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中山是近代较早关注到森林与民生关系的著名人士，并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在中国中北部建造森林的计划。这对民国植树节的设立与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1915年7月，北京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当日举行植树典礼，倡导国民植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清明植树节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并于当日举行植树仪式，倡建中山林。新植树节的设立不仅有缅怀孙中山之故，而且有革故鼎新之意，植树节典礼仪式更兼有政治认同的寓意。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把造林运动作为七项国策运动之一，并把植树造林看作是实现民生主义的基础。但随着国民党中山纪念的神圣化，植树节背负的政治寓意愈来愈重，植树典礼仪式逐渐形式化，使民国植树造林运动弊病丛生，造林成绩有限。

关键词：孙中山;植树节;民国;植树;仪式

中图分类号：K2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2-0143-10

作者简介：张小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 （上海 200234）

清代中叶以来，由人口爆发导致的人地关系紧张愈演愈烈，毁林造田遂成为许多地方的普遍现象，至清末民国之际，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已相当严重。为唤起国民爱林护林意识、倡导国民植树造林，民国政府设立了植树节，并在植树节当日举行典礼仪式。植树仪式的举行无疑对引导民众形成共识与积极参与植树实践具有积极作用，但民国植树节典礼的政治仪式属性更浓①，对政治认同的追求明显高于植树实践，这导致植树节逐渐背离其设立初衷，走向形式化。民国植树节与植树造林实践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植树节仪式还鲜有关注②。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民国植树节的设立、演变与没落的历史来考察民国新旧植树节演变背后的政治寓意，尝试分析植树节仪式的政治认同以及其对民国植树造林的影响，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植树节的历史与民国造林运动。

一、革旧布新：民初植树节的设立与演变

仪式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重复的仪式行为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节日典礼仪式通过象征意义的传递对民众社会观念的构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民众的社会政治认同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节日典礼仪式。中国古代社会尤重仪式之垂范教化，有一整套的礼仪体系。有学者认为：“礼就是仪式礼节，礼治社会就是仪式政治。”马敏：《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4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格外注重节日仪式的政治象征，善于利用节日庆典进行政治话语表达，在“传统的发明”中不断构建合法性和政治认同，其对植树节日期和程序的变更正是出于这一政治目的。

民国初年植树节的设立缘于我国森林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民众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孙中山是近代较早认识到社会文明与自然生态辩证关系的人士，并有一系列的高见远识。他认为森林是防治水旱灾害的治本之策，与民生关系极大。“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國的水祸。”防治旱灾的“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页。。因此，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 “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计划孙中山：《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页。。孙中山关于森林与民生的论述及造林计划，不仅推动了民国植树节的设立，而且促使了其演变。

1915年7月31日，北京政府申令宣示清明节为植树节，并于当日举行植树典礼，倡导国民造林。清明时节，我国北方气温适宜植树，部分地区亦有在先人坟地植树纪念之风，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可谓上合天时，下符民风。但此时袁世凯即将称帝，清明有政治清明之隐喻，北京政府此举粉饰太平献媚袁世凯之意明显。况且明清时期，每年仲春时节皇帝会举行“演耕”之礼劝课农桑，在植树节举行典礼，由大总统躬行亲植，倡行植树，其仿效和象征之意不言而喻。江苏省政府更是明确指出“各道尹、县知事应于植树令节仿劝农古意，亲自演讲桑蚕利益，并于植树场所划出栽桑区域，种植桑秧，以资观感”《苏省长提倡蚕桑》，《大公报》（天津版）1917年2月9日第9版。。北京政府设置植树节，其意更在于“仿古”，植树之行不过是皇帝劝课农桑的翻版，是对传统政治资源的借用。因此，植树节成为袁世凯皇帝权威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树立政治合法性的舞台。借助仪式操演，总统的权力和身份得到了直观展示，一系列身体实践及行为寓意均昭告世人，昔日之皇帝与今朝的总统并无实质性差异。总统的身体实践具有强烈的权力可视化意味，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需要相仿植树，以此达到行为上的“统”与“随”，实现仪式政治化之后的政治社会化。

