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讲飞

摘要：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效果，但也强化部分贫困户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毋庸讳言，贫困户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将长期存在，对贫困户依赖心理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的生成原因，既有历史上传统“父母官”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又有当前不当扶贫方式和扶贫政策“负效应”所导致。为弱化乃至消减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一方面要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重塑贫困户的精神自信;另一方面要扶贫干部优化扶贫方式，建立健全扶贫考核可追溯机制。

关 键 词：精准扶贫;依赖心理;贫困户;精神自信

目前，我国扶贫成绩显著，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1]。不过，精准扶贫解决的是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即保障贫困户基本生存需要，而相对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按照中央规划，2019年扶贫工作的关键是落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特别是“三区三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较为复杂，部分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较强，这制约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

一、贫困户依赖心理的表现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攻坚工作，扶贫攻坚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各项扶贫政策涵盖产业、住房、医疗、就业和信贷等方方面面。扶贫成绩捷报频传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贫困户中的“懒汉现象”，部分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较强，甚至于渴望直接从政府手上直接获得资金补助。从贫困户需求角度看，通过帮扶提高贫困户内在动力，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且易促使贫困户形成对政府和帮扶者的依赖[2]。

在一些地方，要想召集贫困户开会，必须事先许诺在会后给贫困户一些小礼品。更有甚者，在扶贫领域严格的绩效考核下，一些贫困户以“不签字，不同意脱贫”为由，要挟扶贫干部答应其不合理要求，变相索取不合理收入。以户为单位计算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无法有效判断，一些贫困户产生“福利依赖”心理，过度依赖政府的帮扶[3]。与此相对应的是，扶贫干部经常联系群众，工作模式几乎是“5+2”和“白+黑”，云南省“80后白发干部”李忠凯就是扶贫干部的典型代表。

目前，我国扶贫攻坚已进入攻营拔寨、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所帮扶的贫苦户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较强。结合扶贫工作实践，深入分析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不平衡型依赖

在帮扶贫困户过程中，由于每户的致贫原因不同，帮扶政策也有所侧重和不同，这在该区域贫困户群体中经常会引起心理不平衡。部分贫困户对政府的不平衡型依赖，主要在于落实到每户贫困户的扶贫政策有所不同，扶贫政策背后是经济利益的多寡，这自然引起贫困户在落实扶贫政策上的“攀比”和不平衡。在乡村社会中，所追求的是孔子所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原则。贫困户处于弱势地位，政策诉求更为强烈，主观上更希望扶贫政策“平均分配”。

（二）习惯型依赖

贫困户致贫原因可谓是林林总总，且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会消磨人的意志，产生事事不如人的悲观情绪。贫困戶对政府的习惯型依赖，根源在于一些基层干部的懒政和不作为，一味以直接或间接给钱的形式满足贫困群体的种种要求，却较少培育贫困群体自身的造血功能。长期以来，一些基层干部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大多以安个低保、给救济金或物资等方式。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贫困群体的消停与配合，但却容易形成贫困群体对政府的习惯型依赖，产生“帮扶即给钱”的心理预期。

（三）助长型依赖

以配合扶贫干部完成各项绩效考核为凭借，少数贫困户在享受正常范围内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变相争取较大金额的慰问金或提出不合理要求。这一方面反映贫困户在扶贫中“寻租”现象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也是以往输血式扶贫”的结果[4]。在以往输血式帮扶的刺激下，部分贫困户对帮扶措施的期待值变高，对政府的依赖呈增长型趋势发展。在扶贫攻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是底线性工作，不能吊高胃口。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应着眼于客观实际，为完成绩效考核而助长部分贫困户对政府的依赖，则背离了扶贫攻坚的初衷。

二、贫困户依赖心理的生成原因

部分贫困户依赖心理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当代的原因;既因为不当的扶贫方式，又因为扶贫政策带来的“负效应”。

