8}《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9}{23}《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89，5088页。

{10}有人認为《理道要决》仅是《通典》的极简版，在文献价值上无存在的必要。但是又有学者指出《理道要决》至少还应该有以下几种价值：一、补充了《通典》在理论概括上的短板;二、相较《通典》，部分文字更为精当;三、由于与《通典》存在文字歧异，可以作为互校互勘之用;四、保有若干《通典》未载之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参见岳珍：《杜佑〈理道要决〉辑考》，文献，2004（3））。

{11}{13}{14}{15}{16}{18}{19}{20}{21}{22}（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3，296，295-296，3，3， 56，54，33页。

{12}杨晓宜：《杜佑理想社会之建构——以〈通典·食货典〉为中心》，早期中国史研究，2015（6）：第48页。

{1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5-6026页。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郑鹤声.杜佑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傅振伦.刘知几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6〕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李之勤.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

〔8〕陈光崇.刘秩事辑考[J].史学史研究，1983，（02）.

〔9〕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0〕岳珍.杜佑《理道要决》辑考[J].文献，2004，（03）.

〔11〕杨晓宜.杜佑理想社会之建构——以《通典·食货典》为中心[J].早期中国史研究，2015，（06）.

〔12〕郭锋.杜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litician and historian in the mid-Tang Dynasty， Du You wrote the first political book i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Liu Zheng's "Zheng Dian" with his ambition to save the world.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Du You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people by analyzing the styles of the "Tong Dian"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history books - the book is based on "food goods" and the "food goods" is based on the "field system". The rationale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eory of the people， and further evidence of Du You's uniqu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Tong Dian.

Keywords： "Tong Dian"; Style; Content; Stat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