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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形象的真实性与寓言性

2019-12-23郭亚琪

青年文学家 2019年33期
关键词:狂人小人物真实性

摘  要:“小人物”形象产生于俄国,这样一个新的文学形象的出现,使得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了新的創作素材。而这样的“小人物”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也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小人物”形象。在中俄两国间值得注意的两部作品就是果戈理与鲁迅创作的相同名字的小说《狂人日记》。本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文本来对“狂人”形象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狂人”形象不同的属性,即真实性与寓言性。而产生这两种性质的原因则是由于多种因素所形成的。

关键词:小人物;狂人形象;真实性;寓言性

作者简介:郭亚琪(1992-),男,汉族,山西省怀仁市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3-0-03

“小人物”形象,起源于俄国文学,最早的“小人物”是普希金《驿站长》中“维林”这一形象。“小人物”形象一般都有着性格上的缺陷,被他们的上级所压迫,最终导致悲剧的结局。“小人物”这一形象的创作,也随着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人的努力下,渐渐蔚为壮观。如:《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希钦、《罪与罚》中的马尔梅拉多夫、《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等人物形象。

“小人物”形象在进入中国时,便和中国自身的国情所结合,这一形象不再限定在小官员、小贵族身上,而是将这一形象的意义扩大化,因此就没有了俄国文学意义上那种特定的“小人物”形象了。“小人物”这一形象在中俄两国的变迁中有两部作品值得注意,即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比较这两部作品中的“狂人”形象,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物形象内在属性的不同,而且这两个“狂人”形象不仅仅是作者对于世界的呐喊,也是人类在苦闷生活下的变形与变异。

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显然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从一些材料可以看到。如在鲁迅曾在自己文章中谈到过,如:“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到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1]“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2]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一定看过果戈理的作品,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会写出与果戈理相同题目的作品。

虽然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是细读两篇文章就会看到两部作品中的狂人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形象体现出一种真实性,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体现一种寓言性。下面以两部作品的文本为中心,从四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不同属性的原因和作用。

一.立体时空与混乱时空

两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首先体现在文本中狂人所处的空间位置。空间位置指是指文本中出现的场景地点,即人物形象所处的客观环境。这里指“狂人”在文本中所生活活动所经过的地方。这些空间有些是有名字的,确定的;有些是没名字的,不确定的,而正是这种确定或者不确定性对于“狂人”形象的烘托产生着不同的作用。

在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出现的空间位置,较为明确。大体可以简略述说有这些名字:家中、“涅瓦大街”、“部长办公室”、“兹维尔科夫的家”、“戏院”、“西班牙”(即精神病院)。这些地点都是“狂人”到过,或者他的生活所经历的位置。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经过豌豆街,蛰入小市民街,再到木匠街,最后到了柯库什金桥,在一家大宅门前面停了下来”[3],这样的叙述现实地描述了“狂人”的行动所经过的空间,而且这些具体的街道名字又提高了作品的真实性,从而烘托出“狂人”形象的真实性。从这些空间位置也可以看到“狂人”行动的变化,这个“狂人”形象是运动的,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人进行着正常的交流,这种交流使他与他人的空间产生交集,进一步扩大了其自身所处的空间,这样交互的空间也进一步映衬出了“狂人”这一形象的真实性。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处的空间位置明确的只有家里和街上两处,而且文本中没有出现过“狂人”生活空间的具体名字,很难真实的具体的了解到“狂人”的生活环境,只能通过想象。从文本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两处位置并不具有变化性,因此,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空间中,“狂人”形象便产生出一种恒定不变的状态,这种不变的空间使“狂人”形象远离现实社会,从而使得“狂人”变得不真实,即一种虚构的寓言似的人物。

从上述可知,“狂人”形象的不同与他自身在文本中所处的空间位置有着重要关系。多样的、确认的地点有助于“狂人”形象的真实,而单一的、模糊的地点则将“狂人”形象剥离现实,从而使这个“形象”产生一种虚假的感觉,而这种“虚假”性的形象正是有助于将这个“狂人”形象带入一种寓言性。

作品文本中所体现的时间因素也对这两种不同的“狂人”形象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日记体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每则日记的日期,在这些日期的背后隐藏着文本背后的内容,和作品主人公一些不合理行动的原因。

