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朝天”“燕行”是李氏朝鲜派遣使臣出使明清的朝贡活动。“贡道”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内涵丰富，若从书籍流播的角度切入，可发现“一带一路”之外播撒中华文明种子的“书籍之路”。汉籍藉由朝鲜使臣在明清与朝鲜半岛间的“东传”及其“回流”，是在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发生的文化转移现象。“汉籍东传”引起了政治层面的“书籍辩诬”和对“华夷观”的反思，文学层面的诗文衍变，思想层面的实学思潮和“北学派”兴起等。伴随这些阅读回响，李氏朝鲜文化心态亦随之发生变化。在“尊周思明”理念的支配以及“慕华”与“自尊”心理冲突的影响下，李氏朝鲜与清朝展开了“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博弈。而在清朝武力与德化的恩威并施下，在对明历史记忆渐趋消退，对清先进文化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李氏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基本保持稳定。虽然表面的臣服姿态与内心的鄙夷情绪依然混杂在李氏朝鲜的文化心理之中，但文化转移还是通过贯穿东北亚的“书籍之路”最终实现。

关键词：朝天;燕行;书籍之路;文化体认;文化转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2-0175-11

作者简介：张乃禹，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江苏 苏州 215006）

一、引 言

“书籍之路（Book Road）” ①是与“丝绸之路”相对应而生的概念，此概念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回响。王勇提出的这一学术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日之间的海上“书籍之路”航线，阐述书籍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书籍史研究作为研究人类及不同国家间如何沟通和交流的一门新兴学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焦点在于“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因其负载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内涵，书籍史研究已经成为丰富而多产的学科领域，纵观近三十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本文论及的明清与朝鲜半岛本文的研究时限大致设定于李氏朝鲜（1392—1910年），时间上与中国明清相当。当今朝鲜半岛上的“韩国（南部）”和“朝鲜（北部）”之分始于1948年，而“朝鲜”这一名称在1948年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曾经代指整个朝鲜半岛，且1897—1910的“大韩帝国”亦简称为“韩国”。鉴于这种复杂状况，为了避免引起歧义，除了引用文之外，本文统一使用“朝鲜半岛”这一说法，文中所涉与明清相对应的朝鲜半岛国家名称为“李氏朝鲜”。之间的“书籍之路”正是立足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以文化交涉学“文化交涉学”是日本关西大学提出的一门新兴研究学科，主要以东亚为研究重点和范围，关注东亚内部所发生的文化形成、传播、转移、接触和变迁现象，旨在突破国家或民族的研究藩篱，整体把握和厘清东亚各国文化相互接触和融合变迁的过程。为理论参照，着眼于历史史实基础上的书籍“东传”及其“回流”，尝试厘清和还原明清与李氏朝鲜间文化博弈的历史经纬及其演变轨迹。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交流悠久而深入，明清与同时期的朝鲜半岛构建了典型的“天朝礼治体系”。所谓“朝天”“燕行”，是李氏朝鲜向明清称臣纳贡的朝贡行为。据此，明清与朝鲜半岛间实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交流与互动，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书籍东传、阅读反响和典籍回流，进一步巩固了东亚视野中的文化体認与文明认同。换言之，明清与朝鲜半岛间也存在一条作为文明传递和文化交流精神纽带的“书籍之路”。藉由这一传播智慧文明结晶的道路，明清与李氏朝鲜实现了文化的交涉和转移。“所谓文化转移，是说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定向，其目的在于强调民族范畴之间或更广泛地说是文化范畴之内的密切联系、相互交融，以及试图理解通过何种机制，民族文化认同借助外来引进的文化获得自身的发展。”[法]埃斯帕涅（Espagne）：《文化转移和书籍的历史》，载《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9页。因此，“‘贡道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进贡所经道路的内在含义，若从书籍史和书籍流播的角度切入，则可延伸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播撒中华文明种子的‘书籍之路”张乃禹：《“朝天”“燕行”与古代中朝文学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30日。，它绵延明清两代，水陆两兼、错综复杂、变换频仍。明清与朝鲜半岛通过“朝天”“燕行”而实现的书籍交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东亚视野之中的文化认同、政治关系体认以及文化博弈，可视为“文化转移”理论的东亚案例。