1916年4月5日，民国第一个植树节，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植树典礼。植树地点选择在北京西山四王府后山马金顶，京兆尹王达作为大总统特使代表植树。“植树礼节于正午举行，附近居民扶老携幼观者如堵。”其行礼秩序共十二项，分别为：“（一）齐集登山，（二）分班肃立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农商总长宣布应节植树之宗旨，（四）农商总长恭请大总统特派员王京兆尹躬代植树，（五）农商总长植树，（六）农商次长植树，（七）农商部员植树，（八）京兆尹随员植树，（九）京兆绅耆植树，（十）礼成，（十一）摄影，（十二）茶会。”《京兆植树节之西山盛会》，《大公报》（天津版）1916年4月8日第6版。从植树节典礼程序看，齐集登山、分班肃立向国旗行礼体现了仪式的认同功能;次第植树则是对既有权力秩序的宣示。植树典礼的政治仪式属性初步显现。

1917年植树节，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亲率各部总长、京兆尹、各部职员、各使馆随员、中西商界人士及学生代表在北京天坛齐宫前举行植树典礼，盛况空前。“大总统植树处立有石质碑记，上携大总统植树字样，总理以下各员均立木质标识，书各员衔名。”《大总统亲往天坛植树》，《申报》1917年4月8日第3版。盛大的仪式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权力交替和等级秩序的认同与宣示，此后即成惯例，无论时局如何变换，每年清明植树节中央及地方均举行植树典礼，选定地点和树种进行植树。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孙中山生前曾力主造就全国规模之大森林，还建议“每年春季特定几日为植树节日，使全体民众一致担任植树工作”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植树浅说》，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年版，第1页。。因此，自诩为其未竟事业继承者的国民党，自然不会放弃植树节的政治表达。重新“塑造” 植树节，把植树与纪念孙中山和继承中山精神联系起来，赋予植树节新的政治内涵就理所应当了。1928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上午军政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下午参谒中山陵并集体植树，举行植树礼。“总理实业计划，于造林一事，言之綦详，眼光远大，超今远古，所望全国人民，秉承总理遗教，完成其造林计划。”“我们今日在此植树，异日蔚然成林，犹我辈同去接受总理遗教，造成良好国家。”《南京各界举行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会记》，《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3月18日第6版。从植树礼演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植树纪念活动不仅有寄托哀思，秉承孙中山造林遗志之意，而且被寄予团结国人，完成统一，建设国家的政治价值。当日，除南方各省外，河南、山西等地也纷纷举行植树纪念活动。阎锡山在太原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吾人应照总理之目的与遗志，继续努力，以竟全功”《各地中山纪念略记》，《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3月20日第3版。。完成孙中山未尽之革命事业俨然已成为植树仪式与实践新的政治内涵。与北京政府不同，南京政府在实现植树节政治化的过程中，更突显其革命性。

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训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即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所有植树节，应即废止等因。”陈嵘编：《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京华印书馆1934年版，第88页。此举其一缅怀孙中山及其伟大的一生，其二纪念追随孙中山奋斗牺牲的革命同志，其三秉承遗志、完成孙中山的造林计划，其四激励团结国人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可为一舉多得。为切实推进植树民众化，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将造林运动列为七项国策运动之一。“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三民主义之国家，而三民主义之实现，第一步工作在物质基础之建设;造林运动，尤为物质基础建设之最重要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七项运动宣传纲要》，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30年，第23页。随后印发《七项运动宣传纲要》具体指导民众进行造林实践。

1928年底，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南北，植树式也被推向了全国。1929年2月，农矿部颁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每年3月12日，总理逝世纪念日，各省、县市均须举行植树式，政府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各地方团体民众均须参加《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湖北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41期，第40页。。

