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彤

在中国小说史上，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是非常重要的题材和类型，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创作数量最多，并且其艺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目前，许多研究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性构成却忽略了，笼统地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它所呈现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基本上有三个主题：回忆、斗争、歌颂——回忆苦难岁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它指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斗争学说，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系列军事斗争策略，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形成科学的体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和全军统帅，其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形成了关于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系统理论。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在全国各个战场纵横裨阖，把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灵活地、富有艺术性地运用于具体的战争实践中，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最后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的伟大正确的指导思想。

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审美原则，十七年战争小说的创作基本都是笼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环之下，在中国战争小说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能对时代产生如此之大的伟力，也没有哪一种军事思想能对一个时代的军事文学创作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战争实践中证明其正确与伟大的，所以这一时代的军事文学创作也自然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文艺思想的指引。

纵观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题材相对独立，文学积淀深厚，文化内蕴丰博，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战争进行宏观或者微观，审美与文化的艺术再现。大致可划分为两类题材：一是正面描写战争的，以史诗的气度和全景的视角描写战争的巨大规模和战役战斗的壮怀激烈，完成革命历史画卷的描绘，在思想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红旗谱》、《保卫延安》和《红日》。二是截取战争的局部画面或片断故事，通过人物的传奇经历反映战争的艰难曲折历程，借鉴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具有较浓烈的民族形式，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物性格有些单薄，思想深度也有些欠缺，但故事性强，语言通俗，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前一类题材的革命战争小说因其表现的是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因而较直接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作用。后一类题材的小说因视角的局限，则基本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文化背景和衬托。但无论哪一种类型，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可谓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与演绎，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文学相互浇铸，就像盐溶于水，味在而形不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叙述主体的英雄叙事模式

十七年战争小说几乎全部取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家也几乎都是亲历者，刚刚尘落的硝烟令他们无法忘却战争的宏大和为了伟大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灵，他们有义务把英雄的业绩和壮举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对小说题材的选取及写作可谓驾轻就熟，他们在展开英雄叙事之前，就已经按照设定的英雄理念来进行叙事，其作品中无一例外打上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烙印。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从小投身革命，19 岁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作家。23 岁投身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游击活动，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领导职务。梁斌曾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 ‘七·六’ 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 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梁斌从1935 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前十年，他写了大量文章，《红旗谱》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中初具雏形，如《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梁斌随军南下时，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这些革命经验为他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红日》的作者吴强直接参与了孟良崮战役，当时任华野六纵宣教部长的他亲眼目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张灵甫的遗体被抬下山的情景，从那刻起，他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把涟水战役、莱芜大捷到张灵甫毙命孟良崮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小说。

1947 年夏初，王震将军领导的西北野战军二纵队独四旅在陇东作战，杜鹏程带着满身的尘土和硝烟，赶上了这支部队。从此，他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47 年到1951 年，从陕北延河畔到新疆帕米尔，部队打到哪里，杜鹏程就写到哪里。杜鹏程就把独四旅十团当成创作的根据地，长期住在六连，与战斗英雄王老虎朝夕相处。基层指战员不怕牺牲，忘我战斗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杜鹏程，他曾被一位素不相识的战友掩护而死里逃生，而那位战友却壮烈牺牲。“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他有一部40 多万字的《战争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西北战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最终他写出了《保卫延安》这样的巨著。

曲波15 岁入八路军胶东公学(今鲁东大学)，1938 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开赴东北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大队和团的指挥员，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林海雪原》就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写的是1946 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过程。“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曲波《林海雪原·卷首语》)。这是“全书的第一句，也是我怀念战友赤诚的一颗心。”“在这场斗争中，有不少党和祖国的好儿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更广泛的公诸于世呢?”①

所以，作家们都对战争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体验，他们从战争中一路走过来，战争对于他们有着不可忽视与取代的意义，他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革命的伟大。

是战争开启了他们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对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来说，没有比战争更能震撼人的心灵，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政治意识，在危难的时刻，作家们发自内心地听从时代的号召，民族的呼唤，积极投身伟大的战争实践当中，怀着一颗澎湃热烈的心，把炽热的感情熔铸于笔端，高度一致地抒写着共同的文学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更加崇尚英雄主义，更加注重现实和社会意义。作品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代表了时代的政治理想和审美标准，同时也通过革命和战争战役的胜利反映了毛泽东英明的战略才能和杰出的军事智慧。

作家们要用共产党人制定的艺术规则，也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把这一伟大的革命历程记录下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扬就号召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 他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②

二、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的颂歌模式

中国战争小说一向讲述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故事，暴力政治的艺术演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本质上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面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作家的主观愿望就是讴歌，讴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领袖的英明领导，他们已经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