因“朝天”“燕行”行为本身具有跨地域、跨文化、跨时代的特质，蕴含了能够如实展现历史现场的丰厚史料。故吸引了多元学科参与，纵观前期研究，基本呈现出以“使行录”本身为主的历史文化视角和以明清与李氏朝鲜关系为主的文化地理学视角。“使行录”本身的研究由韩国及中国，其中陈尚胜的论文《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2001）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此外还有徐东日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2010）、杨雨蕾的《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2011）等专著成果。最早涉及明清与朝鲜半岛朝贡关系的成果，是韩国学者全海宗的《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1968）一文，此文曾发表于费正清主编的《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 近来，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 ——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等学人的成果使“使行录”的研究向更加纵深的方向推进。但以“朝贡关系”切入，在“朝贡体系”与“文化博弈”的缝隙之间，结合汉籍在明清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东西流传”，阐释“贡道”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方面，学界仍缺少足够的聚焦。从新文化史的视角，透视“朝天”和“燕行”，可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一带一路”之外的“书籍之路”。

中国与朝鲜半岛“书同文”的文化关系使朝鲜半岛留存了涵盖众多书籍类型的存世汉文文献，同时又有一些汉文典籍通过各种途径重新流入中国。这些汉籍在明清与朝鲜半岛间的“书籍之路”上经历了怎样的“东传”“回流”甚或“环流”过程？东传的汉籍经过阅读之后产生了何种反响？从“朝天”到“燕行”的表述转换背后，隐藏了李氏朝鲜怎样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心理？明亡后，自诩为“小中华”的李氏朝鲜与清王朝之间展开了何种“中心”与“边缘”的政治文化博弈？这些问题的究明，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明清与朝鲜半岛间“书籍之路”的大体轮廓，而且还可从更宏阔的东亚共同体视野下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呈示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和博弈的真实历史面貌。

二、朝贡路线与汉籍东传

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半岛密迩中国，因此历史上一直与中国维持着紧密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尤其到了李氏朝鲜，与当时的明清在文化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天朝礼制体系”，“维系这种宗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就是‘朝天和‘燕行。”张乃禹：《“朝天”“燕行”与古代中朝文学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30日。从“朝天”到“燕行”的名称变化，恰好体现了李氏朝鲜对明清政治态度的转变，李氏朝鲜将明朝视为“天朝上国”，因此明代的朝鲜使臣出使活动称为“朝天”，而对清朝则充满了鄙夷和偏见，入华朝贡活动也随之称为“燕行”，意为“燕京之行”。李氏朝鲜建立伊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频繁派遣朝天使臣。据统计，“太祖、太宗时期遣使的次数分别为57次和137次，年平均使行出使次数分别达到8次和7.6次。”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当时的使行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类型，定期朝贡使团主要有冬至、正朝、圣节和千秋，不定期主要有谢恩使、进贺使、奏请使、陈奏使、辩诬、进香、进献、押送等。据《朝天录》记载，使团人员一般由18-36人组成，包括担任重要职责的“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三使以外的正官（通事官、军官）和仆役等。至清朝，李氏朝鲜的朝贡使行活动受宗藩关系变化的影响较大，据《通文馆志》记载，清朝入关前（1637-1644），李氏朝鲜取消了明代的千秋使，定期派遣的有冬至、正朝、圣节和岁币四行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据考证，清期（1637-1881）李氏朝鲜入贡使团的总次数为678次，年平均达到2.77次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196页。。其中，崇德年间（1637-1643）的朝贡使团最为频繁，年均达8次之多，1638-1639年每年多达13次。清代李氏朝鲜入贡使团人员构成与明朝类似，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和3名大通官，另有24名押物官和若干仆役及随从。整体来看，清代李氏朝鲜朝贡使行团的总人数大致在200-300之间，相较于明朝，配备的人员数量明显增多。

关于“朝天”“燕行”的路线，中国方面曾严格规定：“或由水路，或由陆路，定制遵行，未可轻言改易”《清实录（影印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整体来看，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明代 “朝天”路线为：“自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大明会典（影印本）》第105卷，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 。而据《大清会典》，清代“燕行”路线为“渡鸭绿江入境，由凤凰城陆路至盛京，入山海关赴京师”《大清会典（影印本）》第56卷，文渊阁四库全书。。这些历史记载只涉及陆路交通，海上朝贡路线亦相当复杂。实际上，李氏朝鲜的朝贡路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明清时局变动及其与朝鲜半岛政治关系的微妙变化，不断发生变迁。

