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锋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组织周汝昌、朱东润、王汝弼、聂石樵、周振甫等学界专家，选注、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这套丛书选辑精当，功力扎实，深浅得宜，既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之品赏，也可供专业研究者之参考，在众多同类型选集作品中以鲜明特色而著称，美誉远播海内外。王达津先生选注《王维孟浩然选集》即其中之一种。该书初版于1990年，2012年12月重新排版刊行，迄 2018 年 9 月，新版已印刷 6 次[1]出版说明1-2。一部选注本经得起时间考验，长盛不衰，广受读者喜爱，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诗史意识

《王维孟浩然选集》于1990年正式出版前，王达津先生早已辛勤耕耘于唐诗园地，日久功深，卓尔名家。1986年，《唐诗丛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收录19篇文章，约可分为三类，即作家作品评论类、作家生平考订与作品系年类，以及杂考类。原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先生为之作《序》，以为《唐诗丛考》积作者几十年研究心得，“是一本评论与考订相结合的唐诗论文集”；“篇篇都言之有物，没有空话，篇篇都提出独到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难能可贵，正在于此”；其重要学术价值与特色，则有四端：一曰“包罗广泛”，二曰“首创精神”，三曰“填补空白”，四曰“破旧立新”[2]。王维、孟浩然是盛唐诗国之并蒂奇葩，自然离不开唐代文学沃土之滋养。达津先生既已精研唐诗有年，熟谙唐诗发展大势，着手选注王、孟诗章，自能得心应手，富于诗史意识。

譬如评王维《老将行》曰：“此诗大约与《燕支行》作于同时。《老将行》是唐代流行的乐府诗题……当时边防多事，唐玄宗喜用少数民族将领，不少老将因此被弃置……诗对仗精工，句句用典，与骆宾王、卢照邻的长句颇为相似。”[1]12-13从诗题到创作背景，以致于句法艺术与初唐诗歌之关系，无不贯穿着一种历史眼光。又如评王维《寓言二首》其一：“唐代以寓言为题的诗很多，意谓有所寄托。此诗当作于诗人进士及第之前，写法与左思《咏史》诗相类。而内容则与孟浩然《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相近。唐代门阀制度虽不及六朝森严，但也排斥寒族出身的文人。诗人对此甚感愤懑。”[1]20-21三言两语，纵横捭阖，指出了王维诗歌创作与唐人风尚、社会制度以及具体作家作品之关系。类似之笔法与卓识，亦时见于对孟浩然诗篇的评议中。如评《高阳池送朱二》七言诗：“诗人七言长句慷慨悲凉，工整过于李颀、王维。”[1]161评《他乡七夕》诗：“杜甫《鄜州》诗以望月起，由对方思绪心理入手，此诗以天上牛女之会与人间羁愁对比，倍觉伤情。”[1]168又如评《题长安主人壁》诗：“诗写京洛久居思归，凄清落寞，颇有《古诗十九首》韵味。其用六韵，多为初唐宋之问等人所运用。”[1]186再如评《登望楚山最高顶》：“其乘兴往游，写法略近大谢。结四句为唐人本色，云梦、武陵非望眼所及，乃出于诗人的想像。”[1]208这类点评与判断，看似简略平易，实则非有大功力、具只眼者，不能道也。即以《登望楚山最高顶》评语为例，谓其“写法略近大谢”固不易，论其“结四句为唐人本色”尤难——此间涉及唐诗整体创作特征的领悟与把握问题。依达津先生之见解，“唐人本色”在诗歌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评语中提到的非凡“想像”以及一览众山小的气度与眼光。因此，《登望楚山最高顶》诗注【六】谓：该诗“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二句，“写纵目远眺，云梦古泽小得可置掌中，武陵为一片桃花所迷，极富想像”；注【七】又谓：末联“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二句，“回映望楚之高，以至于下山时松萝间的明月如在马蹄下一般”[1]209。盛唐诗境富于才情与气象，此人所常道；由此更上层楼，点出善“想像”乃“唐人本色”，显非常人所能道。故而，上列诸例，或许有助于说明：《王维孟浩然选集》的选注评点，原本基于达津先生研治唐诗的精深造诣；根柢既厚，枝叶自然峻茂，故能上下沟通、触类旁推，于王、孟作品之细微处，发见唐诗精神气韵。