1929年植树式，为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全国统一后的第一次植树典礼，又恰逢孙中山奉安，国民政府要求“各机关事先切实筹备，如慎择地点、妥选树种、预定株数等，均应有周密之计划”《本届植树典礼隆重举行》，《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2月17日第11版。。各省事先均成立植树式筹备委员会筹划相关事宜，植造中山纪念林。3月12日，南京在总理陵墓前举行总理逝世四周年植树典礼，蒋介石携宋美龄谒陵后各植柏树一株，谭延闿、于右任、邵力子、孔祥熙、何应钦等要人均亲自植树。当日，全国各地均举行植树典礼。此后，遂成定制，各地循例举行植树典礼仪式与造林活动。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较大，3月12日北方并不适宜植树，因此植树典礼仪式与植树活动分开进行也成为北方各地植树节的特点。1930年2月，农矿部又请准行政院及国民政府，自3月9日起至3月15日止一周内，定为“造林运动宣传周”，要求各地广泛宣传，深入动员民众植树造林。

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国民政府，虽有延续，更重鼎革。新政府对原有植树节的废止改立属于革旧布新的重要举措。此后，植树节由普通节日向中山纪念日转变，成为国民党一系列中山纪念形式中的一种，其政治内涵更加丰富。“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陈蕴茜：《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 5期。植树节仪式中对孙中山的追思缅怀被反复的操演与形塑，最终成为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进而自觉形成“秉承总理遗志、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观念。“植树是纪念总理最好的纪念品”，“ 植树是训政时代开始的工作”，“植树是提倡民生主义的要素”《植树标语》，《申报》1928年3月12日第18版。，植树节的这些宣传标语恰好说明了国民党对植树节政治功能的重视和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植树节典礼由民国政府举办，在总理逝世纪念日选定地点举行，典礼仪式程序特定，借助缅怀总理植树的活动，激发参与者的政治情感与认同，从而达到构建政治合法性和组织社会大众之目的。因而植树节典礼的政治仪式属性愈发凸显，政治象征作用愈加明显。

二、仪式象征：民国植树节的政治认同

南京国民政府废止北京政府清明植树节，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既是纪念孙中山之故，更有革故鼎新之意。时人指出：“‘植树式与‘植树节，相差一字耳，而意义不同，何啻千里，此不可以不辨也。”“植树式之与植树节，其关系犹国民政府之与北京政府，各有其历史，各有其背景，而无丝毫承袭意味存乎其间。国民政府以革命之方式产生植树式，即不啻对于久已腐化之植树节，予以根本之否认，彻底之改造。”陈郁：《植树式与植树节》，载陈郁等主编《植树特刊》，农矿部林政司1929年版，第1—2页。“植树节的一个名词是民国四年（1915）北京政府规定的，当时袁氏窃政，想以帝位自居，故利用清明佳节讴歌太平的传统思想，朦蔽我民众的耳目，为推翻民国纪元的张本。在国民革命时代，相沿袭用，不无白珪之玷，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国府正名正义，纪念总理忌辰，来举行植树式。”吴庶晨：《植树式与植树节》，载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植树式纪念刊》，上海特别市植树式筹备委员会1929年版，第19页。由此可见，植树式与植树节已被赋予了新与旧、革命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的政治寓意。