明朝的“朝天”路线较为复杂，屡次更易。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至1636年李氏朝鲜迫于清朝的武力威胁与明断交，“268年朝鲜使团的入明朝贡路线发生了五次较大改变”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2006年第1期。。陸路朝贡路线是明朝与朝鲜半岛主要的联系纽带，其中辽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辽东因战事被阻断，使臣只能通过海路进贡。如明初，辽东为北元势力控制，朝贡只能选择海上路线，早期主要是通过长江口横渡黄海，其中太仓港发挥了重要作用。约1385年之后，李氏朝鲜使臣被允许取道辽东渡渤海在登州登陆。1387年后，明朝攻下辽东将其纳入版图，次年开通陆路朝贡路线，路线大致为“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由淮而北，过齐鲁东以涉渤海，往还万余里”《燕行录全集》卷1，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李氏朝鲜使臣的朝贡路线确定并延续为陆路，即前述《大明会典》所记载之路线。直至1621年，后金在辽东一带迅速崛起，陆路受阻，朝天使臣不得不改道海路。

相较于明朝的“朝天”路线，清代的“燕行”路线较为稳定且以陆路为主。1679年以前，清代燕行路线基本沿用了明代的陆路贡道，1679年清政府禁止外国使臣经过牛庄，燕行路线发生了唯一一次改道。此外，清末还存在一条海陆通道，与明代海陆通道不同，清末的海路贡道大体路线为“鸭绿江—辽东—海城、牛庄—营口—烟台—天津—北京”。

“朝天”或“燕行”路线是明清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无论路线怎样变更，其肩负的文化交流使命和发挥的政治作用始终未曾改变。入华朝贡使行团大体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的使行任务，其中文化方面的任务主要是求购中国书籍并将其带回，可以说“朝天”“燕行”使臣在明清时期中国书籍东传朝鲜半岛过程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书籍的回流或环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或陆路或海路的朝贡路线，也是一条条书籍与文化交流之路。

事实上，在中国书籍东传日本的过程中，朝鲜半岛也曾发挥了重要的中介角色。王勇曾指出早期中国书籍东传的路线为“中国江南（六朝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朝鲜半岛的百济—日本列岛”王勇：《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明成祖永乐年间，“（李朝）又遣使于日本，足利义特遣僧周护答之，且使求大藏经，至世宗时，求之益切。五年赠大藏经，请还俘虏，道诠乃搜索俘虏还之，且求大藏经之板，王以除此一种外，别无可赠者，不许。要之，朝鲜之所请者，在倭寇之禁制，与俘虏之放还;足利氏之所求者，在藏经;因而两种政府间之使节，常相往来，交际极密”[日]林泰辅：《朝鲜通史》，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6页。。日本向李氏朝鲜求请的书籍主要是大藏经和儒学书籍，据统计从1388年至1499年，由李氏朝鲜流向日本的大藏经就达43部，如每年6000卷，总数可达25万卷之多。

相较于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明清与朝鲜半岛间的“书籍之路”更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质。“所有法藏，多流海东”。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有明一代，依托于“朝天”活动，汉籍主要通过“赐书”“购书”和“赠书”等形式东传朝鲜半岛。“赐书”亦可视为明朝树立大国权威的某种外交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手段。“赐书”又可分为明廷官员主动赠与与朝天使臣携带回国两种形式。《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十八史略》《古今烈女传》《大学衍义》《元史》《春秋会通》《朱子成书》《礼部仪注》《劝善书》《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会典》《音注资治通鉴》《四书》《菩萨如来歌曲》等均通过“赐书”的形式，流入李氏朝鲜。赐书时机往往在李氏朝鲜新王即位或明朝新帝登基之时，意在向藩邦宣扬儒家礼制以达到“宾服四夷”的目的。明朝的赐书时间主要集中于前中期，赐书种类多为儒家经典，大部分属于经部的范畴。明后期因抗倭战争，水陆交通被阻断，赐书活动逐渐减少而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汉籍东传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赴京使臣的主动求购，其中又可分“官贸”（依据行政命令购书）和“私购”（个人购买行为）。所购买的中国书籍所涉范围极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包括经学、理学、文学、医药、卜筮等。使臣购书一般严格按照出使前李氏朝鲜国王核准的购书清单购买，世宗曾下令李思俭“凡干礼乐制度诸书，广求而来”《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卷86，世宗21年9月3日（戊申）条，第234页。 。李氏朝鲜众多国王求书若渴，《大明集礼》《后汉书》《仪礼经传通解》《资治通鉴本末》《吴越春秋》《南北史》《三国志》等史书以及《剪灯新话》《效颦集》《西厢记》等文学作品都通过使臣购买流入朝鲜半岛。此外，使臣“私购”汉籍也不在少数，大多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出于他们个人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其二是为取悦于国王而将购得的书籍进献朝廷。