二、理论色彩

在选注《王维孟浩然选集》之前，达津先生对王、孟生平及其诗歌艺术业已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唐诗丛考》所收录者，即有《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孟浩然生平续考》以及《王维的生平和诗》。初看论题，再平实无奇不过了，而细加研读，却不难时时感受到论者扎实的文史功力和卓特的艺术识见。达津先生在《王维孟浩然选集》的《前言》中说：“为了使读者对王、孟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成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书末另附拙作《王维生平及其诗》、《孟浩然生平及其诗》二文，以便阅读时参考。”[1]前言8这是从知识背景的角度所作的简要说明。如果将附录二文与选注文字相比照，我们则会发现：附录论文中的很多重要认识，早已融化到具体的作品注释与评点中。因此，《王维孟浩然选集》虽“是为了使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了解有关作家的创作概况”[1]前言7，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成为一些研究者的重要参考用书”[1]出版说明2。这也是该选本历久弥新，迄今依然为读者所爱赏的重要缘由之一。

譬如，王维诗歌与禅宗之关系，世人瞩目，几成常谈。达津先生则深入一层，以为王维深受《维摩诘经》“观于无生，而以生法负荷一切”思想影响，往往“以禅学为旷达，故其诗富于萧散冲旷的意趣”[1]263；又善于“把旺盛的精神寄托于山水田园中”[1]265，“他的山水田园诗淡泊中时寓豪迈之气”[1]274-275。这些认识，原本于王维诗歌创作实践之分析、概括，落实到作品之评注环节，自然不会忽略王维诗境中所蕴含的这一特质。试举数例以明之：《终南别业》是王维写隐居生活之名篇，早期王维诗选一般只论及其中悠闲自得之乐趣，达津先生则特别指出：“诗的兴致很高，又富于生活情趣，没有任何哲理语言，故为人广泛传诵。”[1]45《山居即事》与前诗属于同类作品，其间幽静之山居生活与美丽景物描写，最容易吸引读者注意力，达津先生评点此诗，则更进一层：“王维喜爱田园，并不是意志消沉。更多的却是对于自然景物的热烈向往……诗人热爱生活，在平淡的诗风中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情趣。”[1]47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曰：“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景致颇清丽，情调亦萧散，达津先生则于清丽的山居春色描写中，抉发其间的“疏旷”[1]58之美。《酌酒与裴迪》一诗，大意是说劝慰友人为官无甚意思，不如看淡世事，达津先生则从艺术造诣角度指出：此诗“自胸中流出，自然形成流水对，风格高爽，遣词明丽”[1]65。

从该书附录二《孟浩然生平及其诗》可以看出，达津先生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针对当时“几本文学史对孟浩然的生平介绍也未尽得实”，故而专力“由探寻孟浩然的生平入手，研讨对其诗歌创作的评价问题”[1]278-279。作者的基本意见是：“能代表孟浩然生平思想的主要作品，始终存在着一种未忘却的积极的问世倾向”[1]289，“具有一定的风骨，意境也比较宏阔高远，其上与左思、陶渊明、陈子昂等相联系，下对盛唐诗风有所启发。从这点看，作用影响都不在王维之下”[1]295-296。正是本着这样的一种认识，选注本对孟浩然诗篇的评议，也每每属意风骨、气象之美，如评《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二句“悲凉劲直，有建安风骨”[1]166；评《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曰“诗人五言律第二联往往不用对句，气势很充畅”[1]210；评《送陈七赴西军》“写得气势豪迈”[1]211；又评《陪卢明府泛舟回作》“情景交融，具有盛唐气象”[1]253，《早发渔浦潭》“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二句“不失盛唐气象”[1]236。如此阐发，对纠正当时孟浩然诗歌研究之偏颇，自有矫枉之功；对引导后来者更确切地领悟孟诗之美，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总之，类似上列诗例之评议，都足以说明，《王维孟浩然选集》虽然以注本的形式面世，其间却体现出选注者对诗家作品的精细研读心得和总体特质的深刻把握。因此，该选注本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强烈的诗史意识，还有浓烈的理论色彩。达津先生一生为学，出经入史，早年于子学用功亦深，中年以后转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考据、思辨相得益彰。以此等功力，选注集部之王、孟诗章，除注重字词训诂、典故出处外，复擅于理论思索，探赜阐微，固在意料中也。