虽然并不是每部作品都对毛泽东形象有直接的描写，但通过陈毅、粟裕等高级将领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把握，基层指战员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执行，依然可以时时感受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领导党和人民，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调动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梁斌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文艺月报》1958 年第5 期）《红旗谱》是一部展现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和壮丽史诗，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中国文坛，茅盾称《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为《红旗谱》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别开生面宇宙新”，这部作品可谓是梁斌的生命之作，也是他一生献身中国革命事业，把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熔铸一体的结晶。《红旗谱》就是正面写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说：“我们阅读的时候就会深刻地感到，在全部作品中，作者所追求的，确信的，要以全身的力气来肯定和歌颂的，就是这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作者集中精神而全力以赴地来体现和描写艺术经验要求一种“对立的紧张来详细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

吴强在《红日》前言中说：“《红日》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的主题主旨就是从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通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于小说的题材不同，毛泽东军事思想通过各种艺术加工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正面描写的有《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侧面描写的有《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小说，都会涉及到具体的历史，这些历史问题都存着着不同层面的争议，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历史语境，都会有迥异的认识。基于作家的主观态度，以及坚定的政治立场，作品中不免带着主观情绪，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采取揶揄和讽刺的笔调，比如对张灵甫，李仙洲的形象刻画，把其描绘成狂妄骄横之徒，对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刻画，则极尽赞美，这也更加凸显了他们对党，对领袖的赤诚之心。这种过于鲜明的政治褒贬倾向也消解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致命的艺术缺陷。

三、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演绎

新时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认识，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群体，往往负面态度居多，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政治话语过于浓厚，文学艺术价值不足，主题先行，人物脸谱化严重，有违“历史的真实”。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仍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作者浓郁的文学情结所展示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文学本身来看，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仍可谓是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无论是吴强的《红日》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还是梁斌的《红旗谱》，都尝试从全景式的角度对革命战争进行描写。就像吴强在《红日》序言中所说：“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在处理历史与文学创造的关系时，作家们采取的都是以史实为依托的方法，小说并没有过分渲染政治结论，而是把笔触投向了战役本身，投向了战争中的人物，但其主旨还是所有的胜利都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运用，虽然对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做了不遗余力的颂扬，但是也能看出作家为提升作品的艺术性所做出的努力。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是通过一大批贯彻执行其军事路线的人来反映的，并化为具体的战争行动。正如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所说：“作者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主要的是采取间接的描写方法，即从对于战争发展的描写和对于所有这些人物的描写中去反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

由此，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有军人，有农民，有高级将领，也有基层指战员，他们既有英勇的豪情壮举，也有小农阶级的狭隘思想，但作家们把这些人物形象赋予符合情节发展要求的性格特征，按照线性时空结构的顺序，用传奇色彩的叙事结构贯穿起来，为当代革命战争小说构建了独特的人物谱系。并非高级将领才能突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基层指战员和农民开创了不同于古代战争小说的新精神境界。在小说中，大量篇幅描写团、营、连的基层指战员、战士以及根据地群众，作家用启蒙的眼光俯视战争中的人物，主人公一概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亢的抗日热情，积极主动投身革命战争，为战争献身，具有高尚的无产阶级理想精神境界。他们恰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兵民乃胜利之本，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支持，这也是这一时期革命战争小说结构线索的显著特点，正面战争战场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比如《敌后武工队》讲述的是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③

无论是史诗性小说还是革命英雄传奇，在“神”（共产党）、“魔”（日本鬼子或者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主题都是鬼神参照下的“人”，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映照——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兵民乃胜利之本。传奇的英雄也好，平凡的儿女也罢，都是战争的主体。

解放区的胜利和军民的战斗精神以及革命信念正是来自于对党和领袖的崇拜和爱戴，也是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坚定拥护。

结语

茅盾曾说十七年的创作应该“体验生活、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④，周扬则要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⑤。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的写作首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同时有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有对苏联革命文学的借鉴，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成谱系。无论从文学规范，还是叙事手法、审美原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模式，虽然是观念先行，但以党的指导方针为指导进行写作并保持一致为目的，也算是文学创作史上的创新。

80 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文艺政策的宽松，毛泽东军事思想一统战争小说创作的局面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勇往直前、凯歌高奏的战争欢乐气氛悄悄地被凝重深沉悲壮的战争与人道主义、战争与人性等思索所代替。战争小说创作的多元化价值取向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逐渐衰减，但可以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战争小说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个尊重历史、尊重良心的作家在面对20 世纪这一段战争历史的时候都不能不研究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