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有十九则日记,每一则日记都是有日期的,从“十月三日”这样正常的日期到后面“两千年四月三十四日”这样不合理的日期,时间线总是向前推移的。“狂人”这一形象的凸显正是每天日记的积累而成。“狂人”的行动也是随着这一时间线进行的,每一天的日记中“狂人”的行动是前几天日记中“狂人”行动的积累,使得文本中的时间与现实时间是相对应。“狂人”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真实的时间下体现出他的真实性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十三则日记没有任何具体的日期,文本的序言也有“亦不著日月,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之作”[4]这样的话。即使把这些日记顺序打乱,此文本中的“狂人”形象不会有所改变。这部作品的文本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线,“狂人”的行动不随着时间线的移动而行动,这样“狂人”所处的时间线就变成固定无序的了。这样的固定无序的时间与现实时间脱离,从而使得“狂人”这一人物形象与现实所脱离,这样以后,“狂人”这一形象在于时间脱离后所承载的意义就会变得更多,使得其寓言性更加厚重。

两部《狂人日记》的“狂人”形象的真实性与寓言性首先就体现在上述这样一种不同的空间因素与时间因素中。

二.“狂人”与非“狂人”的关系

“狂人”形象的塑造不仅与上面所述的空间与时间的因素有关,还与“狂人”本身这一人物有关。“狂人”这一形象在两部《狂人日记》中都是主要人物,因此他们本身的变化是“狂人”形象最终体现的真实性或寓言性的直接因素。

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主人公波普里希钦作为狂人,表现出一种变化的姿态。从文本日记中的时间变化可以看到其慢慢变成“狂人”的过程,在刚开始的时候,波普里希钦还没有完全变疯,而且日记前每日的日期都是正常的。当他认为自己是西班牙皇帝的时候,他就完全变疯了,而那一天日记的日期正是“两千年四月三十四日”[5]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日期,从这一天开始波普里希钦完全变成了“狂人”。其向疯子变化的过程更能体现在他的日记的内容中。在“十月三日”,作品的第一则日记,主人公在路上遇到部长的女儿时,听到两只狗“美琪”和“菲杰尔”的对话,听到她们竟然在“通信”,但是她们交谈的所有语言并不能都听懂,也夹杂着一些“汪汪汪”的叫声。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人公已经开始踏入“狂人”的领域的,但是这时,理智还是主导者他。到了“十一月十一日”这天,主人公在受到科长辱骂他后,向着疯狂更进一步。波普里希钦开始去找上面提到的两只狗的“通信”,来获得部长女儿莎菲的信息,在得知莎菲将要嫁人时,主人公的理智便完全消失了,在得知将要嫁的人地位比他高时,他就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最终“成为了西班牙皇帝”。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渐渐清晰,成为一个仿佛真实存在的人物,“狂人”的真实性得到凸显。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从一出场便是狂人,“狂人”也没有姓名。整篇作品都是狂人的一些疯人疯语,我们也无从得知其成为狂人的契机是什么。在文本中“狂人”形象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狂人”成为一个恒定不变的角色,这样一种不变性,与上面所述时间的不变性相同,将“狂人”形象脱离了现实,使狂人形象不具有真实性。这种不变的人物形象其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却要比真实性人物所承载的要多,具有寓言性。

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所体现出的属性不仅与其自身有关,也离不开文本中的其他次要人物。主人公正是和這些次要人物的交流、冲突,才使得主人公的形象更为圆满。而这两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也是这样,他们和他们自己文本中的各式人物的交流与冲突,才使得这两个“狂人”形象产生出不同的属性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的次要人物出现的较为繁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次要人物有:部长的女儿、科长、女仆玛夫拉、美琪与菲杰尔两只狗等,其他出现的人物还有部长、涅瓦大街的两个女人、侍从官、“大审判官”等。这些多数确定名字的人物构成了“狂人”的关系网,“狂人”就是在这样的真实的“关系网”内确立自己的价值,以及受到他们的影响去行动。在这样众多次要人物的包围下,“狂人”的真实性得到确立。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出现的次要人物,从文本的开始便已得知其中的人物名字都是虚构的,正如书中所言“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这些人物的名字真的“无关大体”吗?想必不是如此。既然这些人物的名字都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人物也就不是那么“真实”了,他们披上了一层“虚假”的外壳——假名字。正是这种将真名隐去的做法,才使得狂人形象在这样的各式人物中去体现出他的虚假性,即寓言性。

从上面两部作品中次要人物的数量的多少,人物名字的真假的比较,可以得出次要人物出现的越多,而且其名字行为越接近真实,那么就会反衬出主要人物的真实性;而次要人物出现得越少,名字越具有寓意,那么就会反应出主要人物的寓言性。

三.“狂人形象”在社会环境中丰满

作品的社会环境是文本中的空间与时间以及其他次要人物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环境,如果说上面述说的空间、时间和次要人物是客观因素,那么他们所构成的这个社会环境是非客观的,是影响“狂人”行为以及“狂人”之所以成为“狂人”的原因。为何在他们走向狂人的过程中没有能再回到正轨,为何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可以帮助他们的人,这些都是造成其最终成为“狂人”的原因。