三、王孟异同论

《王维孟浩然选集》之选注，无疑面临一个绕不开的的学术难题：如何看待“王孟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观念以及王、孟诗境之异同？我们之所以觉得该选本迄今仍不失其重要学术参考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在于选注者不仅对此有系统深入的思考，而且常体现于评注环节。达津先生说：“孟浩然诗歌创作的题材自然以山水居多……这和王维诗在题材形式、艺术境界方面，都有一些相同之处。所以后人往往以王、孟并称。”[1]288-289达津先生在王维《汉江临眺》注【三】说“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二句“形容水势浩大”，“其景象壮阔，颇类孟浩然‘波撼岳阳城’、杜甫‘乾坤日夜浮’之句”[1]97；孟浩然《春晓》“解题”谓：“王维《田园乐》：‘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与此诗意略近。”[1]147都是着眼于王、孟诗境相近处。

不过，《王维孟浩然选集》更引人注目者，乃在于强调二者之差异。这当然跟当时的学术认识有关。达津先生指出：“由于世距愈远和倾向不同”，不少论者“推崇王维，认为他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同时贬低了孟浩然的成就，把他看成山水诗的附庸。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1]289。为了说明这一点，该书附录二《孟浩然生平及其诗》第二部分《创作概况》从五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孟浩然如何继承和发展左思、陶渊明、陈子昂诗歌的优秀传统，又从气骨豪迈、风格高逸、即兴自然、贴近现实等角度，说明孟诗艺术造诣之不凡。这种王、孟诗境差异论，在《王维孟浩然选集》的《前言》中得到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俨然是一篇王、孟诗歌导读文字。达津先生认为：孟浩然诗歌创作“和王维似有南北诗风的不同”[1]前言7；“孟浩然的诗与王维诗融情入景，触兴写物，似如无我，有很大不同”[1]前言5；“孟浩然诗的这种‘有我之境’”，与“王维诗的‘无我之境’，开辟出山水诗创作在艺术上迥然不同的两种境界”[1]293。这些结论，都形成于1990年以前：《王维孟浩然选集》之《前言》，写于1983年10月；附录所收两篇王、孟专论，写作时间更早。但是，有价值的观点，因其精切、得实，故能超越时代限制，流传久远。譬如，21世纪影响颇为广泛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论王维、孟浩然诗歌境界特点时，有的就吸纳了达津先生的这些重要观点[3]。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强调差异，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个性，更深切地认识不同作家的创新之处。这一点，在《王维孟浩然选集》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换言之，达津先生有感于当时学界以孟浩然为王维山水田园诗附庸之偏见，力矫时弊，不仅以专文形式发表王、孟异同论，而且在具体选注工作中，颇留心于抉发二者诗境之独创性。这同样构成了《王维孟浩然选集》的一大特色。

譬如，孟浩然《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注【三】以为：“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二句，“与王维《访李山人所居因题屋壁》‘问年松树老，有地竹林多’意近。但孟诗劲练，寓意甚深。人去松老，苦竹经霜而疏，感慨亦深”[1]166。这讲的是同中之异。又如，孟浩然《田园作》“解题”谓：“此诗作于三十岁时。诗人感叹不遇，但仍然充满进取心……诗人五言古诗写得比较沉郁，但怨思抑扬，与王维含蓄的诗风有所不同。”[1]171这又是从一首具体作品引发开来，就五言古诗的总体创作特点，比较孟之“怨思抑扬”与王之“含蓄”的不同。至于该选本“解题”中虽未直接标明王、孟差异，而究心于各自独特造诣者，则所在多有，也是更值得读者留意处。

如对王维诗作的评注有：

（1）《戏题辋川别业》“解题”：“此诗为王维初隐辋川时作。其体裁以七言绝句而用拗体，四句皆对仗，别具一格。”[1]53

（2）《栾家濑》“解题”：“此为《辋川集》第十三首……此诗却别创新意，且情趣盈然。尤其是‘白鹭惊复下’一句神韵天然，不可凑泊。”[1]55

（3）《归嵩山作》“解题”：“王维诗多写暮景落日与渡头……”[1]61

（4）《赠李颀》“解题”：“王维此赠立意新颖，具有浪漫色采。”[1]73

（5）《送李判官赴江东》“解题”：“虽是一般送别诗，却写得笔力严整，气象不凡。特别是颈联概括吴越，景色动人。其通篇对仗，在王维诗中也别具一格。”[1]76

（6）《送元二使安西》“解题”：“其写别情含蓄深沉，别有一种豪迈而悲凉的情韵。”[1]93

对孟浩然诗作的评注有：

（7）《大堤行赠万七》“解题”：“用乐府旧题写赠别，是孟浩然突破前人之处。此诗流丽自然，充满盛唐时期襄阳的生活气息。”[1]147

（8）《九日怀襄阳》“解题”：“诗人长五律，此诗流丽自然，与《过故人庄》都代表了孟诗的一种清美旷放的风格。”[1]179

（9）《晚泊浔阳望香炉峰》“解题”：“孟诗多以评价代描写，多‘有我’之境……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正是他的长处。”[1]204