（一）社会历史遗留的问题

历史上看，这根源于我国长期的“父母官”文化。贫困户群体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更多受传统文化影响。所谓“父母官”一词，最早来源于《大学》，“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5]。西汉的召信臣和东汉的杜诗爱护百姓，因此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一说法。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爱民如子”来表达公职人员爱护群众，用“为民做主”来希望公职人员主持公道。在扶贫攻坚领域，一些贫困户直呼扶贫干部为“父母官”，由此可见一斑。从正面角度看，这体现出贫困户从内心感激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正是好政策让贫困户免受衣食住行的困扰，远离生存危机。从负面角度看，称呼某些公职人员为“父母官”，其实质更接近于一种道德绑架，称呼的背后所代表的更多是责任。用这种类似于父母的拟人化称呼，也就意味着某些贫困户希望扶贫干部能够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容忍其种种作为，包办一切并负责到底。

当代来看，这是我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弊，和贫困户不适应市场经济造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调配资源，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衣食住行，都有国家在做保障。在广大的农村，早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之后的人民公社，不仅履行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更是农村中弱势群体的福利组织。现今农村实行的五保制度，便是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待习惯的贫困户，依然寄希望于政府包办一切。基于平均心态的贫困户，在接受帮扶时，甚至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感[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些贫困户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不具备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优势，在社会发展中掉队。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行为上，放弃勤劳致富的主观努力，依赖政府的救济和补助，主张“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方式。二是在思想上，意志消沉且悲观，将现状归因于个人时运不济和能力不足，自暴自弃。

（二）不当的扶贫方式和扶贫政策的“负效应”

贫困户依赖心理的形成，还在于不当的扶贫方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扶贫攻坚，对扶贫领域的绩效考核也最为严格。目前，在扶贫、环保、维稳等领域对领导干部的考核，都是一票否决，面对严峻的考核压力，基层政府在扶贫上难免急功近利。为争取贫困户配合，完成扶贫考核，扶贫干部有时不得不满足部分贫困户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例如，在一些村庄，贫困户小额信贷的比例高达90%。小额信贷尽管是信用贷款，但是一味帮助贫困户获取贷款，不考虑后续可能造成不良贷款的情况，则是极为短视和不明智的。不当的扶贫方式，一味迎合部分贫困户的不合理要求，只会造成部分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的加重。

贫困户依赖心理的形成，也有扶贫政策的“负效应”。十八大以来，扶贫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得益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对扶贫领域的重视，具体体现在众多扶贫政策上。以安徽省为例，扶贫政策从危房改造或重建、小额信贷、产业扶贫，到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政策等，这些政策涵盖贫困户衣食住行和就业等方面。扶持力度之大、涵盖范围之广，都是以往扶贫政策所没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毋庸讳言，好政策也产生“负效应”，助长了一些贫困户本身具有的行为惰性和思维依赖。一些贫困户在思想上认为国家富裕，就可以多占取一些公共资源，在行动上就争取多拿多占。即使党中央提出“脱贫不脱政策”，他们依然故我，认为眼前拿到手的就是最实在的，这体现出一些贫困户思想觉悟的落后性。

三、对贫困户依赖心理的矫正

在扶贫攻坚中，政府是帮助贫困户脱贫的主导力量。如何矫正部分贫困户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帮扶贫困户树立对自身能力的依赖，则甚为关键。扶贫攻坚是底线性工作，保障的是贫困户基本生存需要，开展扶贫攻坚要着眼于实际。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

（一）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好事有时并不好做，遇到阻碍是在所难免。以异地搬迁为例，存在着老年人不愿搬离旧居、搬迁点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搬迁后贫困户的生计问题等等，80后“白发干部”李忠凯正是在四年搬迁工作中白发最为严重。精准脱贫的实现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7]。其一，在尊重贫困户主观能动性基础上，及时掌握贫困户的思想动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扶贫攻坚的帮扶主体是贫困户，尊重贫困户的主体地位，引导贫困户对脱贫致富的参与，是落实各项扶贫政策的前提条件。其二，明确‘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价值导向。通过座谈、走访等方式，深入分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障碍，制定有针对性可行的脱贫方案。动员贫困户放下思想负担，在政府帮扶下，积极投身美好生活的奋斗。

