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树

房产科通知我们搬家。搬家意味着改善居住条件，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但当我们得知仍然是两户一门，与人合住时，心里有些担忧：会不会仍像过去一样，两家相处不融洽呢？

即将搬迁的新居与旧居仅隔着一栋楼。那天，教研室的几位同事来帮忙，很快就把东西搬完了。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我们就随着帮忙搬家的同事一起奔新家去了。

新家在二楼，我们刚到楼梯口，女儿醒了。这孩子长得壮实，力气大，哭声也大。大概是哭声惊动了四邻，我们才到新家门外，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姑娘已站在门边，冲着我们点头微笑。一时不知怎么称呼，彼此就“你好、你好”地寒暄着。她们看见我女儿在哭闹，就接过孩子，边逗边哄地进了她们的卧室。我们正好腾出手来支床铺被，收拾家当。收拾完毕，我们才去把女儿抱过来，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谢了又谢，她们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客气。”

刚进新家门，我们就感受到了新家的温馨。

这家主人名叫任来志，山西高平人，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转业安徽，时任安徽农学院总务科科长。妻子韩小春，也是高平人。她缠过脚，不识字，家庭妇女，但说话得体，处事大方，深得邻里爱戴，大家都叫她“任师母”。夫妻俩没有生育，儿子有才、女儿引兰，分别是从至亲处领养的。

这套住房仅六七十平米，却要入住八个人（我女儿出生后，岳母来带她），实在是有些拥挤。整套房放两张大床、两套吃饭的桌凳，箱柜一安、坛罐一放，几乎不剩空间了。原先的旧物丢掉就是，但每天离不开蜂窝煤，总得找个地方存放，还有自行车，又放在哪儿呢？

面对住房的拥挤，我们没有抱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将来会好的。两家一起开动脑筋，齐心合力，主要从五个方面解决存在的问题：

厨房太小。我们将厨房内原有的烧柴火的灶台，填实糊平当案台，用以切菜、放调料。灶台的用处大，但体积也大，加上洗物品的水池、两家做饭的炉子，若两家人同时在厨房里烧煮，操作便不自如了。经过两家“厨师”商量，以后轮流烧煮，尽量避免同时入内。

厕所紧张。八人共用一个厕所，平时不方便，早晨用厕高峰时更显紧张。恰巧在我们这栋楼的西北角，有一个大公厕，五分钟内即可到达。当厕所被占用时，急用者会自觉去那里，家里从未出现过敲厕所门催促的情况。

卧室不够。后来我们又添了一个儿子，卧室更显拥挤了。任科长便向学校借了一张上下铺的床，安放在敞厅中部靠窗的地方，这样一来紧张情况得到了缓解。

备课和做作业没有地方。我们两家人，教师和学生占了一半，大人备课，孩子做作业，都需要安静的环境。敞厅里两家各有一张饭桌，饭后桌子一擦就变成了书桌，两家各据一桌，互不干扰，各干各的事。

房间总面积太小。针对现状，我们采取的具体做法是：立体发展，充分利用角落。将长久不用的东西挂在墙的高处，随时可能用的东西放在床底;根据物件的大小和形状，将它们放在较适合的角落。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任科长处于物资供应的“近水楼台”，但他两袖清风。他每天上下班都很准时，当我们一听到任师母用山西方言说“快洗手，吃饭了”时，不是中午十二点刚过，就是下午六点左右，这是任科长回家的时间。他爱干净，进门前，总要从头到脚把灰尘拍打掉才进门。

我女儿经常哭闹，有一次她哭闹得厉害，妻子忍不住打了她的屁股，她哭得更厉害了。任师母听见哭声推门进来，说：“孩子嘛，哪有不哭闹的？长大了就好了。你们的孩子比赵家的好多了，赵家的孩子天天哭，有时一夜哭到天亮。”

我女儿跟着引兰喊任师母为“大妈”，任师母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称谓。每到做面食的时候，她总是自言自语：“孩子啊，不要哭，不要闹，等包子蒸好，大妈就给你端来。”女儿似乎没听懂，但当热腾腾的包子摆在女儿面前时，她笑了，任师母也笑了。