明清易代之后，清朝与李氏朝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李氏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否认清朝继承了华夏正统，认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是边鄙胡人，李氏朝鲜心目中的东亚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发生了剧变。政治上虽然屈从于满清，但文化心理上依然存在“尊周思明”的反清意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反清思明、尊王攘夷”一直是李氏朝鲜的主流意识价值形态。在此种政治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下，相较于明代的“朝天”，“燕行”活动本身缺乏一定的主动性和臣服性。

尽管如此，燕行使臣还是通过“赐书”“求购”和“赠书”等形式，将大量汉籍携带至朝鲜半岛。清代燕行使臣购买书籍主要通过途中所遇文士、北京会同馆和北京琉璃厂书肆，其中北京琉璃厂书肆是主要购书地点。因为“琉璃厂在18 世纪中后期到19 世紀已成为朝鲜燕行学人购书以及他们与清文人交往的主要场所”杨雨蕾：《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有24位燕行使臣在《燕行录》中对北京琉璃厂书肆进行过详细记载，包括对琉璃厂的来历、具体位置和厂街的描述等。可见北京琉璃厂书肆在燕行使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他们的必到之地，更是购书访友的重要场所。

整体来看，与明朝相比，清朝与朝鲜半岛的官方书籍交流略显沉寂，但以燕行使臣为传播渠道的民间书籍交流却异常频繁，且东传的汉籍种类更为全面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还包括数量众多的汉译西学书籍，汉籍回流的次数和规模也较明代更为活跃。

三、阅读反响与典籍回流

中国典籍藉由“朝天”“燕行”使臣，通过连接明清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之路”源源不断地东传。书籍除了具备传播知识的功能之外，在明清与李氏朝鲜之间的流传过程中还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其中就包括李氏朝鲜为确认统治王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进行的“书籍辩诬”活动，这正是汉籍东传朝鲜半岛后，引起阅读反响的重要表现之一。

“书籍辩诬”是指李氏朝鲜针对书籍记载中的误解派出辩诬使或陈奏使赴京解释和辩白的活动，主要涉及汉籍中有关李氏朝鲜国王宗系、交倭、即位及王位继承等对王朝正统性构成威胁或歪曲的记载。明朝代表性的书籍辩诬活动有对《皇明祖训》《大明会典》及其他史书的辩诬。1518年朝天使臣李继孟发现“《大明会典》内，我国世系舛谬，亦有我祖宗所不为之事。此册非民间私撰，始面有皇帝御制序，乃朝廷共议所撰者也”《朝鲜王朝中宗实录》卷32，中宗13年4月26日（甲午）条，第425页。。中宗随即召集各路官员探讨辩诬之事，经过辩诬奏请，最终明朝在《万历重修会典》中附录了相关文字说明，澄清了李成桂的世系和出身问题，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朝鲜王权谱系的正统性。到了清代，更有著名的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野史辩诬黄修志：《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此辩诬活动受李氏朝鲜政治斗争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其背后反映的是新即位国王对王位正统性以及宗藩关系的诉求，体现了李氏朝鲜对清朝历史书写权的承认。以此为契机，李氏朝鲜对清朝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对其产生某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开始自觉加入清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

除了政治领域的“书籍辩诬”，李氏朝鲜通过中国典籍的阅读，在文化、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领域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相较于整体国民，到访中国的赴京使臣毕竟为数不多，大量书籍传入之后，整个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由赴京使臣的零散介绍变为直接阅读。阅读之后，首先在文化思想上引起了对传统“华夷观”的反思。在东亚体系内，朝鲜半岛是中华文明辐射下的“华夷秩序”中的一员，朱熹的理学和大一统思想对古代朝鲜半岛儒学者的天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李氏朝鲜前期，他们接受朱熹思想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性理学，恪尽职守的履行着藩邦角色，而对于清朝，他们却在“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以中华传统继承者的姿态进行面对。清代书籍特别是汉译西学书籍的大量流入，使李氏朝鲜对“清欧文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解读，再加上“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引起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引领实学思潮的“北学派”应运而生。“北学派”思想家们通过阅读由中国传入的汉译天文历法、地理器械等相关的西学书籍，意识到除了“天朝上国”的中国之外，还存在器物先进的西方世界。洪大容接受西方宇宙无限论，从科学角度扭转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主张“华夷一也”的平等观，从思想根源上对“华夷秩序”进行了颠覆。