（10）《登望楚山最高顶》“解题”：“诗人尤善写月，此又一例。”①[1]208

（11）《和张二自穰县还途中遇雪》“解题”：“诗风较他诗绮丽，为孟诗别格。”[1]222

（12）《夜泊宣城界》“解题”：“此诗写得很细致，以欣赏山水解越乡之忧，在其五言排律中也属佳作。”[1]231

以上诸例，或着眼于诗家之才性，属于总体特征之提炼，如第（3）（8）（9）（10）例；有的涉及诗歌体裁及诗家独创性问题，如第（1）（7）（12）例；有的则关注于立意、技法以及风格等因素，如第（2）（4）（5）（6）（11）例。如果仅仅孤立地对待各例，或许不易见出选注者之用心；一旦类聚而观之，则不难体会选注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即结合王、孟诗歌作品的具体实际，参照盛唐诗歌创作乃至唐前诗歌发展史，尽力抉发王、孟诗境之独特处。如此措思，既有助于彰显王、孟之不同，也有助于凸显二者在唐诗史上的各自贡献。进一步说，达津先生看待王孟之异同，显然有别于崇王、抑孟之时风，宗旨乃在于各美其美，王、孟并重。即此而论，许之以博观圆照，谅非虚美。

四、诗家匠心之抉发

达津先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研究，是深受闻一多先生影响的。他在《“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习一多先生治学精神》一文中说：“一九四四年我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时候，闻先生是答辩考试委员之一，就曾用楷书写详细评语于我的论文卷面，并加朱印。当时我是以金文、甲骨、《尚书》来论证古代人身代词的用法的，而闻先生却严勉以应进一步研究典章制度。这一指示，就使我终生难忘……解放以后虽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始终不忘首先注意‘典章、制度’。”[4]206又说：“闻先生酷爱屈原《离骚》《天问》《九歌》，研究它们，从来都是摸索其中规律的。如《怎样读〈九歌〉》中诠释了全部句中‘兮’字，用相应的虚字来解释每一‘兮’字的地位、作用、语法。这对指导后学读古籍，研究和欣赏古典文学，起着很大的作用……《全集》中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两文，也都是找寻其用词的规律，并联系到社会背景、典章制度的。民间习俗也未尝不属于‘典章制度’之列。”[4]209-210如果具体结合《王维孟浩然选集》之特色，则上引有关学术精神承传之自述，有两点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一是关注语言文字之艺术，二是关注民俗风情。

先讨论关注语言艺术问题。

达津先生早年即倾力于经典语词之探究，其于闻一多先生诠释《九歌》“兮”字义例独有会心，固不足奇；难能可贵处，在于具体到作家作品之选注，达津先生依然循此门径，时时注意字词、句法与诗境的关系，深入抉发诗家匠心，从而将此优秀治学传统发扬光大。因此，在《王维孟浩然选集》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注释或评点：

（13）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注【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二句“写己异地思乡，为一层。其中‘倍’字映带平时与佳节，尤见其妙。”[1]5

（14）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注【一】：“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二句“写洛阳东溪景物。洛阳东溪两岸都是桃李，故用‘穿’字。”②[1]23

（15）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注【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二句“写山村晚景，意境与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相似。其中‘余’、‘上’二字分别写出夕阳之下和孤烟之上，平淡而安闲。”[1]52

（16）孟浩然《寻天台山》“解题”：“诗题云‘寻’，是未到之前。诗人写山水多远望，给人以遐想。”[1]241

（17）孟浩然《寻梅道士》“解题”：“诗约作于早年。至其多用散文句式，也摇曳多姿，清新可读。”[1]151

（18）孟浩然《赠萧少府》“解题”：“诗工整自然，出自肺腑，非一般应酬之作。孟诗喜用‘而’字，但《蠖斋诗话》谓其‘榜人苦奔峭，而我忌险艰’二语差不觉，‘闻君秉高节，而得奉清颜’稍觉索然。”[1]167