那年头物资大都凭票购买，粮票控制得更严。山西人爱吃面食，任师母三天两头擀面条、蒸馒头，逢年过节还包饺子。每做一次，她总要给我女儿端一小碗来。这自然惹得我们一次次“严正抗议”，可任师母就是不听，总是说：“孩子嘛，哪有看别人吃东西自己不想吃的？那么一点不算什么，我们不缺那一点。”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们常因无以为报而苦恼。

1963年夏天，任科长得知我要去上海治眼疾，给我五元钱，叫我给他家带一听泰康公司出产的金鸡牌饼干。当时一瓶（斤）茅台酒四元三角，一斤中等质量的大米一角四分一厘，而一听饼干就要五元钱，我们感到吃惊。等回到合肥，我把饼干交给任科长，一并退还那五元钱，认认真真地说明我们的诚意，请他务必收下。哪知话音刚落，就被他和任师母一致拒绝。一时间，钱被推来推去，谁也不收，场面十分尴尬。这时，任科长说：“哪有帮人买东西不收钱的道理呢？不收钱，就是看不起我们，就是我们有意找别人要东西。”他说得振振有词，态度又是如此坚决，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就不再推辞了。不久，我姨妹、内弟从成都来合肥探亲，带了些四川土特产，我们分了一半给他们。任科长、任师母高兴地收下了，也许是怕我们心不安吧。即使收下了东西，我们的心仍然不安，因为这一回报实在连“滴水”也谈不上。

任师母特别喜欢孩子。1963年，我妻子怀孕没几个月，任师母就告诉妻子：“一有动静，就要及时上医院，生在家里不好办。”到了11月初，终于有点“动静”了，可是挨到15日，才在任师母的催促下，去了市妇幼保健院。进产房没多久，儿子出生啦！很险，若迟来保健院一步，问题就大了。

接儿子回家那天，任师母早早坐在敞厅里等候，好像迎接稀客一般。我们一进家门，她就站起来趋前几步，接过小宝宝，边看边说：“啊，这孩子的脖子好长呀！”说罢，任师母看着身边的引兰，知道她也很想抱抱这稚嫩的小生命，便把孩子交给了引兰。

我们刚搬来时引兰七岁刚过。我女儿骨骼大，长得结实，引兰抱她有些吃力。但她很喜欢小孩子，逗她哄她，教她说话，后来还牵她走路，带着她在宿舍内外嬉戏、奔跑。而今引兰十岁了，抱起小孩来已随意自如了。自此以后，只要引兰在家，抱哄孩子就成了她必做的功课。后来我岳母带儿子移居别处，住地离引兰读书的小学只有一分钟的路程，她不仅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抱抱小弟弟，有时课间休息也要去看他一眼。如果说，我女儿的幼年是引兰陪着她成长的，那么我儿子的幼年便是引兰抱着他成长的。两个孩子都和他们的引兰姐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5年春，任科长调离安徽农学院，举家搬迁至别处。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我们全家落户农村，又辗转芜湖等地，最后我回到了故乡成都教书。时光流逝，我们两家失去了联系。

然而，那五年共同生活的美好记忆，岂能让它如一缕云烟随风飘散？到了晚年，我和老伴常常重温往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两家人能够重逢呢？

没有想到的是，“有朝一日”真的到来了。

2019年3月，引兰自上海来合肥，打听到了我们的下落，我们两家人相会了。

几十年不见的引兰，除了將少女的风姿换作干练与稳健之外，容貌依旧，坦诚依旧，热情依旧。她的到来，好像一把火，点燃了彼此封存多年的记忆。遗憾的是，任科长、任师母及引兰的哥哥有才，都已经离世多年。

这些文字仿佛是我们两家青年时代的合影集，背后蕴藏着岁月的痕迹和人间的真情。我相信，它对今天的青年朋友们理解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多少有些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 马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