事实上，朝鲜实学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中华文化资源，而中国文化资源的载体正是通过“书籍之路”传入朝鲜半岛的无数中国典籍。朝鲜实学代表人物李瀷借鉴顾炎武“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观点，提出“穷经将以致用”的理论。赴京使臣朴硅寿在中国曾熟读《日知录》， 广泛搜集顾炎武著作， 他曾公开声称自己“夙尚先生（顾亭林）之学”参见《狱斋集》卷十一《题顾祠钦福图》。。事实上，很多实学家同时也是赴京使臣，如洪大容、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他们能够更为便利和直接的接触各类汉籍，他们借鉴清代“利用厚生之学”，构建了朝鲜特色的实学思想体系。“发轫于清初顾炎武，极盛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实学通过燕使团成员而传入朝鲜后， 对朝鲜实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葛荣晋：《清代文化与朝鲜实学》，《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总第33期。洪大容、朴齐家、丁若镛、金正喜等人大量搜集中国考据实学相关的典籍，坚持“经学即理学”的治经方向，试图从根源上清算性理学的空疏学风。同时借鉴清代实学家“明道即所以救世”的思想，大力弘扬“明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他们通过阅读清代实学典籍，还参悟并遵循了清代实学家实事求是的治经方法，丁若镛承袭阮元“以训诂求义理”的思想，对李氏朝鲜性理学家以义理说经的治经之法进行了批判， 强调“惟读书之法，必先明训诂，训诂者字义也”参见《与犹堂全书》卷二《尚书古训序例》。。金正喜曾吸收阮元“平实精详”的治经思想，撰写《实事求是说》，强调实事实是是学问的“最要之道”。

此外，还存在对中国典籍著述的评选和改编等再创造性活动，并由此带动了朝鲜半岛汉文学在诗歌、小说等方面的创作繁荣局面。朝鲜半岛属于汉字文化圈，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学，成为朝鲜半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文发明之前，汉文学成为李氏朝鲜文学创作的主体形式。伴随着以赴京使臣为代表的人员往来和书籍交流，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汉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以诗歌为例，“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的汉诗发展，与中国明清时期的诗坛风气转变密切相关。中国和朝鲜使臣都以汉诗文作为两国文化政治沟通的方式。”严明：《东亚国别汉诗特征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甚至较少被关注的艳诗，也“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各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极为显著”详见严明《中国古代艳诗辨》，《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小说方面，“中国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高潮期是在朝鲜进入李氏王朝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严明：《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同时，汉籍的东传客观上增加了李氏朝鲜的藏书量，促进了朝鲜半岛文献学的发展。在中国目录典籍的影响下，李氏朝鲜也展开了古籍目录的修订工作。张伯伟曾将李氏朝鲜的书目分作四类，即“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张伯伟：《二十六种朝鲜时代汉籍书目解题（上）》，《文献》2004年第4期。，并认为古代朝鲜半岛的目录学就是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朝鲜半岛文人在阅读传入的汉籍之后，通过翻译、翻刻、评选、改编、注解的方式实现了中国书籍的本土化过程。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国典籍进行模仿和沿袭，以史书的编纂为例，古代朝鲜半岛史书体裁大都效仿中国，中国史书的编年体、纲目体、纪传体、会通体等都能在朝鲜半岛史书中寻到印记。《东文选》沿用了中国的诗文选本，《高丽史》则承袭了《史记》《汉书》《元史》等中国正史的纪传体式。

明清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并非中国汉籍的单向东传，同时也伴随着朝鲜半岛书籍的回流，虽然在数量上与东传汉籍不可同日而语，但还是有相当多的汉籍通过两国民间贸易或文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回流至国内。据黄建国对国内51个藏书机构的调查，国内所藏的1910年以前的古代朝鲜半岛书籍2754部，90%以上是朝鲜印本，其中朝鲜翻印的中国书籍为677部，而传入的朝鲜半岛文人著作1254部黄建国：《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明清时期，政府层面对李氏朝鲜的索书行为只有一次，大部分是通过文人之间的求赠与赠予或请求赠序和评点的方式，通过赴京使臣所行走的“书籍之路”使汉籍重新流回国内。《兰雪轩集》《皇华集》等诗文作品通过许筠与明朝文士之间的交往友赠传入中国。此外，李氏朝鲜的汉文诗集也通过赠送的方式重新回流至国内。如1606年，翰林修撰朱之藩携带《玉壶冰》《卧游录》等书籍入李氏朝鲜，与朝鲜文人交游唱和、切磋诗文，结集而成《奉使朝鲜稿》和《东方和音》，与之切磋诗文的柳根、许筠等文人诗作随后传入中国本土《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奉使稿》对朱之藩此次出使朝鲜的情形也做了详细记录：“历乙己冬被命使朝鲜，丙午春仲出都，夏杪入关，与馆伴周旋，有倡必和，录为二大册。第一册为《奉使朝鲜稿》，前诗后杂著，之蕃作也。第二册为《东方和音》，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柳根等诗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93，集部46，别集类存目。。 “纵观中国与李朝的书籍交流，其特点之一：除继续采用官方传统‘贡、‘赐和民间贸易方式外，就是通过大量的文人学者间交往进行”黄建国：《古代中韩典籍交流概说》，《韩国研究》1996年第3期。 。