果戈理的“狂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九等文官,“坐在部长的办公室里给大人削鹅毛笔”[6],看上了“部长的女儿”,被科长所瞧不起。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等级不同的观念上,自己被等级高的人所压迫。而且在“狂人”的日记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对他友善的人或者帮助他的人,仿佛所有的人好像都在逼着他“发狂”,他成为了一个孤独者的。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狂人”形象也就与这样的环境相对应。由于自身的欲望得不到的满足,在自己已经40多岁时还想要去爱上十几岁的“莎菲”;也因为自身的懦弱,在得不到了之后只能沉浸到自己的幻想中,当上“西班牙皇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其命运悲剧更显真实性。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社会环境,几乎全部由“狂人”的心理活动构成,这个“狂人”形象是一个患有“迫害狂”之人,他感觉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准备吃他的,“就连赵家的狗也多看他两眼”[7],而且他有时也认为自己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8]。在他的身边之人都是正常人,都是被本时代所同化的普通的人,他在剥除了“狂人”之一属性后,与这些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并没有等级不同的观念。虽然这些普通人对“狂人”不满,但是也并不会危害其生命,这些“狂人”身边的人,比如他的“哥哥”以及仆人“陈老五”,一直在“帮助”他看病,想要纠正他的“狂”性。这样就使得“狂人”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物产生对立状态,这样的对立状态将“狂人”远离现实,成为了一个寓言式的滑稽的人物。

两部作品的“狂人”形象的不同,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们“发狂”的目的上。这样的目的都分为两层,表层目的与深层目的。表层目的指的是文本中“狂人”们的行动的目的;深层目的指的是文本外作者要求“狂人”这样行动的目的。这种目的的不同,也直接体现了两位作者创作这两部作品目的的不同。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因为爱上了“部长的女儿”,在日记中他的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来行动的。因为在街上看到“莎菲”,而听到了两只狗的对话;因为被科长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去找那两只狗的“通信”,去了解“莎菲”的生活状况;因为知道“莎菲”将要嫁给一个侍从官,而开始崩坏,幻想自己变成了尊贵无比的西班牙国王,最终变狂变疯。因此,可以从表面上看到,波普里希钦的所有行动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目的的。这种追求爱情的目的是真实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狂人”形象在这样一种目的的下的行动更显的真实。

鲁迅所创作的“狂人”形象行动的目的是避免被吃掉,这一目的在文本中随处可见。这个“狂人”有着被害妄想狂,研究出书上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他的哥哥给他请来医生看病时,听到医生临走对他的哥哥说“赶紧吃罢”[9],而联想到他的哥哥也是要吃他的合伙人;看到筷子,想到他妹妹的死,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妹妹也是被吃掉的,而又联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吃过妹妹的肉,“狂人”的所有的怪异行为与想法也都在这个“怕被吃掉”的目的下进行的。而怕“被人吃掉”这样的目的,更显现出一种荒诞性,这种荒诞的目的使得“狂人”形象更能被读者思考,思考这样一个荒诞的“狂人”的有着怎样的寓意。

这两部作品的“狂人”形象正是在这种不同目的下行动的,目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狂人”形象的不同,一个合理的行为目的容易将人物塑造成一个感觉真实的人物形象,而不合理的行为目的其目的本身就具有隐藏性,这个目的就是具有寓言性的。这两点在这两部《狂人日记》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魯迅与果戈理在《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形象的塑造是不同,由于这样的不同使两个“狂人”形象产生出真实性与寓言性的不同。“狂人”真实性与寓言性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本中时间空间因素的不同,在于次要人物的不同,在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谈,在于人物的行动目的不同。时间空间因素与次要人物属于文本的表层内容,而社会环境与人物的行动目的则是文本的深层内容,正是由于这些表层与深层内容的不同使得“狂人”形象产生出真实性与寓言性的区别。真实性体现在文本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塑造的真实而又明确,而寓言性体现在时间、地点、人物的不明确。明确了这两个“狂人”形象产生“真实性”与“寓言性”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对两部《狂人日记》深层意义进行研究。

注释:

[1]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社,2005.11,第525页.

[2]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摩罗诗力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66页.

[3]果戈理 著,满涛 译.《果戈理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第458页.

[4]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444页.

[5]果戈理 著,满涛 译.《果戈理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第472页.

[6]果戈理 著,满涛 译.《果戈理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第436页.

[7]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444页.

[8]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454页.

[9]鲁迅 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狂人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448页.

参考文献:

[1]果戈理 著,满涛 译.《果戈理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

[2]鲁迅 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3]曹靖华 编.《俄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4]陆衡.《狂人形象的选择及其比较——论果戈理与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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