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晴 锋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拟剧、框架和博弈等不同视角分析面对面人际互动，自我是贯穿于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它从未被放弃或忽视，即使在探讨公共场所的行为时，戈夫曼也关注不同的“自我圈”或“自我的领地”[1]242。在戈夫曼那里，社会性的自我既在情境中呈现，亦在情境中形成并被形塑。在《收容所：论精神病人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Asylums:EssaysontheSocialSituationofMentalPatientsandotherInmates，下文简称《收容所》)一书中，戈夫曼探讨了精神病人如何体验制度化的生活世界，他对精神病人世界的分析包含了关于自我的重要思想。确切地说，《收容所》的主要内涵是以精神病院为例阐释全控机构的观念并论述自我的结构，尤其是通过自我遭羞辱的过程阐述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而在常态的公民社会里则很难观察到这些条件。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2]127，在《收容所》的导言中，他明确指出其意图是“提出一种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2]xiii。戈夫曼不仅聚焦于全控机构中的自我体验，而且也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他之所以关注全控机构中的自我，是因为他试图探讨互动秩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抵制与反抗[3]。《收容所》一书的出版对美国的公共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对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改革浪潮。本文主要论述戈夫曼如何在全控机构的思想框架下对自我进行情境社会学的剖析。……