明清期间从李氏朝鲜回流的典籍直接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缺失，成为补充中国汉籍内容的“异域之眼”，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同时通过书籍的东传与回流，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文人间的交游关系愈加密切，清朝文人也對同时代朝鲜半岛文人的作品产生了关注和兴趣。书籍成为一种交流手段和载体，在相对纯粹的文学交流活动中，明清文人主动将朝鲜半岛汉文学创作纳入汉文化的范畴，在诗文选集中体现李氏朝鲜文人的作品。这些诗文集又通过使臣购买携带的形式流入朝鲜半岛，从而最终“形成了书籍的环流”张伯伟：《略说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复旦学报》2014年第3期。。

四、文化体认与东亚视野

横亘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书籍之路”架起了明清与李氏朝鲜之间文化思想传播交流的桥梁，在汉籍的东传与回流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以书籍为媒介的两国政治理念的交涉融合和朝鲜半岛内部文化心理的嬗变。明朝（尤其建文、永乐之后）与朝鲜半岛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的交流基调，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方面以“朝天”为基础的稳定宗藩关系的长期维持。仅截止到1621年，李氏朝鲜以谢恩、贺正、奏请等名义遣使赴明的次数就达1052次之多。“尊周思明”的政治信仰几乎贯穿整个李氏朝鲜，他们曾公开宣称“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鲁”。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使朝鲜成功摆脱日本的侵占，“再造之恩”使李氏朝鲜与明朝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慕华事大”思想从此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与此同时，尽管在政治上不得不屈从于既有的宗藩体系，但李氏朝鲜对于清朝却始终怀有鄙夷和贬斥的态度。因此，东亚视野之中的文化博弈正是在文化立场暧昧和文化心态错乱的李氏朝鲜与实行恩威兼施政策的清朝之间展开。

李朝初期的哲学家、官至密直的权近在觐见朱元璋所做的《应制诗》中，曾直言“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徐居正：《东文选》第92卷，1478年，第872页。《漂海录》作者崔溥曾强调：“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崔溥：《漂海录》，葛振家点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74 页。 由此可见，李氏朝鲜对明朝的这种政治文化认同广泛而深入，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命运与明朝紧密联结，“尊明事大”已上升至国家层面，不仅在政治上甘愿臣服于明朝，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通过持续不断的朝贡活动，强化并维持着以中华为中心的天朝礼制体系。直到1632年，李氏朝鲜勉强尊奉清王朝之后，还是以“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26页。自居。在明清易代六十年后，李氏朝鲜官方还隆重祭祀崇祯和大明神宗皇帝，明朝皇帝仍然被奉为一个不可撼动的政治图腾。某个王朝的皇帝被本国人遗忘，却在邻国长期被虔诚的崇祀，这是一个罕见独特而值得深思的历史文化现象。

明亡清立之后，李氏朝鲜秉持华夷观念，视清朝为“胡蛮”，对其充满敌意和蔑视，否认其继承了中华正统地位。他们称清朝为“夷虏”，称清帝为“胡皇”，这种思慕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心理甚至使李氏朝鲜产生了“明朝之后无中国”的感叹。但为了巩固王权，稳固封建统治，李氏朝鲜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的主导地位，依靠清朝的册封来确保王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因此，在不断的文化体认过程中，对于清朝，当时李氏朝鲜文化心态上的矛盾之处在于政治服从、经济朝贡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1686年朝鲜肃宗曾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转引自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在明清交替半个世纪之后，李氏朝鲜朝野上下仍对明朝的“百世不忘之恩”念念不忘，期待“积德深厚”的大明能够实现“中兴之庆”。与此同时，在李氏朝鲜与清朝之间表面看似和谐的宗藩关系之中，却隐藏着隐性的文化博弈。李氏朝鲜并非没有“反清复明”之念想和雄心，无奈身单力薄，因此对清朝的臣服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李朝英祖实录》第69卷，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2年版，第61页。