树新必然批旧。植树式取代植树节后，对清明植树节的批判接踵而至。首先当然是全面否定旧有植树节，认为北京政府时期的植树节虚应故事、毫无成绩。“从前的植树节，终脱不了帝制时代的意味，奉行的官吏，亦大都‘虚应故事，‘敷衍塞责 ，所以十多年以来，植树节对于中国林政、林学、林业、林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姚传法：《纪念总理的植树式应该怎样？》，载《植树式纪念刊》，第1页。“十年以前，就有了植树节，每年举行植树，都在清明那一天，但十多年来，总没有成绩。”《周秘书长在浦西中山路开会词》，载《植树式纪念刊》，第2页。全国各地“十余年来，不独林业毫无成绩可言，且复劳民伤财，徒滋纷扰”皮作琼：《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之意义》，载陈郁等主编《植树特刊》，第50页。。“民四（1915）以来，每逢植树节，官厅学校等公私团体以及民众方面，都在植树，热闹一时。但是据我个人的经历看来，每年植树节时所种的树子，都是枯死了的多，残存长大的少。”黄枯树：《植树式小言》，《申报》1929年3月12日第22版。其次批驳旧有植树典礼行奢靡讲排场，重形式轻实际，致使植树节有名无实。“窃考植树典礼，仅偏于仪式，奏乐、训词、演说、摄影后，即相率离散，而竟忘其所以为植树节者，其能率亲植，已不易得，至于好自栽立者，可为绝无仅有矣，是求植树见效，何异缘木求鱼。”陈植：《改良植树节之管见》，载《植树式纪念刊》，第24页。“昔日北京及各省都会之举行植树节也，彩楼高搭，如迎上宾;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军乐喧闹，人声杂沓，而典礼始焉;数人扶苗，群众壁观，而植树行焉;摄影纪念，杯盘狼藉，而盛会终焉。”陈郁：《植树式与植树节》，载《植树特刊》，第2页。植树节“典礼自典礼，植树自植树，好像两样事情，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大家偏重于形式，而不求实际上的工作。在政界方面说起来，是为中央既规定了这个节期，亦只好到场行一个典礼罢;在学界及其他各界的人，也是大多数为了看朋友或看热闹而到的，其中真正抱着植树的目的而去的究有几人呢？至于晓得留心植树实在栽活的又有几人呢？从这样看来把这很重要很尊严的植树节，弄成有名无实了”。有些地方甚至“在植树节前几天就把树苗预先栽好了，一到这节日不过召集大家到场行一个仪式罢了”林刚：《植树节之过去及将来》，《申报》1929年3月12日第22版。。

国民党人对于旧植树典礼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其实，北京政府时期植树节之弊病由来已久。

1917年4月5日，黎元洪大总统亲赴天坛林业试验场内行植树礼。当日“沿途道左侧则步军统领衙门之步兵守衛，道右侧则警察及保安警察守卫，十步一人，前后各二列，而屋背警备之警察亦不少。道中自前门以至植树场内俱铺黄土，场内坛门有警察厅军乐队，场中植树地点之前又有步军统领之军乐队，前门外则有总统府军乐队”《大总统亲往天坛植树》，《申报》1917年4月8日第3版。。由于大总统躬亲植树，教育部也急令北京部辖的学校学生于4月15日到北京西郊薛家山植树。当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小学、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大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七所学校共约一千一百人同往植树，盛极一时学生往来有专车接送，女子师范学校之女生系独自前往，未与男生一起，其植树也不同时。女生人数不详，其植树约百余棵。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中小学约四百人，法政专门学校约三百人，工业专门学校二百余人，农业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各约百人。参见《学生植树与议员眷属游园》，《申报》1917年4月19日第6版。。然而由于“各办事人员于此未能注意周到，事前所雇挑夫临时不敷，分布水源又在山下，运水维艰，以致所植之树多未润水。倘日内不补行灌溉，将见所在枯萎，殊失植树之本意，而各校学生亦将虚此一行矣”《学生植树与议员眷属游园》，《申报》1917年4月19日第6版。。

1923年清明植树节，北京在天坛和西山分别举行植树典礼。西山植树典礼由教育部主办，参加者有教育部职员、国立学校教职工及学生。为鼓励学生前往植树，教育部要求“凡往植树之各校学生，均由各本校发给车费，并给与颐和园之半价票”。当日十点半，高师、农大、法专等校学生到齐后，整队上山植树。“栽树之土坑及树苗，早已雇人备就，学生至时，只将树栽好，略灌以水而已。树栽完后，遂各自分散，有径游颐和园者，亦有往游香山及汤山者。”《京政学界举行植树典礼》，《申报》1923年4月9日第6版。从中可见，植树已有作秀之嫌。清明历有踏青之风，游园登山本无可厚非，但植树之真义恐鲜有人知，学生或更为游历而往。无独有偶，同日，南京在明孝陵附近第一造林场举行植树典礼。“首由警厅军队奏乐，乐止，省长率同各行政长官及各学校学生到预定场所亲行植树，种植毕，省长致讯词毕，全体欢呼民国万岁万万岁，复奏乐，各学校学生及骑巡队环行唱歌，颇称盛况。旋摄影，省长在造林场略进茶点，散会。散会后，省长率某二员诣紫霞洞，浏览本地风景。”《寗垣植树典礼》，《申报》1923年4月8日第11版。植树节之弊病，时人亦有中肯之批评。“自鼎革以来，年年植树，而期又在清明，故易清明节为植树节。吾尝思之，年年植树，中国之森林必入有客观也，孰意事实与理论相反，中国官厅之办事只尚形式而不重精神，故植树徒有其名，牛山仍濯濯耳。”《清明植树之愚见》，《申报》1924年4月3日第17版。“清明将近，北京政府各省各县各农林机关均预备植树典礼，照前届惯例，由行政长官及政商学界代表到植树林场种树、演说、摄影，行一植树仪式。数载以来视为一种故事，而于推广造林未见若何影响。夫植树节之规定本以中国木材缺乏，水旱频仍，欲借植树节之运动，利用荒山、荒地，推广造林，而今官厅视若具文，学校视为常例，对于如何实行推广造林之办法并不注意。”光：《改良植树节》，《申报》1924年4月4日第17版。

