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封建社会，腐败是顽疾。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都制定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没能解决制度性腐败的问题。文章分析了造成制度性腐败的几大原因，并对照今天国家的反腐工作，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我们对历史上的反腐措施失效的根源问题分析，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腐败的良方。

关键词：腐败;权力;俸禄;制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官员腐败问题一直都是困扰统治者的政治问题之一。尽管历代统治者为了治理腐败，都绞尽脑汁想出了很多办法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拿今天我们的术语可以叫做惩防体系建设，但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北魏的太武帝创建了”举报制度“，允许老百姓直接到皇帝面前举报其官员。但地方上闹得最凶的确是地痞流氓，他们专门搜集当地官员的过错，然后上门威胁官员，其结果是官员和地痞相互勾结，加倍贪腐。明太祖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下狠手，仅是杀掉的官吏，据统计就有10-15万名之众。大明王朝仍然登上了最腐败王朝的排行榜。究其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性腐败几乎是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制度性腐败的发生又源于几个问题。

一、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从秦到清，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中国传统社会中，皇帝们可以凭自己的喜怒，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是皇权赋予的。所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即便是你拥有大量财富，也不能给你带来绝对安全，它是随时可能被权力剥夺的，除非你攀附权力。明朝朱元璋时期，江南的首富，名曰沈万三，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朱元璋贪其财富，欲杀之，马皇后劝谏后，沈万三才捡回一条命，然而仍被流放云南。沈万三最后客死云南，财产充公。另一方面，拥有权力，也就等于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很淡薄，对从事商业活动兴趣不大，但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十分投入。所以，人们逐渐深谙一个道理：想要富且久富，只有通过仕途之路。“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启示：权力决定一切就会滋生腐败。尽管封建君主专制已经结束百年有余，但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各级领导的一言堂危害仍然是权力决定一切的衍生。中共作为执政党，善于总结历史教训，创新出一种集体领导的体制。而这种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的正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个鲜明体现。民主集中制，只要是面对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是政治制度设计的巨大进步。当然，在各级党委会集体讨论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预防一言堂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独断专行的问题，就需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规范职责权限、明确职责定位，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位高而不擅权、权重而不谋私。

二、权力不受约束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人治。至上而下的各级官员，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把权力运用地淋漓精致，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独断专行。虽然各王朝也设置了监督机制部门，如御史台，督察院等等，这些都是朝廷的重要衙门，但是历朝历代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摆设。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就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游戏规则的掣肘。因此监察官员充其量只能打苍蝇，是断然不敢打老虎的。另一方面，监察官员也受到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会很轻易地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讨价还价的资本，以谋取私利。清代第一大贪腐案，甘肃大小官员，涉案人员高达200多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职级的，就有上百人。可以说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贪腐集团，甚至在甘肃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七年之中，没有人检举揭发他们。直到贪污的官员自己露出马脚，暴露了秘密。由此可见，监察系统的官员并不是不知道，而是知情不报。因此，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监察系统也会高度腐败。明朝后期的言官就利用手中的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公然索贿，买官卖官。

启示：历史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很容易滋生腐败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领导干部在内部，行使权力的行为要受到各级监督，不仅包括上下级和同级，还包括代表机关、专门机关。与此同时，在权力体系外部，人民群众、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都可以监督领导干部。由此可见，相较于古代的监察体系，目前我国的监督体系已经是全方位的开放的监督，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来自群众的监督，媒体的监督，能够更有利的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做好工作。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和一般性的腐败问题相比较，执纪执法者违纪违法的问题，显得更加另老百姓愤恨，同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效也会受到影响，人民丧失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信任。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防止灯下黑，是纪检监察系统特别要警惕的问题。

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中国历史上，薄俸禄是主旋律，也就是我们说的低薪制。那么低薪，低到什么程度呢？宋朝有一首打油诗这样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暇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意思是一个官员连羊肉都吃不起。清朝名臣曾国藩先生，年薪129两银子，年消费608两银子，有480两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上。这大概是当时京官的常态。甚至还有一些朝代采取了无俸制。对，你没有看错，是不发工资。比如北魏和元朝早期。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以战争抢夺为生，早期这两个王朝都不知道俸禄为何物。文武百官都是靠朝廷赏赐战利品作为生活来源，但是多被随军的将士和官员拿走了，留守的官员根本捞不到。这个时候，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和刮地皮。北魏直到孝文帝才结束了100多年无俸禄的历史。明代官员也是俸禄极低，就连办公费用也不予报销，甚至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这些办事人员的工资都要县令掏腰包自己发。低薪制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度困苦。二是大部分官员想方设法，到处搜刮，以弥补自己的亏空。在中国封建社会，民间流传着“千里做官只为财”的说法，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如同饿狼扑食。统治者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指出低薪注定导致贪腐，但由于官僚体系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说，高薪就能养廉。雍正皇帝看到了薄俸制的弊端，开始了养廉银改革。养廉银改革在雍正朝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贪腐盛行，著名的贪官和珅人尽皆知，然而这个时代贪官绝不仅仅只有和珅。道光以后，腐败现象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有人指出，晚清腐败，令人发指。养廉银给了官员宽裕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看起来好像不用再靠贪污受贿来获取体面的生活。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反贪惩防体系建设并没有配套出现，反而雍正朝的“完赃减等例”，乾隆朝的“议罪银”，这些制度严重败坏了吏治。前者给了让官员存在侥幸心理，贪污的犯罪成本降低;后者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议罪银所议的小过小失掩盖了真正该严惩的大问题。

啟示：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习近平主席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世界上众多清廉指数高的国家，都没有靠高薪来保证廉洁。对于俸禄问题，一直持续着“义”“利”之争，嘉庆时期两江总督孙廷玉说：人之贪廉，有天性。贪者，虽加俸而亦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提倡以德养廉。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是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律和自律有效结合。自律就是提倡以德治国，他律就是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按照这一方略，党中央坚持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的原则，首先是高悬惩腐之“剑”，发挥震慑作用，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打虎”“拍蝇”“猎狐”这些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词语，体现出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之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惩治腐败的举措得到了老百姓的拍手叫好。第二是织密制度之“网”，扎牢防腐笼子，严明党的纪律，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第三是筑牢思想之“堤”，增强拒腐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在党内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不想腐”的自律机制。

四、结语

历史是延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器物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贪腐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很多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纵观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我们吸取历史教训，制定出的各种反腐手段，要真正发挥出作用，需要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治国理念结合起来，从根源上剔除中国传统社会中反腐失效的这些制度性问题，从而构建起惩治防御腐败的坚实堤坝。

参考文献

[1] 张宏杰.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杨继亮.廉政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 张效廉.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D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基金项目：文章为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高职院校惩防体系建设-以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彭博（1982- ），女，汉族，四川德阳人，任职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