对于明清两朝，李氏朝鲜一直存在某种矛盾的文化心态，历史上的明朝是“天朝上国”，现实中的清朝是“夷狄之后”，因此在文化思想上主动追随前者，在政治经济上却被动臣服后者。如此矛盾心理作用下的文化体认，一直延续至王朝时代的结束。李氏朝鲜建立之初就奉行“事大主义”，自觉将自身纳入到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内，政治上的皈依服从与文化上的自我体认密不可分，“惟我小东，世慕华风”李穑：《牧隐文稿（影印本）》卷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版，第98页。，礼乐文物、民风习俗“悉仿皇朝”。在与明朝的交往过程中，恪守藩邦本分，甚至在称谓上也降明朝一等，称“王”而非“皇”，称“妃”而非“后”，称“世子”而非“太子”等。从1704年至1908年，在昌德宫的大报坛，每年都会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毅宗，以报答壬辰战争中时出兵援助的再造之恩，在心理层面确认文化皈依和政治归属。同时，在与明朝展开的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中，也掺杂分享文化成果，确认文化正统性的主观目的。

当明亡清兴之时，李氏朝鲜认为自身继承了中华余脉，是中华正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自诩为“小中华”，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依附性和优越感。他们认为在东亚文化视野中，只有自己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甚至在明亡多年以后，在祭祀、书信、碑铭中暗用明朝正朔，以表达对明朝的追慕之情，后虽在清朝的压力之下，官方文书使用清正朔，但个人信函还是统一使用明代年号。同时，在撰修明史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目的在于为强化并确证自身“小中华”地位提供历史依据。满清入关之后，作为参照系的“大中华”——明朝不复存在，李氏朝鲜的“小中华”意识更加凸显，但迫于形势压力，在只残余文化优越感和自尊思想的前提下，仍然将“尊华攘夷”的文化心态固化升华为李氏朝鲜的外交理念并持续二百余年之久。

面对李氏朝鲜的表面臣服、内心鄙夷的文化心态，清朝则采取了“武力”加“感化”的双重博弈姿态。具体表现为，在确立宗藩关系之初，向李氏朝鲜宣扬其合法正统性的同时，施加武力影响。入关之后，则转为施恩感化政策，以寻求李氏朝鲜的政治文化认同。首先，为了突出明清政权更替的正当性，清朝强调“天无私，福善祸淫，故佑我而厌明耳” 《清太祖实录》第6卷，1620年，第84页。。在给仁祖的信中表示：“惟天下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以我为是，以明为非” 《东华录》第2卷，1627年，第21页。，试图以“天命”的旗号，改变朝鲜的敌视态度。因此，将兼并周边部落的行为美化为“承天命，以统驭万邦”《圣祖仁皇帝圣训》影印版，第435页。。与此同时，对李氏朝鲜采取强硬的武力干预，以朝鲜世子为人质，胁迫其遵守藩约，镇压和清除“尊周思明”的反清义理派人士，严密监控朝鲜国内动向，稍有异样，随即遣使查问甚至举兵压制。但入关后，清王朝旋即改变对朝政策，以绥靖和感化为主，在归还人质、优待使节的基础上，减轻朝贡负担和心理隔膜。清朝施恩感化政策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李氏朝鲜心理层面的敌对情绪，使其放弃“尊华攘夷”的理念，以使自身取代明朝在朝鲜心目中的至上位置。

在清朝武力控制与怀柔德化政策的恩威并施作用下，在“壬辰倭乱”和起义党争的影响下，李氏朝鲜政权危如累卵、危在旦夕，而守旧僵化的性理学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由此，自康乾始，李氏朝鮮的文化体认与文化博弈策略开始发生转变。“北学派”引领的实学思潮萌发，其背后映射的正是对清文化心态的改变。“朝鲜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华文化之教养而仰慕中国，甘心成为其藩属;另一是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现在箕子信仰之中。”[日]今夕龙：《朝鲜古史の研究》，日本图书刊行会1970年版，第146页。 “北学派”的出现使传统以中华为天下之中心的“华夷观”受到挑战而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代表人物洪大容接受西方宇宙无限理论，立足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实现了从“尊华攘夷”到“华夷一也”的思想转换。他认为：“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素夷狄行乎夷狄，为圣为贤，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影印本）》卷3，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版，第66页。，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根深蒂固的“小中华”意识，颠覆了传统的“华夷观”。可见，文化理念上的正统“小中华”情结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政治利益，在持续文化博弈的过程中，李氏朝鲜还是无法跳出东亚视野的藩篱，不得不承认曾经的华夷秩序与现实政治世界无法媾和的事实。因此，李氏朝鲜在矛盾文化心态的作用下，在重新构建与清朝朝贡关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重新定位自身和调整文化心理。18世纪在李氏朝鲜对明集体记忆和追慕思绪渐趋消退，对清先进文化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双方宗藩关系逐渐保持稳定。虽然李氏朝鲜对清朝表现出的是表面臣服与内心鄙视的混杂情绪，但通过贯穿东北亚的“书籍之路”，明清与朝鲜半岛之间还是最终实现了以使臣出使和书籍交流为载体的“文化转移”。