既然清明植树节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且积弊丛生，那么废止旧植树节，推行新政府设立的植树式也就顺理成章了。为避免旧有植树节的弊端，确保植树效果，早日实现孙中山提倡造林的计划，时人曾建议：植树节应动员人人参与植树，划分植树地点，在各地方造中山纪念林或地方风景林及公有林;植树节应多设种树指导员，指导大家植树，确保树木栽活;设置森林警察或巡防夫对所栽树苗切实保护，确保成材;考核每年植树成绩，相互监督勉励林刚：《植树节之过去及将来》，《申报》1929年3月12日第22版。。还有人建议植树节应多植梅树，以造中山林。因为“梅花为我国国花，也就是代表五权宪法，我们种了梅树，既可以表扬五权宪法，又可以造成中山林哩”石狮：《总理逝世纪念新话》，《申报》1929年3月12日第19版。 。时人对于植树式的种种议论，不仅表达了他们对于植树造林问题的关切，而且反映了他们对于新政府的憧憬与期望。植树式的推行伴随着精神信仰和政治思想的传播，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政治认可与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植树式，其首要目的也在于此。

“当政治领袖成为组织整体的重要象征，其去世便会对组织构成威胁。解决之道是让领袖的生与死都和组织象征联系在一起。”[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均想独占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因此各派别均借纪念孙中山来表达其自身政治诉求，在孙中山被膜拜的过程中，中山纪念的政治烙印也越来越清晰。“总理既殁，不能发号施令，则奉总理者，不过口头书面耳，实际上自己之势力，曾不因是而稍减，于是人人乐于奉行总理，总理之地位愈高，则奉总理者之地位亦随之俱高，于是总理乃得全体党员之信仰崇拜，即彼反动之伦、欲肆捣乱者，亦奉行总理遗言而不背。”廖国芳：《总理纪念日谈总理》，《申报》1928年3月12日第16版。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得以初步缓和，此后，继续北伐、完成国家统一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1928年3月12日，恰值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在政治领袖的忌辰举办植树仪式来缅怀纪念、秉承主义、凝聚人心、宣示合法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总理忌辰植树，一方从事树木之工作，一方须感到树人之更当努力，使一般民众，均可训练成为忠实同志，去继续完成国民革命。”《社会局潘局长在浦东园林路开会词》，载《植树式纪念刊》，第3页。正因为植树式所具有的象征与隐喻，使其成为一种政治仪式。

南京国民政府把植树节从清明移至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在当日举行隆重的植树典礼自是题中应有之义。1928年3月1日，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九次中央常务会议决定“总理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树典礼，以为造中山林之提倡”《筹备植树典礼之经过》，《申报》1928年3月12日第18版。。2日，通令各省市照办。由于时间仓促，当日各地本已筹备举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因此植树典礼多庄重而简短。如上海市原定3月21日（春分）为植树节，2月13日已组织了筹备植树典礼委员会，但因时间前移，原定计划被打乱，典礼时间由原定上午九时改移到十一时举行，行仪地点由公共体育场改为市政府前大操场，植树地点由民国路改为小木桥路，参加学生也由一万余人改为约三千人《筹备植树典礼之经过》，《申报》1928年3月12日第18版。。植树节仪式为：（一）奏乐;（二）全体肃立;（三）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四）市长恭读总理遗嘱;（五）各校学生唱植树歌;（六）市长致开会辞（摄影）;（七）演说;（八）恭植路树（摄影）;（九）散会《植树节仪式》，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432-1-74。。

