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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的本土化
——近代武汉基督教会特殊教育转型研究

2019-12-21郭卫东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关键词:学校教育

郭 卫 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本土化,从基督教会来说称“本色化”,从中国民族国家角度来说,谓西教的“中国化”,它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史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有学者甚至认为,整部中国教会史就是一个寻索及建构本土化的历程[1]。

欧美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传播地,也是近代特殊教育的发祥地,救助残疾人乃圣谕,教会于该领域有千年传统,掌握资源的来华教士顺理成章地成为近代特殊教育事业在华的奠基人。我国残疾人数量众多,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度,近代殊特教育事业之范式于兹构建,功莫大焉!但外人擅自在中国的土地上兴办此类机构,无疑对中国主权构成侵损,其渐次本土化或被“中国化”也是势之必然。湖北武汉是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重要策源地和典型转折区,给当下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可以历时深度分析的样本。

一、西人建构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规定汉口作为商埠向外人开放。武汉位居南来北往的九省通衢之要道,辐射面大,影响广被,成为教会关注的重要据点。1861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杨格非(J. Griffith)和威尔逊(R.Wilson)来汉口开教。1862年,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郭修礼(J.Cox)也到汉口。因为是新辟教址,寥寥几人难以应付中国中部的庞大局面,大卫·希尔(David Hill)等应急召而来,其曾受英国循道会委派研习神学,毕业时希望去意大利布道,但还是接受了差会派遣前往万里之遥的中国。1864年12月25日,教会为其举行牧师按立仪式,几天后,动身赴华,1865年4月2日到达目的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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