（二）重塑贫困户精神自信

相较于经济条件上的贫困，贫困户精神贫困问题更为严重。所谓精神贫困问题，是指贫困户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技能，意识不到自身的经济优势，只能依靠政府或他人的救济。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精准扶贫年度总结会时指出“精准扶贫不是要输血，而是要造血，要让人民群众具备战胜贫困的勇气与自立更生的能力”。要让贫困户具备战胜贫困的勇气，就是帮助贫困户树立摆脱贫困的精神自信。首先，扶贫干部要提高对树立贫困户精神自信重要性的认识。在帮扶贫困户过程中，不仅要引导贫困户配合政府的帮扶措施，还要着重树立贫困户对自身发展能力的自信，坚定“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其次，贫困户树立精神自信的过程要循序渐进。帮助贫困户树立精神自信，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扶贫中慢慢建立和培养贫困户的精神自信。在贫困户脱贫过程中，帮扶贫困户由自卑转向自信，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而这就需要定点帮扶干部的耐心和鼓励。最后，建立健全贫困户的抗风险机制。市场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提高贫困户在市场化大浪潮中的抗风险能力，是树立贫困户精神自信的关键举措。成立政府主導的农业政策保险公司，为农业产业化和产业扶贫提供保障[8]。此外，引导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实行利益风险共享，可加强对贫困户的经济保障。

（三）优化扶贫工作方式

在扶贫领域中，我们经常看到扶贫干部在帮扶时，顺道为贫困户留下点现金或米面。久而久之，如果哪次不在贫困户家留下点什么，好像违背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会降低贫困户的满意度，减少扶贫干部的帮扶成效。如果某家贫困户的定点帮扶干部多给了一些物资，另外一家的定点帮扶干部没有，则会直接导致贫困户的索要和不满，影响帮扶工作的开展。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给钱给物的帮扶形式，会让贫困户形成思维惯性和行为依赖。在扶贫方式上，古人早就有言在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是不可为继的。培育贫困户内在的的造血功能，而不是输血式救济。从长远角度看，产业扶贫是更为有效的扶贫方式，诸如引导爱心企业搭建可供贫困户工作的扶贫车间，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意义深远。

（四）建立健全扶贫考核可追溯机制

在现行扶贫标准下，要严格防止出现“悬崖效应”和“福利陷阱”[9]。所谓“悬崖效应”，是指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待遇差距太大，而“福利陷阱”是指一些地方拔高“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标准，出现贫困户不愿意脱贫摘帽现象。建立健全扶贫考核可追溯机制，旨在强化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历史责任感，减少在扶贫攻坚上的盲目性和功利性。首先，加强对各地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各地经济发展条件参差不齐，对贫困户的扶贫标准有所差别。检查各地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一看扶贫政策的制定是否脱离客观实际，二看扶贫政策是否切实落实到贫困户身上。其次，严格扶贫攻坚过程管理。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及早发现贫困户帮扶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制定相关对策方案。最后，完善扶贫资料档案管理。扶贫资料作为扶贫攻坚的第一手资料，既是检查贫困户帮扶情况的文本依据，也是对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进行可追溯性问责的原始档案。

四、结论与讨论

绝对贫困问题是千百年来困扰社会发展的顽疾。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具有重要意义。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部分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既根源于历史上儒家“父母官”的政治传统，又有近现代社会转型和不当的扶贫方式等影响。在深入分析依赖心理生成原因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予以矫正。解决部分贫困户依赖心理的关键，在于帮助贫困户精神上自信，经济上独立，生活上有保障。值得指出的是，在党和政府精准扶贫下，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在2020年将得到彻底解决，部分贫困户对政府依赖心理得到有效减轻。

参考文献

[1] 刘永富. 减贫在中国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EB/OL].（2019-03-07）[2019-3-1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7/c_1210075356.html.

[2] 侯志茹，郭玉鑫，吴本健.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内在逻辑[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70-176.

[3] 刘司可.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湖北省广水市陈家河村152户贫困户的问卷调查[J]. 农村经济，2016（4）：45-49.

[4] 刘伟，沈其文，黄志谋，等. 咸宁市农村贫困户调查与思考：以通山县黄沙镇新屋村为例[J]. 现代农业科技，2016（5）：306-308.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书局，1983：53.

[6] 冯华超，钟涨宝. 精准扶贫中农民争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Q村的实地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2）：78-87.

[7] 钱闾建，何独明. 脱贫路上须走好群众路线[J]. 人民论坛，2018（36）：58-59.

[8] 蒋永甫.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5）：112-121.

[9] 邵海鹏. 脱贫攻坚防止出现“悬崖效应”和“福利陷阱”[EB/OL]. （2018-8-20）[2019-3-28]. https：//www.yicai.com/news/1000132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