如果说在明中叶以前，李氏朝鲜和日本在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意识支配下，对中国还存在些许认同甚至仰慕的情愫，那么从17世纪中叶开始，以中华主义和“东亚视野”为文化根基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就开始渐趋崩塌。首先，日本于1592年无视明朝的势力，出兵侵占朝鲜，他们心目中的“华夏”与“狄夷”，也逐渐开始脱离固有的东亚地理空间。“尊神敬佛”的理念使日本与中华文化共同体渐行渐远，直至明清易代，日本在文化心理上正式确立了全新的“华夷观念”。其次，对于李氏朝鲜来说，他们对“中心”和“边缘”的解讀屡经嬗变，但中华中心主义的思想始终未变。虽然在日本和西方侵入以前，一直未能摆脱东亚视野的藩篱，但是从“尊华贱夷”到纳入清朝朝贡册封体系的过程中，在时间与空间的立体交汇支点上，李氏朝鲜在文化心态上思慕明朝的同时，却在政治秩序上依附清朝，这堪称东亚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历史记忆中的“大明”与现实世界中的“大清”，对穿梭于明清与朝鲜半岛间“书籍之路”上的朝鲜使臣来说，已然裂变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国度。

结 语

“作为中国古代的国际秩序模式，朝贡关系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奉行王道德行，追求和平主义，构筑了以中国为中心、不对等的特殊国家关系。”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汉籍在朝鲜半岛的流播正是依托于朝贡关系，是在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明清五百余年间，李氏朝鲜的赴京朝贡使臣来往穿梭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书籍之路”，他们成为汉籍在明清与朝鲜半岛间“东西流传”的重要媒介。中国典籍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它们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及文化价值通过阅读在朝鲜半岛引起了重要反响，包括政治层面的“书籍辩诬”和反思传统的“华夷观”、文学层面的诗文衍变发展、思想层面的实学思潮和“北学派”兴起等。此外，学术和文学层面的两国文人互动酬唱和创作繁盛局面，亦是汉籍内容的阅读、接受之后产生回响的重要表现。

在文化传统上，李氏朝鲜既是中华文化的全盘接受者，又是忠实的捍卫者。正是缘于这种文化特殊性，才会出现明清易代之际，朝鲜学者反而以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谓的“小中华”自居。事实上，明清与朝鲜半岛间“书籍之路”上的汉籍传播只是某种外在“表象”，重点在于汉籍东传之后，经过阅读吸收，在政治、学术、文学以及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方面，李氏朝鲜所产生的内部深层“心象”的变化。在明清与李氏朝鲜政治理念的交融和文化心理的嬗变方面，在持续的文化体认和“尊周思明”文化理念的支配下，李氏朝鲜对于清朝怀有某种政治服从、经济朝贡和文化认同之间分裂的复杂矛盾心态。换言之，李氏朝鲜一直存在着思想上追随“天朝上国”的明朝，而政治上却不得不臣服于“夷狄之后”的清朝的矛盾心理。他们认为“清帝国的学术确实在高压和诱导两面钳制之下变得已经很糟糕”且“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页。。而李氏朝鲜与清王朝之间的文化博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外在呈现。

文化立场的摇摆不定正是源于文化体认的不断更变，自康乾始，李氏朝鲜在清朝武力和德化政策的作用下，文化心态再次发生转向。“慕华”与“自尊”的文化心理冲突导致“北学派”主导的实学思潮萌生，烛照出朝鲜半岛对清文化理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李氏朝鲜在上述矛盾文化心理的作用下，在重新构建与清朝朝贡关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重新定位自身和调整文化博弈策略。在此过程中，对明历史记忆和追思仰慕情绪渐趋消退，对清先进文化不断反思审视，李氏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逐渐保持稳定。虽然表面上的臣服姿态与内心里的鄙夷情绪依然混杂在李氏朝鲜的文化心理之中，但明清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转移”还是通过“书籍之路”得以最终实现。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