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德为调合知识论危机，设立物自体（Dinge an sich）作为认识不可达到的彼岸世界，在确立知性范围内所获得知识的有效性同时，留下了不可知论的残余;黑格尔立足于绝对精神，通过概念的矛盾分析，揭示了“物自体”不仅其本质是虚无，并且实际是由主观所设立的，因而通过将“物自体”纳入思维中来实现。笔者通过考察“物自体”概念以及逐步被克服的历史，旨在揭示：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引入感性活动作为理论基础，从一个全新维度即实践维度来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使黑格尔在思维领域所达到的对“物自体”的克服为现实的人所有，不可知论问题在实践唯物主义中得到解决。

关键词：对象;现象;物自体;不可知论;感性活动

一、康德的物自体及其揭示的认识论困难

如果说休谟在绝对怀疑论面前望而却步，因而对知识的建构从此不抱希望，那么康德则以积极的态度在这一绝境面前尽力为人类争取最大程度的主体能动性。作为对近代认识论发展的理论总结者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就康德宏大深邃的对理性能力的批判和对人类认识机能的探索，从而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一点来说，康德哲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康德哲学作为温和的不可知论，对休谟之问的回答有其不彻底性，其自身潜在着矛盾。

即便是康德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当人们谈论一个与知识相应、因而也和知识有别的对象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很容易看出，这种对象必须只被作为一般等于X的某物来思考，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之外毕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置于这个知识的对面与之相应的东西。”康德的矛盾：康德一面要抵御休谟的绝对怀疑论的压力，因而通过对现象—物自体的划分，试图使理性保持谨慎，避免像以往的理性派哲学家那样，仅凭借自己头脑中的天赋原则试图断言关于一切对象的经验知识;但另一面却又在所难免地表现出对物自体的独断态度，即主观设定彼岸的存在并同时认定其不可通达。就一个命题来说，不论其真假，既然判定某物存在或不存在，正是对某物作出知识判断，因而是说出对某物的认知。在康德那里，不但对物自体作出了存在与否的判断，而且它在康德认识论中毋宁说是一个本体论的承诺，是康德哲学开始其理性批判的前提悬设，更是其道德哲学由以确立的基础。在康德哲学中，它首先作为感官刺激的来源，保证感性材料具有其本体根据;其次，作為知性与理性的界限，以保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各司其职;最后，作为实践领域中所树立起来的行动目标，即信仰的彼岸灯塔，来保证伦理实践有其归宿。而这一切都可作为物自体的说出来的宾词，作为向人显现出来的诸种规定而得到诉说。因而康德一面坚持物自体不可知，另一面却无法克制地说出关于它的一系列规定性，让这一“X”担任诸多要职。

这一矛盾恰恰暴露了康德哲学作为温和不可知论的本性。康德表面为调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尖锐矛盾，实际上，他不仅仍然未逃离近代哲学以来的认识论框架，即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绝对分离和对立，且将这一对立推向极致。从消极态度看，这个矛盾属于康德哲学体系内部的困境，康德哲学自身无法克服;从积极态度看，这一矛盾恰恰表明现象与物自体之间不可抗拒的统一性，尽管它尚未以正面的哲学理论发挥出来，但因此而成为了一种隐匿的预言，启发了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诸观点。在“现象——物自体”这一范式的两端，对现象的认识越透彻、越深刻，对自在之物的态度则越模糊、越神秘，当人们愈是决心穷尽此岸的规定性，另一边的彼岸便会愈加频繁地要求被理解。因而，正视这一矛盾在哲学史发展中是势趋必然的。但问题已经不在于如何能够继续以更加纯粹的方式达到对“自在之物”的不言说，而是应该积极地提出问题：既然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将“自在之物”从认识中排除出去，那么纯粹的“自在之物”真的存在么？是否现象和物自体本就是自在地同一的呢？如果是，那么这两者何以能够在人的认识中达到统一？或者换句话说，哲学如何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的彻底的统一？即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黑格尔则对此作出了辩证唯心论的回答。

二、黑格尔对“物自体”本质的揭示与克服

黑格尔首先并未否认物自体的存在，但他对这一概念采取了辩证的解读方式，物自体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为意识的存在。”一方面，物自体诚然自在于意识之外，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为意识的存在”，是可理解的。