如果说以上第（13）—（16）例还限于讲具体作品的字词艺术问题，那么，第（17）（18）两例则涉及一个作家的艺术偏好及其独特表现方式问题，由点及面，属于艺术创作个性范畴。他在《孟浩然生平及其诗》一文中说：“孟诗的句法也颇特殊，他的遣词造句往往突出主位，像‘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题长安主人壁》），‘予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送辛大》）……这些直抒胸臆的句法，表现出作者任真率直的风度。这一特点对李杜也有影响。”[1]294《王维生平及其诗》一文也认为：“王维的山水诗，多写无我之境……结句也是不以自己主观为转移的句子……而孟浩然的山水诗多有我之境……他的诗‘余’、‘我’字样常见于诗篇……这些类似的句子形成他的句法特点。”[1]276-277在选注本孟浩然《夜渡湘水》之“解题”中，达津先生又指出：“结联借相问表明心系浔阳，是孟诗常见的一个特点。”[1]225按，该诗末联云：“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这一提示，显然基于选注者对孟浩然诗歌总体语言艺术的深刻把握。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重新检视孟诗，就会发现，以“相问”语气收束全诗，确是一大特点。又如：

（19）《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结句：“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1]164

（20）《广陵别薛八》结句：“风帆明日远，何处更追攀？”[1]190

（21）《送陈七赴西军》结句：“余亦赴京国，何当奏凯还？”[1]211

（22）《途次望乡》结句：“可叹悽惶子，高歌谁为媒？”[1]212

（23）《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结句：“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1]232

（24）《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结句：“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1]234

纵观《王维孟浩然选集》，可知达津先生颇倾心于诗歌结句艺术③，其中就包括以问句形式结尾的诗例及其艺术效果。如孟浩然《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结句：“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1]233注【六】谓：“结语故设一问，与左思《代放歌行》‘夷世不可逢，贤君幸爱才，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意同。”[1]234又如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解题”：“诗人未对越山作直接评价，却由问同舟人中反映对越地山川之美的渴慕。”[1]194按，该诗末二句为“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再如孟浩然《岁暮海上作》“解题”：“结句表现了沧州不可见的怅惘之情……”[1]197按，该诗末句亦是问句：“为问乘槎人，沧州复谁在？”一般作家作品之笺注，每多属意字词训诂、典故出处或概述文句大意，《王维孟浩然选集》也不例外④；但该选注本与众不同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从语言文字入手，由训诂层面进一步上升到诗艺层面，阐明字词、语气中所蕴含的诗家匠心⑤。

再讨论关注民俗风情问题。

前引达津先生论闻一多先生学术思想时，曾提及“用词的规律”以及“社会背景、典章制度”等，并进一步指出：“民间习俗也未尝不属于‘典章制度’之列。”纵观《王维孟浩然选集》，可知对于“民间习俗”之关注，亦其一大特色。譬如，一般论者谈王维“诗中有画”，似多停留在山光水色层面，达津先生则拓展开来，以为“王维诗中的画，也往往包括人物和风俗”[1]前言4。他又于王维《早入荥阳界》“解题”中说：“诗人对山川、风俗、人情有特殊的爱好，‘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等句均写出了荥泽地区的特有风光。”[1]26这样理解“诗中有画”，视野更宽广，识见更透辟，也更能全面揭示唐诗意境之美。在选注本中，类似的诗例评注还有：

（25）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解题”：“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直到凉州地区……到达凉州后，塞外风光与民俗给他以全新的感受。此诗写凉州祭赛巫风颇生动，反映出边州的安定。”[1]86

（26）王维《送杨长史之果州》“解题”：“此诗作于上元二年诗人临终前。淡淡写来，将离情别绪寓于对蜀道险美、异乡风俗的轻轻点染之中。”[1]131

（27）王维《宿郑州》“解题”：“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二句“情景入画”。[1]27

（28）王维《淇上即事田园》“解题”：“诗中‘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均系即事，但有隐有显，色采鲜明。”[1]34

（29）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解题”：“王维此诗写得调高韵美，其点缀蜀地风俗，转出教化一层，委婉讽谕，寄意良深。”[1]133

（30）孟浩然《行出东山望汉川》“解题”：“这首排律对异地风俗景物的描写十分细腻。”[1]165

（31）孟浩然《除夜有怀》“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句注【五】：“守岁：民间盛行旧历除夕家人共坐，终夜不睡以送旧迎新的一种风俗，唐代颇重之。二句谓此时纵有相思之情，也不可能入梦。”[1]167

（32）孟浩然《九日龙沙寄刘大昚虚》“解题”：“此诗写于重阳节过豫章，民间风俗和沿途湖山使诗人兴致勃发。”⑥[1]230

（33）孟浩然《过故人庄》“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句注【三】：“写开筵聊天，风土乡情独具。”[1]254