1929年3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废旧设新后的第一个植树节，全国各地均举行了盛大的植树仪式。首都南京上午在市党部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下午赴中山陵举行植树典礼。其植树典礼程序为：（一）开会;（二）全体肃立;（三）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静默三分钟;（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七）中央党部代表致词;（八）国民政府代表致词;（九）市党部代表致词;（十）市政府代表致词;（十一）演说;（十二）唱植树歌;（十三）呼口号;（十四）摄影;（十五）散会《首都各界筹备总理逝世纪念》，《申报》1929年3月12日第9版。。

仪式的“程序和时空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庄严的植树典礼既是人们敬畏与尊重的情感表达，也可以激发人们的仪式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植树节仪式中的奏乐、肃立、行礼、恭读遗嘱、演说、唱歌和呼口号等行为都直接诱导了参与者的情感认知，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信仰。即使植树仪式的参与者思想信仰不尽一致，但在唱歌和呼口号时也可能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植树节的致词和演说不仅有宣传植树之益，更兼具宣讲国民党党义、强化党国体制之功。这样植树节典礼程序使政治仪式的功能——宣示合法性与整合社会群体——得以充分展现。但在植树节举行典礼本有垂范倡导之意，况且植树造林非一日之功，全盘否定旧有植树节，赋予植树节政治仪式之属性，是否意味着新的植树式就真的能摒弃弊端，事半功倍呢？

三、仪式沉沦：走向形式主义的民国植树节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国民党通过植树仪式的政治把控与操演，借纪念总理植树不断向民众灌输三民主义、党国体制与一元领导的政治观念，使其意识形态得以宣传强化。但过分强调仪式，极易走向形式主义，特别是当植树仪式与植树实践脱节后，植树仪式走向形式主义不可避免。

“革命化的植树式应该根本铲除虚浮的习气和无意义的形式，应该切切实实举行植树。因为植树便是纪念总理，多栽一棵树，便是多纪念一分总理，我们要纪念总理，不可仅在口里说，或仅在文字里的宣传，我们应该努力，来栽植树木，来建造总理所规定的中国中部和北部的森林，来实行总理的造林防水灾旱灾的政策。”姚传法：《纪念总理的植树式应该怎样？》，载《植树式纪念刊》，第1页。植树式中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与热情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随着革命热情的消退，植树式的程式化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人此前批判北京政府植树节典礼的种种弊端在植树式上体现的也越来越明显。每逢植树节日，典礼、演讲、次第植树和摄影留念必不可少，仪式逐渐重于动作，形式逐渐重于实际，所植树苗能否成活成材则关之甚少。

由于植树节的政治仪式属性，在典礼中进行政治动员必不可少。但仪式高度的结构性和标准化程序也容易使人心生厌倦，空洞的演说和敷衍的植树更会加重参与者对植树仪式的反感。时人的批评和调查证明，植树儀式的示范效果与政治认同作用同时在减弱，植树节逐步走向形式化。“每年到植树节的那一天，每个机关和学校都举行植树典礼;大家种树，以表示提倡种树。我们试问他们植树的意思，那么如果你不嫌麻烦，有功夫听的时候，他能够指天画地，滔滔不绝的说一大套——辞充理足——的话。”小痕：《植树节的植树》，《崇实季刊》1931年第11期，第134页。“据各种书报上说：我国有好几个省早已提倡造林，但是成绩终不见好，原因是大家只做表面工作。到了植树节就拿锄头植树，日期一过，谁也不去管它。结果活活的把千万株苗木枯死。这样的造林，自然造一千年也没有用的。”玨：《植树之后》，《新北夏》第33期，1934年3月15日第1版。“我们每年造林，已往成绩如何？我们应该有个检查。本省（安徽）六十二县，年年在今天造林，并且化去很多经费，检查结果，个人觉得并无实际。造林数量虽然增加，造林的真意，尚未完全普及，所以每年各县所造的中山纪念林，据报数目虽多，成活量甚少。”刘贻燕：《历年植树成绩及植树意义》，《安徽政务月刊》1937年第27期，第93—94页。1936年金陵大学刘轸在江浙闽一带十多个县考察发现，植树节弊病丛生。各地年年均在原地种树，“去年所植树一至今年几全部枯死”，中山纪念林“蓬蒿满地，荆棘满目”。各地“历届植树典礼之式皆异常隆重而靡费。讲台高搭，训话连篇，至植树时则草草从事，敷衍塞责。甚至只愿一时之场面，不管将来之死活，以敷衍了之”。农民把植树节比作“植死节”，成为茶余饭后之谈资刘轸：《过去植树节之错误及将来应取方针》，《农林新报》1936年第13卷第8期，第209页。。194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曾撰文谈论植树节，认为现行植树节“倡行以来，全国景从，各地盛大举行仪式，至形热烈，十有余年，纺林理应育成，惟夷考其实，难免‘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之践，长此以往，树愈植而山益秃，林愈造而材益少”章之汶：《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吾人应有之认识》，载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秘书室编审股主编《植树节专刊》，四川省政府建设厅询问处1941年版，第15页。。