黑格尔认为物自体不过是被抽离任何规定性的实体抽象，这样的实体等于虚无。黑格尔在论述力与力的表现时说道：“那常被人提出的说法，即力的本身不可知，只有力的发挥方可知的说法，必须被斥为没有根据;因为力之所以为力，只在于它向外发挥，而我们从力的全部发挥里所得到的规律，同时就是对于力的本身的认识”事物只存在于其规定性中，它向人显示的各种现象规定，正是事物的定在本身，没有无本质的现象，反之本质也无不必然表现出来。它之影响他物甚至转化为他物，是它实现在对象中的本质;实体的诸规定或它的定在的确证，仅在于它向思维显现出来。就理念即是绝对的本质而言，物就是物的显现，未曾展开、未曾表现出来的则被认作虚无。如此，黑格尔思辨地克服了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论残余。

这一问题能在黑格尔这里得到“解决”，得益于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前提，即绝对本质的自在自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物自体不仅是自在存在的实体，而且是自为存在的主体，是自我分裂的、自身反思着的精神性本质。现象与对现象的认识活动是其异化出去的具体他在，我们固然作为认知主体来为现象“立法”，然而不过是代物自体立法，它本身作为主体，自为地展现为现象与本质的分裂与统一，其主体性则历史地暂居于人，这就是“自我意识”。在黑格尔这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物自体为自身“立法”。思维与存在据此达到统一。

绝对精神通过精神“劳动”丰富自身，却将真实的自然降低为自身的环节，成为没有真理性的、因而要被精神所克服的自然，在自然中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人被抽象为“自我意识”。归根结底，黑格尔凭借精神的绝对自为，表演了一场知识学的魔术，人类社会却并未达到思想中所设想的状况，人类无法现实地通向彼岸。最后，马克思则以彻底的现实性砸毁“彼岸”本身，“物自体”的理论就此破产。

三、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学说及其哲学新维度

康德始终坚持这一物自体而不动摇，费希特想要使“彼岸”被克服，站在先验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完全统一，以便彻底从休谟不可知论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却被康德斥为已偏离自己的错误学说。康德无法逃脱不可知论的阴影，却不承认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而费希特正是公开彻底化了的康德哲学。他们的根本症结在于非实践地看待人和自然，因而，人不是历史地活动着的存在，而仅属于静止的认知主体，在看待自然界时，康德将人在自然中的感性活动抽掉，只留下纯粹自然，因而自然在康德眼中必然是无法达到的，是物自体;在实践领域，又把人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抽掉，于是不得不诉诸于软弱空洞，缺乏现实根据的“绝对命令”;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通过辛勤的精神“劳动”丰富自身，人被抽象成自我意识，它幻想自己通达彼岸，但现实中仍旧原地踏步，是思维严肃地玩了一场“自己爱自己的游戏”，在马克思看来，康德与黑格尔都“不懂得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人不仅是认识主体，更是实践主体，并且人首先是实践主体，其次是认识主体。在马克思这里，人通过实践使自然人化，即反映人的意志，体现人的价值，人现实地“为自然立法”。具体来说，我之所以能够认识，无非是让我成为物自体，让物自体成为我，我在正确地认识着对象，因为我就是对象，我在直观着自身，甚至我正是这活动着的直观本身，这是在感性活动基础上主客体的直接同一，只因我自己就是这主客对立正在消除着的过程。在感性活动中，活动主体与对象构成了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主体经验对象的过程，就是主体经验自身活动的过程，因此他在自身中动态地达到了一种自明性。人所直观到的并非与自身相脱离的对象，而是自己实践建构起来的对象。因此，只要我进行着感性活动，我就能够认识，如果我停止活动，那么对象便即刻抽象起来，尽管它仍自在地向我的感官呈现出丰富的各式规定，它也成为了遥居彼岸的东西。因而彻底的认识就是实踐，就是实践地达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即收回自己无机的身体，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中直观自身”。

马克思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维度——实践，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论残余则在这一维度下得到克服。就实践观点来看，人在更广阔、更现实的意义上时时刻刻实现着“为自然立法”和“为自身立法”。在实践活动中不存在主客二元的尖锐对立，进入人的不论实践范围内或是认识范围内的自然界，都是人实践地建构起来的对象化的自我，就这个对象化的自我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果而言，那么，对自然界的认识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认识并不是消极地摹写自我之外的对象，而是感性活动着的人建构自身和经验自身的同一。

参考文献

[1] 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纯粹理性批判[M].人民出版社，2004.

[2]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M].人民出版社2013：112.

[3]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M].人民出版社，2013：6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宋戈辉，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