中国古代文士诗家，历来重视感兴，尤其注重“得江山之助”；而所谓“江山”，固然主要指山川草木，同时也包括与不同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土人情。这种山川地理观念，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已经体现得很充分了，郑玄《诗谱序》亦复如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治古典诗歌而属意于民间风俗，其重要学术价值之一，是有助于在创作论层面，考察某一诗家独特诗风与感兴得以生发之地域环境的关系，孟浩然《九日龙沙寄刘大昚虚》诗中就说：“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1]229-230风俗与湖山，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原本就是紧密相连的。前文曾经引述达津先生的一种观点：孟浩然诗歌创作“和王维似有南北诗风的不同”。他又指出：王维“被贬后，接触现实生活和自然风物更多了。在去济州道中写的五古，观察农村景色入微……都是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的画卷”[1]260；孟浩然《北涧泛舟》诗“赞美襄阳山水，可见诗人对襄阳风景的由衷之爱，与其《登望楚山最高顶》所谓‘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意同”[1]155-156。这些论述，都很明确地将创作个性与地理因素联系起来。很显然，注重揭示风俗之美，有助于引导读者更全面深入地认识王、孟诗歌境界特色及成因。

以上从诗史意识、理论色彩、王孟异同论以及诗家匠心之抉发等四个层面，简要评述了《王维孟浩然选集》之特色，大体说明了该选注本历久弥新之成因。我们从中可得两点有益之启示：一是作家作品之评注，若能贯之以纵向的历史发展眼光，精微的理论思辨力，站得高，看得远，自然有助于考镜源流，臻于透辟之境地；二是作家作品之评注贵在“见异”⑦，全面深入地了解诗家人生经历、生活环境、才情个性、体制风格以及遣词造句等方面的独特性，博观圆照，阐发诗家匠心之所在，则古人之作品，亦不难于百千年后逢其知音矣。

注 释：

①该诗末联曰：“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

②陈贻焮《王维诗选》未出注。

③略举王维诗评注为例：第17页《夷门歌》“解题”：“全诗自然豪迈，结语用晋段灼为邓艾申诉语（见《晋书·段灼传》），更见史笔。”第36—37页《济上四贤咏三首》其三“解题”：“……诗意明朗，结句更以史笔出之。”注【八】：“结语感慨至深。”第70页《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宫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解题”：“结句似赋，歌颂而兼微讽。”第71页《送方城韦明府》“解题”：“……后半敦勉，结语阔达；不持高论。”第73页《送沈子福归江东》“解题”：“诗结语入妙，表示思念之情，将一直伴其归乡。”第82—83页《奉寄韦太守陟》“解题”：“结语点出韦陟所在之地及寂寞之情，是全诗要旨。”诸如此类，不烦累举。

④如《王维孟浩然选集》的《前言》第7—8页：“在注释中，往往先注字词、典故，后释句意……对于一些典故，在指出它们的出处和援引原文的同时，也注意到具体运用时的引申义或附加说明。句释则主要采取‘疏’的办法，根据需要时详时略，目的在于贯通诗意，不等于直译或意译。”

⑤值得一提的是，“语气”因素与艺术表现效果之关系，相对隐蔽，不经细致分析，自然容易为一般读者所忽略。选注者特予提点，确有必要。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虽非“相问”语气，却同样关涉诗境艺术。孟诗之例，文中既已列举，兹无妨略举数例王维诗例，以概其余。如选注本第4页王维《洛阳女儿行》注【五】：“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二句“写丈夫年少气盛，骄奢任性。狂夫，以女儿口气称其丈夫，狂指骄奢放任。”第65页王维《酌酒与裴迪》注【一】：“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二句“以劝慰发端，对世态人情的反覆无常深表愤懑。”第29页王维《齐州送祖三》“解题”：“后六句全就祖三去后，自己伫立遥望落笔，显得空旷悠远，别具一格。”第82页王维《奉寄韦太守陟》“解题”：“此诗全从韦陟一边落笔，怀念之情愈深。”所谓“以女儿口气称其丈夫”“以劝慰发端”，明显属于“语气”艺术；至于从某处“落笔”，虽然更近于“构思”艺术，归根结蒂，也与作家以何种“口吻”抒情达意，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譬如李商隐之“君问归期未有期”，自构思艺术而论，是从对方“落笔”；就语气选择而言，又兼含对方“口吻”。总之，都是语言艺术这一大的范畴。

⑥按，该诗有云：“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

⑦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见异，唯知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