南京国民政府设立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把纪念总理与植树造林联系起来，原意本应为通过植树节典礼，一面纪念总理，一面提倡林业，并通过政府提倡，官员示范，达到全民参与，实现总理遗愿之目的。但因为特殊的历史节点，植树节设立之初就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象征，而成为一种政治仪式。

此后，随着孙中山地位的神圣化，植树节典礼越来越隆重，仪式、宣传等花费往往占去植树节费用大半，致使植树节中心发生偏移。以上海为例，1931年第四届植树式暨第二届造林运动宣传周经费预算为3 910洋元。其中植树式典礼经费包括宣传费用1 600元（标语300元、刊物700元、手提摄影120元、活动电影480元），布置费用260元（彩牌楼60元、仪式台60元、芦席棚100元、牌签40元），招待费用350元（学生迎送300元、茶点50元）和预备费200元，共计2 410元，约占总费用的62%;造林运动费用包括苗木费用1 200元和杂费300元，共计1 500元，约占总费用的38%《上海市第四届植树式筹备经过情形》，载上海市社会局编《第四届植树式纪念刊》，上海市植树式筹备委员会1931年版，第50页。。1948年上海植树节经费为法币10 000 000元。其中，仪式费2 000 000元（会场布置及文具纸张等）， 宣传费2 000 000元（印刷宣传标语及电台播音等）， 种树费5 000 000元（采购树苗等），其他1 000 000元（其他一切费用）《上海市社会局三十七年度植树节纪念大会经费概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16-87。。1949年上海市植树节经费为金圆券70 000元。其中仪式费15 000元（会场布置及文具纸张等），宣传费15 000元（印刷宣传标语）种树费30 000元（工具树苗等），其他费10 000元（其他一切费用）《上海市社会局三十八年度植树节纪念大会经费概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16-88。。植树节举行典礼、宣传固不可少，但最重要之事为植树，舍本逐末，必然流于形式。“每年各处举行的‘植树式及‘造林运动，仅就附郭地方，极小面积的地方，由主办机关，采购少数苗木，就指定地点，开掘植穴，于穴旁各置一苗，届时参会人员，纷纷集合，草率植下，其栽植的深度，树根的舒屈，覆土的厚薄，树干的倾直，鲜有人能顾及的;行礼、演说、摄影以后，即各散去，栽植后植树成绩的好坏，更无人过问了;所以各处每年‘植树式所植树木的成绩，均极窳略不堪。”陈植：《造林运动应取的方式》，《林学》1936年第5号，第60页。对此，时人也曾建议植树节应“力避靡财浪费之无谓仪式。预算之用在植树者须百分六十以上，至于其他铺张仪式不可过百分二十。行政长官莅场植树，掘坑栽种，务必躬自为之，以作能与民同苦乐之示范。植树节经费须留百分二十为植树后之保护费，严订保护规则，切实履行”刘轸：《过去植树节之错误及将来应取方针》，《农林新报》1936年第13卷第8期，第210页。。

植树造林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栽种而已，后期管理尤为重要。栽种树苗之浇水施肥、病虫害之防治以及保护树苗免遭人畜损害等都是保障其成活成材的重要因素。从植树造林实际出发，林地之选择整理、树种之选择、树苗之掘剪装运、栽植之注意事项，也均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因此，仅靠植树节之种植而无后期管理保护，树苗成活率自然不高，造林效果必然受挫。“一般民众，误以植树即造林，造林即林业。故植树以后，以为造林之能事毕，于林业之经营，则以为至易而等闲视之。此中国提倡林业二十年之所以无多成效也。”沈超：《植树及植树以后》，《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第30页。民国植树“其失败之结症虽多，要在无计划、无组织、无力量，有以致之。缘各处植树节举行仪式，多系临时觅地，随意栽植。地权之纠纷与否，树苗之选宜与否不问，无计划也。栽植后不加保护，无人管理，无组织也。所植树木任人樵采、攀折，地方不能形成舆论之监视，行政机关无严法之督饬，无力量也”章之汶：《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吾人应有之认识》，载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秘书室编审股主编《植树节专刊》，四川省政府建设厅询问处1941年版，第15页。。

植树造林具有公共性、社会性的特点，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然而，民国植树节却演化为政治节日，植树典礼每年依例奉行，沦为点缀升平之政治附庸。“向来植树仅为党政学界之植树节，农民无与焉。”刘轸：《过去植树节之错误及将来应取方针》，《农林新报》1936年第13卷第8期，第210页。植树节植树仿佛成了党政机关职员和学生的专利，广大农民袖手旁观，成为看客，结果是荒山依旧，林木难成。植树造林需要普及化、民众化、实际化，需要乡村农民的参与，但民国时期灾害频年，民生多艰，农民逐日粮食，尚难解决，让其进行见效迟缓的植树工作，实属强人所难。这也使民国植树节仅限于城市，难以推广到乡村。受地域和阶层限制的植树节不仅使植树的垂范效果不佳，而且使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作用大打折扣。这也注定了植树节仪式的沉沦。

结 语

设立植树节本是效仿美国的举措，旨在通过官方倡导，唤醒国人意识，养成植树习惯，成就造林目的。“种树植树纪念风行于欧美各国，于学生毕业、人民集会以及嫁娶丧寿诞儿等事，每手植良材，以垂纪念。”《清明植树节说略》，《大公报》（天津版）1916年3月28日第10版。孙中山对森林与民生等方面的崇论宏议及其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在中国中北部建造大森林的设想，足以使后人銘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废止清明植树节，设立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其目的不仅是通过植树纪念倡导国民植树造林，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植树仪式宣示合法性，动员和组织民众。其举措是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物化纪念中的一种形式，也是中山纪念从国民党党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重要步骤。此后，植树与孙中山及其精神就逐渐等同。植树节典礼仪式不仅是一种缅怀，而且是一种认同与象征，这种认同与象征包含政治与身份的双重意义。

植树节日纪念，一开始的政治意义就大于其实际意义，这也使植树节仪式成为一种旨在传递意识形态、塑造和改变民众思想、获得合法性自愿认同的政治仪式。在植树节仪式初行之时，政治仪式虎虎生威，对参与者的政治情感、信仰和价值产生了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后，随着时间推移，植树节的政治象征本应逐渐淡化，回归其实际意义，但由于国民党借中山纪念垄断政治话语权和扩展意识形态行为不断加强，植树节背负的政治寓意愈来愈重。从积极方面来看，与植树节相关的“总理逝世纪念周”的纪念活动“使国民党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控制” 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但国民党素来忽视乡村，轻视农民，导致农民对其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度均不高。从消极方面来看，植树节政治仪式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凸显，导致民国植树节陷于官僚化与形式化，造林成绩有限。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主张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先导。其为国为民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后来之人。国民党人对中山纪念内容的构建与流变，并不影响孙中山的伟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孙中山的造林计划充分体现了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与启示。同时，民国植树造林运动中所暴露的弊端，也值得我们警惕。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